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念是人类文明结出的丰硕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与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它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要继承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新的文化，更好地宣传中国形象，有效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现。

1.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是新的国际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初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具有国际主义的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它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中，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理论原则是新型义利观，其建构方式是结伴而不结盟，其实践归宿是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其理论来源和价值目标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有中国传统智慧，而且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下主义”“和合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相结合，在21世纪的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国际主义”。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在客观上为合作提供了机遇，而全球经济的疲软以及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使得世界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的呼声不绝于耳。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内发展条件允许以及外部环境成熟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创造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说，这一理念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的出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迎合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诉求，是新时代下的中国核心外交理念，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重要标签。作为当下中国核心的外交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中国人的“中国梦”和“世界梦”，它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同时又在当代固有中国外交理念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体现了中国智慧。

基于“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伟大实践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站在全人类命运角度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方面的一种构想。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思想内涵：一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共同体，国家不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行为体。尽管国家之间的国际规范依然存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全球治理规范、国家内部的国家治理规范和社区治理规范也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共同体，彼此共生共存、共同发展。二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是人类命运。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驱动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而存在，命运与共、风险共担。三是未来世界秩序的主线是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人类社会的“类本质”的整体存在始终高于作为个体的存在和作为群体的存在，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再复杂，也阻挡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整体利益。

2.“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是化解“文化入侵”的保障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某些弱小国家和民族，倡导“求同存异、和合包容”的理念，既要加强对他们的“文化援助”，又要消除他们对中国文化于他们本国文化威胁的担忧。

中国同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欺凌，深知独立自由之可贵，当然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强加在它们身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运用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实现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各沿线国家可以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国家的跨越式发展。过去，我国的对外建设和对外援助都是政府间的、以经济合作为主，当地居民不配合、不理解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后我们要把对外建设、对外经济援助与文化援助结合起来，一边搞建设，一边培训当地工人，并在当地设立学校免费教授中国文化，让他们在学习技术和汉语的过程中，听到中国故事，了解中国主张。我们不是把“和合包容”的理念强加给当地人民，而是在“和合包容”理念的指导下，既尊重、学习和吸收各国文化，又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文化，通过平等交流，准确理解对方的意图，减少误解，保持合作的长久和稳定。

“一带一路”建设虽然应该以陆路建设为主，但是笔者认为，文化沟通上可以从东南亚国家开始。从地缘上说，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很多属于中华文化圈，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更容易接受中国文化和政治理念；从历史上说，东南亚国家处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与中国交流频繁，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当代中国的外交观念，其本身的外交理念也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上说，无论是“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获得了高度认同。这些都是中国重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优势。

3.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念

尽管中西方都有“共同体”思维，但是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是大同世界的伟大理想，重在体制建构和秩序维护，有外在的强制作用；西方的共同体理念发展成果是“社群”，就是处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关心精神共同体的形成，重视价值认同。所以用西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宣传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才能实现有效交流与对话，消除西方的担忧。(www.xing528.com)

“社群”（Community）通常被译为共同体或社区，源自于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合群是人的自然本性，在人类结成的所有社群中，以政治社群为最高社群，因为它本质上追求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希腊城邦就是这种为实现某种善业而结成的政治社群，城邦公民的公共利益由此而得以显现。

西方社会的精神共同体，既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了达到最大和最高的善而组成的人类团体或人类关系，即政治共同体。又是滕尼斯所言的，基于自然意志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对共同体主义者来讲，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型，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每当社会进入关心物质比关心人类自身更重要的“冷漠时代”，就会出现对理想社会的重新设计，就会产生对精神共同体的新的设想。

西方当代共同体主义者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滕尼斯等人关于共同体的基本思想，把共同体“看做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共同体不仅仅是指一群人，它是一个整体”。而且，西方当代共同体主义的共同体因为更加注重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理想、道德传统和政治信仰等因素，所以，他们实际上论述的是精神共同体。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了“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架构并非是一种正式的国际秩序，而是一种非正式、不成文的区域合作观念和合作路径，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前途和中国道路的一种战略判断和战略选择，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中国将走一条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大家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不断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境界。这一判断和选择既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民族之存在，赖于有一定规模的生生不息之人口、必要的物质基础及作为民族魂魄的文化传承。文化之异同，取决于作为其内核的精神。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首先是指文化精神即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其次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行为模式。当今世界主要的文明形态中，西方文明以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为源头，并非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传承，核心是基督教精神；伊斯兰文明由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和突厥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演化而来，核心是伊斯兰教精神；印度文明并不是古印度文明的延续，核心是佛教精神。这三大文明的核心都是宗教精神，不但相互之间难以相容，甚至内部也教派林立。只有中华文化不但千年一脉、源远流长，而且从来没有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权。梁漱溟先生曾说：“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维持树立其文化的统一者，其必有为彼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即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屡经外族侵袭而不易，所凭借的，便是流淌于中华文化血脉中的“和合包容”精神。

从认识论上来看，不同于西方文明中的“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中国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人看待世界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相对立，而是强调将主体融于客体，将自己融入世界，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之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论基础。

湖北在实施荆楚文化“走出去”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只重视精神文明，而轻视物质文明，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二是只重视传统经典文化，而轻视当代创造，没有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三是只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群众的广泛参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本。

总之，包含荆楚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人学”，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人而上升到人的集合——国家、社会，这种文化来源于实践又归于实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动力。历史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无用的，荆楚文化血脉中流传的“自强与竞争性、开放与包容性、继承与创新性”精神在今天的国家、民族、文化交往中仍具有非常可贵的指导价值，尤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交流、传播，对于中国重获文化话语权的尝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中国以“自强不息、包容和合和开拓创新”精神来解决国家间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一旦成功，也将为解决全世界所共同面对的“价值观困境”提供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