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返京，言于汉武曰：“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身毒即印度的古译音。这就是说早在汉代前中国与南亚大陆已有物质交流之通道了。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开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即印度）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免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汉武帝为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达到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十多年来他曾多次派人到滇国，希冀打通前往印度与大夏的通道。但一直受到滇国阻挠，始终未能成功。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一路打到滇国迫使其投降，将滇国改置为益州郡，纳入汉王朝版图，这才正式打通了从云南通往印度、缅甸的官方通道，此即滇国早已有的通往身毒国的所谓的“五尺道”，它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从此正式载入了史册（它是南丝路的西线，此后又打通了中线与东线）。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一条纵贯穿我国西南方的南北大通道。该路不断延伸，到唐宋时，尤其是明清之际，演变成茶马古道。即通过马帮的运输，将川、滇大宗的丝绸、茶叶、盐、糖、布、线等生活日用品与康藏、南亚的马匹、皮毛、藏红花、麝香以及蜻蜓眼之类的珍稀物品进行了大量的商贸交流。这条由中国西南到缅印，再从缅印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以及欧洲和埃及的路线，不仅对我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力地促进了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从边城变为物资输入的战略要冲。南方“丝绸之路”也进入了自开通以来最为繁盛的阶段，它每天从烽火线上抢运着供应内地稀缺的武器弹药、医疗设备和生活物资，为保证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新中国建立后，铁路、公路日益扩展与发达，南方“丝绸之路”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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