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其形成过程不像汉代张骞开辟的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由官方带着出使西域的浩浩荡荡队伍开通的；而主要是由民间分段辗转接力式开辟的。开辟过程中有贸易往来，民族迁徙，部族之间的交往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都是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的显著特点。

先说贸易往来。据考古发现分析，楚国与南方或西南的贸易主要以输出丝绸、铁器等手工产品为主；而从南方或西南方输入楚国的则主要是珠、贝等自然特产和黄金等矿产品。通过南方和西南再与缅甸、印度等地贸易，从而使中国的丝绸出现在希腊等地，而希腊等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也得以来到楚国。后德俊说：“从时间上看：公元前5世纪印度所有的绢制品是从中国输入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希腊人已经了解并可能使用了中国丝绸；公元前5—前4世纪楚国玻璃兴起。西方生产的‘蜻蜓眼’式玻璃珠通过这条传播路线，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传到楚地”^[18]。后德俊这样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沈福伟根据对古代希腊陶器彩绘人像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19]至于希腊烧珠，“在东爪哇的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多尔门（石室）中，曾经有公元前6世纪时的蓝色白眼烧珠出现”^[20]。在中国，“河南固始夫差夫人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墓葬年代为公元前504年），是夫差攻占楚国‘番’时的战利品，该玻璃珠在外形及化学成分上均与西方同时期的玻璃珠十分相近，应为西方产品”^[21]。这条分段辗转接力式的民间贸易通道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民族迁徙和部族交往。众所周知，在西周时期，楚国还是一个“辟在荆山、土不过同”的蕞尔小国，经过几代人“筚路蓝缕”的努力才逐步发展成能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大国。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吞并融合了许多诸侯国和部族。在这些被吞并与融合的诸侯国和部族中，一些人留下，也有一些人逃亡迁徙。由于当时北方的诸侯国兵强势大，因而主要是向南逃迁。原来生活在汉水流域的濮人，就是在楚武王时，被迫南迁的。开始迁到长江以南的石首、岳州一带，随着楚国势力的向南发展，又有一部分濮人溯沅水南迁到贵州、滇东一带，甚至到与缅甸接壤地区。沈仲常在《楚国灭巴考》中写道：“楚国南有巴渝，过江南黔中之后，形成了楚国西包巴蜀的有利形势……巴受楚的威胁和压迫，逐步向西南方向迁徙。”^[22]楚国南平百越的过程中，越人南迁，及至中缅边境地区。饶宗颐考证：“西南夷人都以越为通号，远至云南边境尚且如此。”^[23]以上这些南迁的民族，出于对故土的情感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就自然而然地在楚地和其居住地之间建立起了一条天然的纽带。费孝通曾提出著名的“民族走廊”概念。其意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山川）向外迁徙的路线。在这条民族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聚居区存在着“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的论述”^[24]。在这三条民族走廊中，“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都是当时楚地民族与南方民族沟通交往的必由之路。(www.xing528.com)

最后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战争。查阅楚史可知，楚国在其800余年的拓疆扩土过程中，大约先后灭掉了70多个小国。仅开拓东夷、南蛮和西南夷疆土的过程中，就融合了百濮、三苗、苍梧、干越、扬越、于越、东越、南越、闽、瓯、西瓯、虎夷、淮夷、卢戎、蛮子、阴戎、陆浑之戎、允姓之戎、巴、蜀、氏、羌、且兰、夜郎、牂牁、灖莫、滇、昆弭等众多的部族和民族。在用兵过程中实现部队交往与民族融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庄蹻入滇”的故事。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楚威王当政是在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之间，庄蹻从那时起就定居于当地，建立了滇国，成了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代“滇王”。他作为内地第一个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人物，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云南，加速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使南方“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