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丝绸贸易的历史与珍贵性

李会玲

中国被称为“丝的国度”，丝绸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丝绸既是高贵华丽的服饰材料，同时也是美丽的艺术珍品，是独特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丝绸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世界各地，更是出现了中国丝绸“衣被天下”的局面。

下面，笔者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丝绸的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情况作一个简略的梳理。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经初步认识并且开始去利用动、植物纤维如毛皮、蚕丝、麻、葛等作为人类早期的服装面料。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长江下游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其中良渚古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古城址，被称为“中华第一城”，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1]

1958年，考古学家发掘了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这是一处典型的良渚文化遗址。^[2]在该遗址，前所未有地出土了一批丝织品，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等，它们被盛放在一个竹筐之中。其中，绢片呈黄褐色，已经完全炭化。丝线、丝带接近炭化程度但仍有一定的韧性。

经科学鉴定，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这批丝织品的纤维原料为家蚕丝，年代距今约有4700多年，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织物，可以视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丝绸文化的源头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同时服饰文物又难以保存，我们对商代丝织情况知之不多。但我们发现，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桑”“蚕”“丝”“帛”等多个象形文字，还由此衍生出100多个有“系”字偏旁的字。^[3]除了这些单字，还有一些有关蚕桑的完整卜辞和祭祀蚕神的卜辞。河南安阳大司空商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都出土过玉蚕。这些与蚕桑丝绸有关的甲骨卜辞和遗物，都昭示一个基本事实：商代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丝织业。但是，限于材料，我们对商代以前丝绸的贸易交流情况不甚了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丝绸生产也不例外。根据文献记载，这个时期，全国著名的丝织物有齐纨、鲁缟、卫锦、荆绮，而以齐国、鲁国丝绸的产量最大，所以当时流传有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的说法。

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丝绸开始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最初的贸易形式是以丝绸进行易货交易，《诗经·卫风·氓》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段文字记录的就是一个叫氓的丝绸商人与一个缫丝女以布来换取丝绸的事实。此外，《管子》中有“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的记载，也反映了以丝帛交换谷粟的物物交换情况。另外，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载了一个贵族用1匹马和1束丝交换5个奴隶的史实。这则信息，一是说明了当时奴隶身份的卑微与丝绸的高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存在丝绸贸易的情况。

在汉代，丝绸已经作为商品进一步广泛流通。《汉书·灌婴传》载有“灌婴睢阳贩缯者也”，这段文字说明，汉代有一个叫灌婴的妇人，以贩运丝绸为职业，维持家庭生计，可见丝绸已经进入流通领域了。

西汉时期，中原地区出产的丝绸也开始大量输往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是各个民族间经济交往的重要商品。《史记》《汉书》都称西北匈奴不重珠玉，但非常喜爱锦绣，汉代朝廷每年必赐匈奴许多锦绣。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汉朝廷赠送匈奴礼物“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后汉书·南匈奴传》说汉朝皇帝赐给匈奴单于“黄金锦绣，缯布万匹”，又赐“彩缯千匹、锦四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女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这样的赠赐不止一次，而是“岁以为常”。除了赐予外，汉朝廷还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绸与匈奴、西羌、南蛮等少数民族交换各种物资。

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中国丝绸西传的发端，可上溯至公元前10世纪的周穆王时代。而考古学及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成果认为，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便有从中国本土传至中亚乃至西欧的丝绸实物例证，如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西北20千米的高村一座克尔特部落首领墓葬中，死者衣物中就有来自中国的丝绸衣物，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50年前后，这是中国丝织品在公元前6世纪已经传至欧洲的确证。在苏联的巴泽雷克地区也有类似的发现。

1976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鱼儿沟和坤县发掘出土的丝织品印痕和残片表明，在距今2300—3000年以前，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已传至西域，甚至经由波斯传至西欧。^[4]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丝绸向外传播，最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而在西方文献中，也是这个时候开始介绍中国的。公元前5世纪初叶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最早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欧洲学者，他在其著作中说，东方有“赛里斯和北印度人”。赛里斯是“Seres”的音译，是由希腊语Ser演变而来的。Ser意即蚕丝，Seres即丝绸之国。丝为中国特产，所以“赛里斯”便成为中国的代称。当时的欧洲人称中国为赛尔斯、赛里克、赛里亚、赛拉斯、赛里克斯等，其语源都来自希腊语里的“丝”（Ser）字，可见中国在和西方最早的间接或直接接触时，丝绸是重要的媒介和使者。公元前150年前后，马其顿商人从幼发拉底河出发到东方经商，曾到过中国，同样称呼中国为“赛里斯”国。

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大臣商那写有《政论》一书，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绸向印度运销，印度商人又将中国丝绸辗转远销希腊、罗马等国的故事。这个时期印度的其他古籍中也有如“中国成捆的丝”这样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左右，印度最古老的《摩奴法典》里记述了这么一条别开生面的法律：“谁偷了丝，就罚他三天之内只许喝牛奶充饥，不许吃饭。”由此可见丝绸的珍贵和稀罕，也印证了中国丝绸传入印度时间较早。

然而，由于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所致，当时能真正了解中国丝绸的人毕竟极少，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遥远的中国和它所产的丝绸都罩有一道神秘的光环，令人头晕目眩。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30年左右，马其顿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得胜回朝，在带回的战利品中就有中国丝绸。当他把这些丝绸分送给国内贵族后，他们都惊呆了，想不到人间竟有如此华丽之物。

古罗马凯撒大帝（前102—前44）有一次曾穿着中国绸袍走进剧场，引起极大的轰动，大臣们都无心看戏，目光全部被凯撒大帝精美绝伦的丝绸服饰所吸引，他们情不自禁地赞叹道：“真是一个美丽的梦啊！”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说：“公元64年罗马帝国占领了叙利亚以后，中国丝绸很为罗马人所赏识。当时及稍后，罗马城中的多斯克斯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5]罗马作家奥利略亚尼则记录 道：“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和黄金等重同值。”罗马作家培利埃该提斯也说：“中国人制造的珍贵的彩色丝绸，它的美丽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它的纤细可和蜘蛛网媲美。”

正是出于对神秘的“赛里斯”的美好憧憬，古代欧洲人对东方丝国的向往，已经到了如梦如幻、如醉如痴的地步。公元纪年初，罗马人普林尼在他的著作《自然史》中写道：“赛尔斯人身高20英尺，寿命超过200岁。” “丝茧生在树叶上，但只要取来用水湿润它，便可理成丝，织成丝绸后运往罗马，裁作贵族妇人的服饰，光辉夺目。从大地东端运到西端，当然极其艰辛。”“赛里斯以树林中出产的细丝著名，这种灰色的乱丝是在树上生长的，他们先将丝用水浸湿，再加以梳拢，于是妇女们将丝整理，再织成丝织品，行销于世界各地。”“赛尔斯人极为灵巧，大地的边缘也到此国为止。”

一直到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波金尼阿斯在书中仍如此描写：“赛尔大约像甲虫两倍那么大，它吐丝的动作如同结网的蜘蛛。赛尔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门房舍家养，赛尔吐出的丝，把自己的脚缠绕起来，先用稷养四年，至第五年才用青芦饲养，这是这种虫最爱吃的东西。赛尔的寿命只有五年。它因吃青芦过量，血多身裂而死，体内便是丝。”

这些文字说明，当时的欧洲人对蚕、蚕丝的了解甚少，难免有些臆测推想，甚至讹传误传。

中国丝绸大量运销欧亚各国，则是由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始的。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外交使团达300余人，携带大批礼物，包括数以万计的丝绸。至此，这条从长安开始，经敦煌、 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西达大秦（即罗马帝国）的通道正式开通。它沟通欧亚大陆，主要以运销中国丝绸为主，所以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个将这条交通线称作“丝绸之路”，该名称也一直袭用至今。

东汉时由于北匈奴的骚扰，“丝绸之路”一度堵塞不畅，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分别率兵联合西域其他诸国，击退匈奴，直至“丝绸之路”再度通畅。

汉代宫廷常将大量丝绸赠送给西域各地的贵族，西域的商人也源源不断地来到内地购买各种货物，其中尤以丝绸为大宗。当时这条通道上的丝绸输出量辄以千百匹计，千里边塞上，驮载着丝绸及其他物品的马帮、驼队来来往往，驼铃声声，盛况空前。

“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新疆地区气候干燥，有利于各种丝织品的保留，因此在这条古商道上留下了许多保存完好的汉唐各代丝绸，如1959年在新疆民丰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一大批质量品种上乘的丝织品，包括有蓝白印花布残片、淡青色绸衣、绣花镜袋、绣花粉袋、“万民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宜子孙”锦袜、手套、绸上衣、绸衬衣、绸裙等，都是汉时从内地输入的。而19世纪，以斯坦因等为首的许多西方所谓“探险家”也在楼兰等地盗掘了大批汉唐时期丝绸织物。透过这些丝织品，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丝绸之路”的风采与盛况。

“丝绸之路”以丝绸为媒介，横亘数万里，历经十几国，纵跨千余年，为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艺术的交流，起到了重要而独到的作用。

北方“丝绸之路”声名远播，但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也不能不提。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归国后对汉武帝说，在大夏市场上看到了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说明四川和印度之间存在着一条民间商道，可以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西南通道。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自公元前105年始，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道，中国丝绸其中包括大量的蜀锦就是从这条商道流向缅甸、印度等地，换回了宝石、木棉、犀角、角牙等。东汉时，掸国（今缅甸东北部）国王雍由曾三次派遣使者沿西南“丝绸之路”到东汉首都洛阳来朝贡。

中国丝绸还很早就向相邻的日本、朝鲜、蒙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地输出。据文献记载，在秦汉时期，江浙吴地就有两兄弟东渡日本，向日本人民传授养蚕丝织技术，西汉哀帝时，丝绸和丝绸技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三国时期，中日交往频繁，丝绸是中国赠送礼物的大宗，如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六月，倭（当时对日本的称呼）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到洛阳向魏明帝朝贡，魏明帝不仅赐封日本国使者官职，还赠给女王包括文锦3匹、白绢50匹在内的大批礼品。时至今日，日本民族传统服装“和服”，也被叫作“吴服”，就是因为它们的样式是三国时从孙吴传入日本的。

从西晋开始，不少中国人通过百济（今朝鲜）移居日本，如自称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曾率一众百姓迁居日本，他们带去了中国的丝绸与丝绸制作技术，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机人”“使人”等。同时日本政府除派遣特使到中国江浙一带进行丝绸贸易外，还从江南一带招募丝绸工匠去日本传授技艺，这些匠人被日本人叫作“吴织”，意指从中国江南去的丝绸艺人。^[6]

到唐代，中日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著名的“遣唐使”应运而生，从630年到894年，日本共遣使者19次，每次至少一二百人，一般在500人左右，最多一次达651人。这些日本遣唐使团在中国除了得到皇室赠与的丝绸外，还大量采购中国丝绸运输回国。他们在苏州黄泗港（今张家港）、刘家港（太仓浏河）、楚州（盐城）和扬州等港口船载中国丝绸以归，杜甫《昔游》中“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蓬莱”的诗句就是当时情况的印证。

中国向朝鲜输出丝绸也发生很早，如朝鲜平壤乐浪时代的古墓中就有汉代丝绸出土。唐代贞观元年（627），百济国（今朝鲜）国王遣使来朝，唐太宗回赠以帛3000匹。675年，朝鲜半岛统一，到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新罗商人很多，他们往往通过大型船队，将中国丝绸源源不断运回国内^[7]。(www.xing528.com)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兰古墓中，出土有中国东汉时期的丝绸织物，其上织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吉祥语汉字。另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瓦拉古墓出土的丝绸也很多，这些丝织物上，除绣有各种花纹外，还有“云昌万岁宜子孙”等汉语吉祥文字，有些织品上有“群鹄”“交龙”“登高”等汉语织文字样。这些都是汉代丝绸输入蒙古国的明证。

据《隋书·赤土传》记载：隋炀帝元年（607）派使携马匹、瓷器等礼物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礼物中特别包括丝绸5000匹。赤土国国王十分重视中国外交使团，派遣10余艘船只出港迎候，并以吹螺击鼓的隆重礼仪相迎。又据《新唐书》记载，印度尼西亚原本“无蚕桑”，后来中国船工带去了植桑养蚕织丝技术。

北宋时期，朝廷在四川成都设立转运司锦院，南宋时改设茶马司锦院，生产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所喜爱的各种丝绸面料。同时，还在边境水陆交通要道处，设立“市马场”，以丝绸换取供军需之用的马匹。在外贸方面，宋代对外贸易的主导产品即是丝绸和瓷器。由于北方有强大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宋代与西方贸易的陆路交通受到阻隔，因此，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宋代中国出产的丝绸远涉重洋，远达埃及东部非洲等地区。南宋时期，对外贸易的收入已经成为国库的重要来源。当时与国外所交易的商品中，丝绸、瓷器占有重要地位，有些年份甚至规定凡买外货，都要以绢帛瓷器为代价，不得用金银铜钱。

在唐、宋、元、明各代，因为丝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所以政府在杭州、广州、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专署对外贸易，主要输出品就是丝绸和瓷器。^[8]

明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中丝绸份额的不断增加，丝绸生产进一步扩大，丝绸贸易也随之兴旺。在丝绸业发达的南京城内以经营缎子、改机、丝绵、罗、纱等丝绸品的铺号共有103行之多，苏州以丝绸为主体的贸易经营也是异常活跃。丝绸贸易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苏州城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俨然一派大都市的气派。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丝绸生产相对弱于南方地区，但由于它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国家首府所在，官府聚集，达官贵人众多，所以北京地区的丝绸贸易比丝绸生产更为发达，丝毫不减江南，当时更有“天下财货聚于京师”的说法，其中所谓的“财货”就包括名目众多的丝绸。

明朝，东南沿海的泉州、漳州、福州、广州、宁波等地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这些口岸出口货物中，丝绸占很大的份额。外销丝绸远销日本和南洋诸国，仅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输往日本的生丝就达20余万斤。

除上述城市贸易与口岸贸易外，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一些丝绸业生产中心慢慢演变为丝绸业生产与贸易功能合二为一、互不偏废的中心市镇，即所谓的丝业市镇和绸业市镇等，也就是丝绸原料贸易市镇和丝绸成品贸易市镇。丝业市镇以浙江的南浔、乌青、菱湖和江苏的震泽为代表，绸业市镇则以浙江的濮院，双林、王江泾和江苏的盛泽最为出名。

南浔镇兴起于南宋，历元至明，从万历年间开始进入鼎盛期。在南浔镇，新丝上市时，客商蜂拥而至，“列肆喧阗，衢路拥塞”，“骈肩累迹不得前”。五口通商后，洋商聚集上海，南浔仍是重要的丝货集散地和转口贸易中心，“一日贸易权万金”。明代的南浔，财力雄厚，人文蔚起，气势直逼大城市，以致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说法。更有一句调侃的说法，说南浔湖丝大户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黄狗”，其意思是：南浔家财达百万以上的称为“象”，四象即刘家财产2000万、张家财产1200万、邢家财产400万、庞家160万；而财产达50万而不足100者谓之“牛”，计有梅、金、谢、张、蒋、顾、李、桂8家；财产超过30万而不足50万的则谓之“黄狗”，至少有72家。由此可见，当时南浔镇上靠售丝致富者不在少数。

乌青镇是乌镇和青镇在明清、两代的统称，以生丝最为著名。新丝上市之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云集乌青，市场异常繁荣。

菱湖镇出产的合罗丝、串伍丝、径纬丝，品质一流。每当新丝上市，“前后左右三十里”之内，“乡人贸丝，船排比而泊”。丝行临河收丝，一派热闹的江南水乡市镇气象。菱湖镇还出产水绸、纺丝绸，也是声名卓著的丝货。

震泽镇四乡农户都从事蚕丝生产，纺出生丝以后，集中到镇上，通过牙行，运销各地，丝业贸易之盛可与相邻的南浔媲美。震泽镇出产的生丝品质上乘，久负盛名，主要供应苏州织户织造锦缎等华丽、高贵的丝织物，所以震泽生丝又被称为“苏经”，镇上不少经行就是专做“苏经”生意的。

濮院镇最出名的就是濮院绸。濮院绸是我国古代名绸之一，有“天下第一绸”美誉，与杭纺、湖绉、菱缎齐名。濮院绸最大的优点是经久耐用，自从南宋得名以来，各朝历代都广泛用来制作军旗、战袍等。濮院镇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清初即变成了“万家灯火”的繁华手工业市镇，绸匹畅销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福建，远至日本、印度及南洋等地，濮绸之名，风行天下。

双林镇生产的包头绢质地精良，畅销各地。双林镇出产的双龙绫也以织造精美闻名遐迩。双龙绫绫面双龙突起，光彩夺目，密实异常，曾风靡一时，传说皇帝的圣旨也用它作地书写。

王江泾镇在明朝末年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7000多户人家、三四万人口、远近闻名的大集镇，每日出产各类丝织物超出千匹，远销四方。到清嘉庆、道光年间，王江泾镇的绸业盛极一时，有“日出万绸”之谚。五口通商后，有很多外国商人慕名来到王江泾镇，收购丝绸，兴盛一时。

盛泽镇在明万历、天启年间，丝织业盛况空前，是全国有名的绸业巨镇。当时盛泽镇人口达5万多，远近客商络绎不绝，真可以称得上是“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享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美誉。如今，盛泽镇白龙桥上还镌刻有当时的一副对联，对联的东向是“风送万机声，莫到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似饮水更思源”，对联的西向是“式郭旧规模，有客来游歌利涉；蔚成新气象，行轮无阻便通商。”该对联真实地再现了盛泽镇丝绸业的盛况。

盛泽镇的丝绸交易到清代达到鼎盛，据估计，在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间，盛泽镇周围的农村有织工8000多人，而盛泽镇上雇的丝绸织工多达几千人。当地人将盛泽镇自豪地称为“并峙苏杭”，号为“诸镇第一”。盛泽镇纺绸最为著名，畅销国内各地及南洋各国、欧洲各处，“实为吾国物特产之一”^[9]。

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纪元，更是将中国丝绸的对外传播推向一个新的广阔领域。从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船队辗转亚非30多个国家，“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他沿途所赐货品主要就是中国丝绸。

清代，中国扬州、上海、汉口、南京等城市更是中国丝绸贸易重要的集散地，市肆林立，商贾云集。18世纪中期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生丝出口商埠，而又以湖州南浔出产的“辑里丝”占有重要份额。

辑里丝在明朝即畅销国内外，由于品质上乘，其在南洋的价格高出其他生丝一倍以上。日本人同样偏爱辑里丝，每百斤辑里丝值银五六百两，价钱高出其他丝货数倍，即便这样，辑里丝仍然十分抢手。辑里丝在清朝更是一骑绝尘，独领风骚。据说清王朝内府曾规定，凡皇帝和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必须选用辑里丝作织造原料，如清康熙时织造了9件富丽华贵的皇袍，就是选用辑里丝作经线织成的。

清朝辑里丝年产量最高时达3万担左右，除满足国内生产需要外，还大量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国外。据清人《徐愚斋日记》记载：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生日时，有人将来自中国的辑里丝作为生日礼物献上，女王非常高兴。清咸丰七年（1857），英国丝业同会专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远涉重洋，来到南浔镇专门考察辑里丝的工艺。清宣统二年（1910），在由农工商部设立的“南洋劝业会”上，辑里丝以其无与伦比的品质一举夺得超等奖。1915年，辑里丝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牌，这是声名久著的中国丝织品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从此，辑里丝更是扬名海内外。^[10]

以上是中国古代丝绸内外贸易的一个简单回顾，我们发现，中国古代丝绸生产史，同时也是一部丝绸贸易史，特别是经由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及其他渠道，中国丝绸过天山，越过大漠，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漂洋过海传入南洋诸国和日本，远达西洋，这朵美丽之花广植四方，既为各国传授了丝绸技艺，也为丝绸故地中国博取了世界声誉。因此，在古代许多国家人民的心目中，丝绸与瓷器一样，同时是中国的代名词。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

【注释】

[1]周膺：《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3]刘玉堂、张硕：《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4]张硕：《巧梭慧针：长江流域的丝织与刺绣》，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

[5]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华书局2009年版。

[6]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7]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8]张硕：《长江流域的丝织刺绣》，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

[9]张硕：《长江流域的丝织刺绣》，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

[10]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姚印佛的《上海生丝出口数量》（1880—1934年）；徐轶唐的《南浔辑里丝出口统计》（1880—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