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正明于1993年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概念以后，我们注意到四川师范大学于2007年设立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组。众多专家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于2008年8月由巴蜀书社出版了80余万字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其主要观点是：“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今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跨入外域。”[25]至于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开辟的时间，他认为：“早在商代已初步开辟，到春秋战国时代则更加繁荣。”[26]
四川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我认为这条“丝绸之路”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在春秋战国时，这条“丝绸之路”与楚国是相通的。因此，也可以说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蜀道，而此蜀道的起点是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对此，学者多有论述。
刘玉堂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以拒之”。有学者认为楚扦关即原巴之江关。可见至战国中期楚国已控制了三峡航道。《战国策·燕策》记秦巴蜀后宣称，蜀地之甲，可以方船积粟，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而无劳顿之虞。可见，楚国当时的水路已穿过三峡而直达四川境内。[27]
现今的四川、重庆地区，古代被称为巴蜀，考古工作者从该地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楚文化的遗存。1981年10月至1982年3月在四川荥经曾家沟发掘了战国早期的墓葬6座，“均具有楚墓的结构特征”[28]。此前发掘的“新都战国墓具有相当浓厚的楚文化因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座颇为典型的楚文化墓葬”[29]。其中一件器物上有“邵（昭）之食鼎”的铭文。邵（昭）氏是楚国有名的氏族之一，楚昭王就是邵（昭）氏家族的典型代表。1986年6月在荆门沙洋发掘的包山大墓其主人就是楚昭之后裔邵力它，官为楚国的左尹，掌管楚国司法。学者后德俊认为：“带有邵氏铭文的器物在新都出土，说明当时楚人极有可能屯驻蜀地。楚人的西进给巴蜀之地带去了楚文化。”[30]
东晋人常璩，在其所著的《华阳国志》卷三中，在介绍“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时，曾说明巴“水通于楚……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足见巴蜀与楚的交通已是相当畅通的了。
四川学者方国瑜认为：“开通中印经济、文化交通，始于公元前4世纪……很早时期，楚、蜀商贾在西南地区活动，不乏远走身毒之徒。”[31]此处“身毒”即为现印度的古代名称。
以上学者所言使我们更加相信，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丝路中应该还有一条从楚郢都出发，溯长江而上巴蜀，经成都出云贵去缅甸、印度而至地中海沿岸的通道。这条贸易与交往的线路我们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蜀道。由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应该由楚蜀云贵和楚湘云贵去外域的两条陆上通道和一条由两广而越南经马来半岛去印度至希腊的海上通道。
这是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又一个例证。
（作者单位：武汉自然博物馆）
【注释】
[1]新华社记者陈新洲、刘凉：《中国史学家研究表明：南方也有“丝绸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2月20日。
[2]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3]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4]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5]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6]饶宗颐：《梵学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7]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24～125页。
[8][印度]Haraprasad Ray教授：《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477页。
[9]见《太平御览》卷776。
[10]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158页。
[11]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www.xing528.com)
[12]雷加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云南商品货币》，《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77页。
[13]R.C.Majumdar：Ancient Indian Colon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Rsia，Raopura，Baroda，1955，P4。
[14]方国瑜：《略说战国至汉初的西南部族社会》，《研究集刑》1982年第1期。
[15]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
[16]谭·夏里臣《1964年马来西亚最近考古发现》，《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五分会报》第28卷第1部，1965年。
[17]《世界风物志》联合编写小组：《世界风物志（4）·印度与南亚诸国》，台湾地球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18]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19]沈伟福：《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0]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67页。
[21]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22]沈仲常：《楚国灭巴考》，《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23]饶宗颐：《梵学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24]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学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25]段渝：《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5页。
[26]段渝：《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6页。
[27]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28]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29]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30]方国瑜：《略说战国至汉初的西南部族社会》，《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31]方国瑜：《略说战国至汉初的西南部族社会》，《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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