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与一带一路关联揭秘

陈美勋

春秋初年楚国仅为“土不过同”^[1]的远僻之邦，随后其威势就扩张到长江中下游的南方部分地区，使楚文化也随之侵染诸邦。楚国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与西南地区、东南地区、岭南地区等当地文化融合推进，形成了以楚文化为中心的南部融合圈。^[2]在此影响下楚服作为楚文化的多元文化的载体也顺势不断地发展、创新，在借鉴并继承了诸多姬周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融合南部各民族特色，形成了“奇谲浪漫、恢诡谲怪”的服饰文化风格。伴随着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诸邦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楚服文化不仅受到沿线诸邦国的服饰文化的影响，并且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促进下与中亚、南亚等也存在着一定的服饰文化的交流。这期间楚与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蜀、巴及滇有密切的往来，其中巴楚文化间的交流十分密切，段渝先生将他们的文化关系概括为“共生互融的巴楚文化”^[3]。巴楚文化的共生互融主要依赖于便利的交通与地理环境，他们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和边际文化进行接触与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这一过程都反映在东周巴楚的物质文化上，即巴楚的服饰文化。巴楚的服饰作为物质文化载体，将二者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交融直接反映在服饰上，使文化交流显得十分生动和具体。由此，本文以楚服文化为背景去讨论楚服尚赤与巴地的关联，一窥其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楚服文化。

楚人尚赤，以赤为贵。墨子就曾提到“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4]；楚灵王以章华台之“彤镂为美”，韦昭注：“彤，谓丹楹”^[5]；长沙、江陵等地楚墓出土黑底朱彩的漆器，也绝少例外；相对年代是战国中期的墓葬，不仅内棺以红色为主调^[6]，出土的大量衣袅也如此，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淮阳的楚车马坑，从中发现了多面战旗，全是火红的。”^[7]楚人尚赤不仅反映在建筑、漆器、葬具，服饰也亦然。近年来，在湖北、湖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其中出土服饰的楚墓集中于江陵、长沙及其附近地区。该地区不仅是东周楚国势力的中心区域，而且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多、品种丰富，应当能较准确地反映楚国服饰的生产使用情况和服饰风格特征，因此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经过对这些地区墓葬出土的纺织品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江陵^[8]和长沙^[9]等楚墓出土丝织品的用色有一个潜在的规律，即红色多施于锦绣之上，其他质地的丝织品较少见。^[10]并且据鉴定，长沙楚墓出土丝织品使用的红色原料为丹砂^[11]，且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彩绘印花丝绸织品上面有着至今仍然十分鲜艳的红色花纹，都是用朱砂描绘的。^[12]丹砂，也称朱砂，我国对于丹砂的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原始墓葬中就已经用丹砂作为随葬品；商周时期有用丹砂涂抹的织物出土；西周时，《周礼·秋官》中记载的“职金”，就是管理丹等矿石征收及发放的官职。这些说明丹砂在先秦时期是一种历史悠久、名贵的矿物，并且因为开采和提纯的不易，只有上层人物的服饰才能用它。^[13]因此，有学者认为楚服多以贵重丝织品涂染丹砂，再加上服饰的“辨尊卑”的社会功能，说明楚服尚赤的风俗应是带有政治和社会功能，表现了鲜明的等级观念。^[14]综上所述，笔者认识到丹砂对楚服色彩上的应用体现了服饰辨析社会等级的作用，反映到物质文化来说就是“以丹为贵”的风俗习惯。那么，从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也应当多有丹赤之色点缀，但是春秋时期楚墓的“尚赤”情况却不明显。因东周楚国墓葬年代久远，加上有机物不易保存等客观条件限制，发掘出的服饰材料较少，仅几个墓葬有出土，没有形成序列。因此笔者选取了典型楚文化中心区域的东周楚墓的带有“尚赤”特点且运用丹砂施色的葬具和随葬品作为比较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大致罗列，以期了解东周时期楚人运用丹砂的情况。

东周时期楚墓带有“尚赤”特点的葬具和随葬品的出土情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高应勤：《当阳金家山春秋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1期，第72页。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湖南省博物館：《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01期，第65页。
⑤ 高至喜：《长沙烈士公园3号木槨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10期，第65页。
⑥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07期，第1页。

续表

①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乡牛行山一、二号大型战国木椁墓》，《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
④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⑤ 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1975年第2期，第49页。
⑥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71页。
⑦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续表

① 何介钧：《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2年第2期，第39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

由上述可见，春秋时期楚墓随葬的棺木内棺较少形成像战国时期内棺髹红漆的葬俗，并且春秋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用红漆的比例也较少，多用黑漆或黑漆为地上绘彩纹。战国时期的楚墓髹红漆的风俗不仅反映在棺椁上，而且在随葬品也呈现内髹红漆或绘朱彩的特点，俨然呈现一种普遍运用丹砂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大中型墓中，个别小型墓也存在。由此，按照中国古代墓葬“视死如生”的葬俗，我们可以推测春秋时期楚国获得丹砂量较战国时期少，所以运用到墓葬里的丹砂量也少。然而，丹砂在东周时期是十分珍贵的上品，《管子·地数》载：“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在《史记·货殖列传》载：“江南出相、梓、葺、桂、金、锡、连、丹沙、犀、琦帽、珠矶、齿革。”丹砂与珠玑、犀角、象牙等作为贵重的物品入贡和商贸往来。那么，楚人从春秋到战国时期运用珍贵的丹砂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丹砂通过什么方式或者渠道供给？这与“楚服尚赤”之俗又有什么联系？

《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砺砒碧丹，惟捆鳃格。”丹，指丹砂，是南方荆地的特产，楚地本有丹砂的矿产，即可以满足楚人“尚赤”的需求。楚人尚赤，有学者分析为是因楚人崇祖（确信自身为火神的嫡嗣），崇巫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15]，致使丹砂在楚人心中有神圣的地位，所以在春秋时期的淅川下寺的丙组墓葬中直接在棺内、棺底撒朱砂的情况。但是与战国时期的丹砂用量相比是十分微薄，那战国时期的楚人是从哪找的如此大量的丹砂？《说文解字》载：“丹，巴越之赤石也。”巴地产丹砂。 《世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巴人还炼丹砂，《文选·左思<蜀都赋>》有载“丹沙赩炽出其坂”，李周翰注：“赩炽，赤光，丹砂色也。”巴人还将丹砂入贡中原，《逸周书·王会》云“卜人以丹砂”，采集和冶炼丹砂成为巴人主要的产业。

东周时期巴、楚两国交往甚密，从地域上看《淮南子·兵略训》有云：“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楚国对巴国以包围之势，与之相邻。不仅如此，西周时期巴和楚均为周的南土，如《左传·昭公九年》载：“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时期，巴、楚之间数相攻伐，巴曾一度成为楚的附庸。战国时，“楚得枳而国亡”（枳即今涪陵），枳被楚人占领后，有不少巴人流入楚地。^[16]由于空间地域、文化交融的密切和频繁，使得巴、楚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明显带有“巴中有楚，楚中有巴”的因素，促使二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交流日趋频繁。有学者以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考古资料及文献材料综合分析楚的西渐与巴国的影响，得出了下述结论：西周时期楚灭位于峡东的夔国，宜昌秭归地区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但势头弱，仅表明楚文化已渗入这一地区。春秋早中期，西陵峡地区楚文化已经占领绝对优势。春秋战国之际，巫山、奉节地区作为楚的西部边疆，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从整体文化面貌上可归入楚文化遗存。巫山、奉节在春秋中晚期被纳入楚国版图。^[17]《山海经·海内南经》载：“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这就记载了巫山地带有山名丹山，居丹阳南，今湖北秭归，地处西陵峡上游。山名应与其丹砂有关，然而这一带也正好靠近楚西。战国中期前后，楚占领巴国的中心地区云阳、忠县等，出现了典型楚墓。“楚得枳而国亡”^[18]，楚顷襄王灭巴。楚向巴故地大举移民，进行各种具有资源掠夺性质的生产活动。^[19]枳，今重庆涪陵，巴国先王陵地所在地，指国都。《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涪陵也是巴国丹砂的重要产区，《后汉书，郡国志》载言产丹之县即有涪陵。《图经》明确说“丹砂出自符涪陵山谷中”，晋人徐广注云“涪陵出丹”。巴清其先祖相传为枳地之人，^[20]从事丹砂矿的贩运，《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综上所述，通过考古学的观察从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与巴国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楚对丹砂的占有量，其方式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点：第一，推测楚向西扩张的目的之一就是企图获得丰富的物产资源，其中对于丹砂资源的争夺，对内可以满足上层阶级的需求，对外作为贵重物品的丹砂可以获得不菲的利润。春秋时期楚国对巴国的丹砂没有控制，可能仅仅依靠国内自身的丹砂矿产，伴随着春秋末战国初对于巫山的控制，楚国开始对其大量运用，直到战国时期楚国占领了涪陵，在墓葬内大量的运用以丹砂为矿物染料以满足其极致的“尚赤”风俗。第二，最能保障丹砂稳定且源源不断地运到楚国的基础就是稳定的交通，也就是楚、巴两地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交流。鄂君启节中舟、车两节所规定的水陆行程，车节中规定禁止载金、革、黾、箭等军用物资北上，但在舟节中并无此规定。^[21]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楚对南方统治的稳固^[22]，笔者认为还反映了楚与南方各国商贸交流的成熟与繁盛，这与南方“丝绸之路”稳定的商贸关系有很大的原因。《华阳国志·巴志》载：“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折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其中“丹涪水”，就是以运输丹砂而得名，涪陵出产的丹砂是从郁江入乌江再转入长江外运销售的，^[23]也证明了丹砂从涪陵供给楚商的商贸往来。就算如第一点提到的通过征伐来获取资源，最后也需要畅达的交通网来保障资源的源源不绝。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具体路线的实际探查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即“整条南方‘丝绸之路’分为国内和国外两段，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之后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东路从成都南行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之后，从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这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又称‘滇缅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国外段”^[24]南方“丝绸之路”除主要干线外，还有部分支线。其中主要的支线有东驿道，这条道路是在战国楚将庄蹻入滇道路基础之上而形成发展的。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徇，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但是，笔者认为楚国与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联系应该更早，因为文中载楚王“使”楚蹻入滇，莫不是早已有往来，那就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仅如此，通过巴地丹砂的运输，也证实确有贸易通道，保障了东周时期楚国不断增长的丹砂需求。便利的交通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巴地丹砂的不断供给影响了东周时期楚文化，也成就了楚服文化的“尚赤”之风。巴、楚两地在服饰文化上的交流，也不仅仅在丹砂颜料供给关系上，还有服饰纹样影响等等，如在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刺绣纹样“龙凤虎纹绣”等，也亟待我们继续去探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注释】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48页。

[2]李玉洁：《楚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段渝：《巴、蜀、楚的文化关系》，《巴中日报》2018年10月20日第006版。

[4]墨子著，方勇译注：《墨子·公孟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

[5]左丘明：《国语·楚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www.xing528.com)

[6]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马王堆汉墓的内棺皆全髹朱漆，即内棺的内壁遍满朱漆。

[7]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8]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9]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10]夏晓伟：《从楚墓出土丝织品的色彩看楚人“尚红”》，《江汉考古》2003年第3期。

[11]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12]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2页。

[13]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14]姚伟钧：《简论楚服》，《江汉论坛》1986年第11期。

[15]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16]薛新力：《略论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的关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06期。

[17]朱萍：《楚文化西渐——楚国经营西部的考古学观察》，巴蜀书社2010年版。

[18]刘向：《战国策·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9]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20]李素祯：《巴清丹砂矿》，《东疆学刊》1985年02期，第85页。

[21]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釋》，《考古》1963年08期。

[22]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页。

[23]蔡盛炽：《解读黔中盐丹文化》，《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

[24]段渝：《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