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荆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在这一时期，荆楚文化也极力向外传播。首先进行交流的自然是邻近国家，在《史记》中记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埠。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吴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4]
王胜利、后德俊两位先生在《长江流域科学技术》一书中分析，这里的“蜀布”应该是指“苎布”，即采用苎麻为原料纺织而成的。再结合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麻纺水平较高，长沙楚墓中曾出土高质量的苎麻布，同一时期的其他墓葬中就很少发现这类苎麻布。据此推断，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传到古代印度的“蜀布”很可能是从楚地输出的。[5]两位先生的推测不无道理，由此我们也能推晓，荆楚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的交流早于秦汉，应属春秋战国时期。
刘玉堂先生也曾探讨，“公元前320年—前315年之间，古印度商那阎的《政论》一书中，说到当时印度已有从‘支那’贩运过去的‘成捆的丝’”[6]。而据苏仲湘先生考证，此处“支那”即指“荆楚”。[7]再加上楚国丝织业的高超水平，已发现的先秦丝织品，以楚国质量最优，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丝织品35件，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前所未有。从以上所述，基本可以确定此时楚国与印度确有交流。结合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考古发现，我们进一步确定了在战国晚期，荆楚文化与印度文化就有了交流，其媒介便是楚国引以为傲的丝织品。《世界风物志（4）·印度与南亚诸国》一书中也指出：“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各种绢制品都是由中国输入的。”[8]本书中所说的各种绢制品基本上都是从楚地输入的，再一次将楚国与古印度的交流的时间向前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南亚地区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印度外，越南、马来西亚也很早就与楚国发生交集。杰里米·戴维森在《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中说道：“在东山时期（约公元前500年或稍后），文郎文化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传播……与战国艺术初次接触，开始同印度和西亚地区进行交流，出现铁器和漆器”。[9]王胜利、后德俊两位先生认为，漆器和铁器是楚国大批制造的产品，具有很高的水平，与越南东山文化开始接触的战国艺术应该是楚国的文化艺术，越南东山文化时期出现的漆器和铁器应该是楚国的产品或是受楚文化影响的产品。[10]个人非常赞成这种观点，不管是史料记载还是近些年来出土的文物都能证明楚国在当时的漆器和铁器的制造水平在世界也属顶尖，再结合地域因素，楚国与越南的交流应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即我国历史上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越南等东南亚一带便已与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有过接触。而《马来西亚》一书则提到在本地发现公元前6世纪时的希腊特色的文物，而此物在中国古代早已仿制。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这些文物是由希腊先传到印度，再由印度传到此地，古代中国、越南、希腊三国在此地有过间接碰撞和交际，二是此物是由希腊传到中国，再由中国传到此地。从这可以推测，楚国在公元前6世纪已经和越南开始交流。(www.xing528.com)
将目光转移到北方，C.H.鲁金科先生在《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一文中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与西伯利亚已有联系，文中具体考证了苏联阿尔泰与楚国的关系，在文章的结尾，作者阐述：“我的目的，仅在于指出南西伯利亚和中亚西亚诸部落与居住在蒙古、中国地方的诸部落之间的文化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即已产生，至迟是从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中叶开始的。”[11]C.H.鲁金科先生在文中用大量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发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阿尔泰地区与中国已经开始有了文化上的交流，笔者对于先生关于楚国与阿尔泰相关的考证很是赞同。那么便可发现，一向被我们称为陆上“丝绸之路”最早开通时间要远远早于汉武帝时间，至少可以向前推到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所以临近中国的中亚地区很少发现相关楚文化的身影，但也有一些发现，如20世纪30年代在阿富汗出土过公元前3、4世纪的丝织品。因为当时北方战乱，“丝绸之路”未开，这些东西可能是由“南方丝绸之路”传过去的。[12]而南方“丝绸之路”的输出的“大国”，就是楚国，这也间接说明了荆楚文化传播的延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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