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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传播至淮夷地区

时间:2023-07-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蔡昭侯钟上赞颂楚王、表达忠心的铭文是否发自肺腑不遑多论,但蔡国受到楚国的严密控制和荆楚文化在蔡国的大行其道却由此可见一斑。而因管控力度不足,故荆楚文化在群舒之地的传播也较为缓慢。直至春秋后期,楚国吞并群舒,先进的荆楚文化才迅速在群舒故地广泛传播开来,群舒原本的土著文化色彩随之逐渐消失,群舒文化日趋楚化。

荆楚文化传播至淮夷地区

楚人自商末“鬻熊子事文王”,周初鬻熊曾孙熊绎受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2]。立国之后,十数代荆楚先民以汉水流域为中心,开疆拓土,融合中原礼乐文明与土著之俗,大抵在公元前6世纪前期、问鼎中原的楚庄王时代,荆楚文化脱胎换骨,构建起以礼乐文明为核心、兼采少数民族之俗的完整文化体系,其文明程度在长江流域独树一帜,于北方黄河流域诸国也不遑多让。

在此前后,由于北方齐国晋国的强盛,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楚国势力的北扩,楚国疆土的主要增长点日渐转向东方。江淮地区的蔡、舒、徐等国首当其冲,不断遭受楚国的军事打击,强势的荆楚文化也随之而来,深刻改变着当地文化的面貌。

蔡国是地处淮河中上游的姬姓诸侯国,早在荆楚文化完全成熟前半个多世纪即为楚国附庸,见证了楚国势力由北进向东扩的转变。公元前7世纪前、中期,楚国北进势头迅猛,相继灭亡了中原偏南的申、息、邓等国,并威服黄、蔡等国,此后又屡次向中原腹地郑国发动进攻。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为解郑国之困,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联军伐蔡,最终使楚国与八国达成“召陵之盟”,楚人暂时中止北进,转而沿淮水东扩,而原本处于楚国北进之路上的蔡国转而成为楚人东扩的必经之地,受到楚国更加严密地管控,其文化也被逐渐纳入荆楚文化体系之中。

从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蔡昭侯墓来看,[3]其随葬品的礼器组合是与大型楚墓相同的鼎、鬲、簠、敦、缶、盘、匜,所出的21种青铜礼器绝大多数见于淅川下寺楚墓,且随葬青铜器器形也深受楚风影响:侈耳、束腰、浅腹、平底、蹄足,腹周有6只兽形附饰的升鼎以及迥异于中原地区矮足鼎的瘦高乔鼎,无疑都是习自楚人青铜器形创新的产物,此外如汤鼎(小口罐形鼎)、球形敦(稍椭)和盥缶、尊缶等器物也都常见于楚墓。

再从艺术风格上来看,蔡侯墓青铜器群的纹饰多蟠屈细密的“蟠虺纹”,与淅川下寺楚墓的青铜纹饰如出一辙,而这种细密的蟠虺纹正是楚式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再外如怪异的攀附兽和铸镶的红铜图案,也都楚风十足。

最后,蔡昭侯墓还随葬有大量漆器,其残存漆皮的纹饰风格也与楚墓出土的漆器别无二致。更有甚者,该墓出土的蔡昭侯钟铭文“有虔不易,左右楚王”一句,[4]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自己追随辅翼楚王的决心。蔡昭侯钟上赞颂楚王、表达忠心的铭文是否发自肺腑不遑多论,但蔡国受到楚国的严密控制和荆楚文化在蔡国的大行其道却由此可见一斑。而作为文化昌明的姬姓诸侯国国君墓地能够如此大范围地接受并运用楚式随葬礼器组合与器物、纹饰和漆器,更充分说明了春秋晚期的荆楚青铜文化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了。(www.xing528.com)

在控制了淮河中上游的蔡国之后,楚国势力继续沿淮水东进,至于中游的群舒和下游的徐国。舒即群舒,乃春秋之时广泛活动于江淮之间的众多偃姓小国的总称。在楚人、吴人到来之前,群舒长期为江淮间最大的一支部族,其族属因其地望位于江淮之间,故多被确认为淮夷族。群舒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对落后,春秋时仍采取氏族组织形式。春秋中期以后,楚人逐渐控制群舒,亦仍因其旧,采取间接统治。而因管控力度不足,故荆楚文化在群舒之地的传播也较为缓慢。直至春秋后期,楚国吞并群舒,先进的荆楚文化才迅速在群舒故地广泛传播开来,群舒原本的土著文化色彩随之逐渐消失,群舒文化日趋楚化。如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原本的折肩鬲被楚式鬲取代。再如舒城河口墓出土的小口鼎,即与淅川下寺等楚墓出土的小口鼎为同类型的楚器。

最明显的是,1980年发掘的安徽舒城九里墩墓,其下葬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其盗墓劫余的170余件青铜器器形和以蟠螭纹、蟠虺纹为主的纹饰来看,至少此时群舒高级贵族墓[5]的随葬器物已与同期蔡器近似,或纯为楚式,或颇具楚风,且从考古报告“板下垫有10厘米厚的白膏泥”和“在墓的西边和南边有大量的漆器残迹,黑色漆皮和朱绘纹饰的漆皮叠压十多层”的叙述来看[6],楚国的白膏泥葬俗和漆器也已传入群舒。

值得注意的是,随葬青铜鼓座上可辨认出“以诱楚师”等字[7],这与《左传》“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吴国使舒鸠诱楚人一事相合。在春秋末年吴强楚弱、群舒叛楚从吴的情况下,舒国高级贵族墓葬仍大量采用楚国葬俗和楚式青铜器型与纹饰,说明春秋战国之交淮河中游的群舒之国,确已接受了先进的荆楚文化。

淮水下游的徐国为群舒的同系异支,其文明程度远胜群舒,青铜文化颇为发达,其国力也是淮夷之中的最强者。但在春秋中期以后,不断遭受楚国的军事打击和强势文化渗透,其青铜文化的面貌也随之楚化。如出土的两件春秋晚期徐王庚䋣鼎[8],皆深腹、圜底、附耳、兽面蹄足,颈、腹、耳均饰蟠虺纹,其形制和纹饰显系受楚风影响,而鼎名“䋣”也见于淅川下寺楚墓。再如春秋晚期的徐王义楚炉盘底铭文还出现了“令尹”的官名[9],令尹为楚相之称,徐王设此官职,表明不仅是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就连徐国的官制也日渐楚化。

至战国前、中期,吴越两国相继衰落,楚国逐渐吞并淮北。[10]至楚威王时期,楚国击败越国,尽收淮南之地。[11]与军事行动相配,楚移民接踵而至,淮水流域的楚墓日渐增多,而当地土著的文化也被正式纳入荆楚文化体系之内,与两湖楚文化风貌趋同。战国后期,由于在西、北境疆土的不断沦丧,楚国都城东迁至江淮地区,楚国贵族及平民大量涌入,江淮地区成为楚国新的统治中心区和文化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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