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德俊认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已经知道中国的丝绸……他们所知道和使用的丝织物当然也只能是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丝绸可以运到希腊，希腊（包括其他一些地区）的物品也可能运到中国，交流总是双向的，希腊等地运到中国的物品中就有玻璃。”[2]这种玻璃中有一种叫做希腊烧珠的“蜻蜓眼”式的玻璃珠。这种“带有西方风格的‘蜻蜓眼’式的玻璃珠与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剑同时在广东肇庆战国墓中发现……它证实了楚文化与南方的交流中，已经与传到该地的西方文化有了接触，从而也说明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已在间接、辗转式的进行中”[3]。“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相当于我国历史上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东南亚一带既与楚文化有过接触，也同印度及西亚地区进行交流。当然，东南亚一带也就成了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的地区之一。”[4]“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前224年侵入西亚、伊朗和印度等地，腓尼基商人经营的商品有杉木、橄榄油、紫色染料、织物和玻璃制品，同时还把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香料以及西亚的珍珠转卖给希腊、罗马”[5]。
饶宗颐认为：印度《国事论》撰成于公元前4世纪……以此推知中印之交往，早在《国事论》成书之前[6]。
陈茜认为：“在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185）……同东方的缅甸、中国，西方的伊朗、西亚诸国以及埃及都有贸易往来，中国丝绸不仅运销到印度，而且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7](www.xing528.com)
印度学者Haraprasad Ray教授说：“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荆’（Jing）的强盛的封建国家，也称作‘大楚国’（前841—前223）。荆国疆域广袤，东抵大海，兼有中国南方和西南大片土地。很有可能，中国（China）名称之外播就是这块繁荣地区通过产丝的南方省与中国西南部有联系所致。随着中国与域外丝绸贸易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发现，其时代已上溯到公元前第5和第6世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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