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量的史料研究和文物考古资料的佐证，所提炼出来的楚文化精髓，主要有五种精神，即：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兼收并蓄、崇武卫疆、重诺贵和。
1.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的精神
艰苦创业的精神核心就是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探索楚人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一千多年。在商周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大地，楚人熊绎被周天子封于楚蛮之地，居丹阳。楚人之祖祝融，是火正官，司天文，主四时，因火正称职，百姓称颂。楚先人鬻熊因灭纣兴周有功，才有楚人成为封国之君。在西周时，楚国还是个弱小的国家，其国土方圆不过百里，是“蕞尔小邦”。史书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就是在一片荆棘中建设家园。后来，从熊绎开始，经过数代人的努力，通过艰苦创业，国力不断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先后并吞了60多个国家，由一个方圆不到百里的蕞尔小邦发展成为泱泱大国。史书记载，战国中期的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2]饮马黄河，问鼎中原。通过艰苦创业，从熊绎开始，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国力不断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先后并吞了六十多个国家，由一个方圆不到百里的蕞尔小邦发展成为泱泱大国。
2.追新逐奇，即开拓进取的精神
开拓进取的精神实质就是勇于挑战和积极参与竞争。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如楚君熊通自号称王。西周制度封国之主称君不称王，熊通要求周王封其王位，周王不同意，熊通就自行称王。熊通称王之后，首先灭了权国，改为权县，地点是湖北荆门，主要在今沙洋与当阳交界处。权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制县，县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从权县开始，沿袭至今没变。这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化，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楚国是勇于革新的国家，楚国著名的吴起变法早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在楚国历史上是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它推动楚国走向兴盛。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3.兼收并蓄，即开放融合的精神
开放融合的精神基础就是有容乃大、取长补短。在先秦的诸多民族中，楚人民族偏见少，主张民族与文化融合，融合其他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包括来自南洋、西亚的文化在内。如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在一起，由南亚转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比“丝绸之路”大约要早4个世纪。楚人没有民族优势可依，没有坚固的城池可恃，只是善于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如青铜冶炼，是楚人学习中原、吴越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春秋早期，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落后于中原诸夏，甚至不及东南的扬越，但在楚伐扬越并占领其青铜冶炼基地铜绿山及其附近地区后，就把越的冶炼技术与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的优质青铜器，而且创造出中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以及黑漆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终于后来居上。楚国兵器制造不仅吸收北方诸夏陆战兵器的长处，而且吸收了南方水战兵器的优点，从而形成兼容南北的楚式风格和楚国气派。楚国的兵器制造技术原本落后于诸夏，铸造技术也落后于吴越，春秋中后期，楚后来居上。春秋晚期及战国楚墓出土的青铜剑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居列国之首。多头戈、多头戟和弩机均为楚人发明。铁兵器也是楚国最先使用。1984年从当阳曹家岗五号墓出土了一件铅锡合金甲，可以弯曲而又颇为坚韧，实为先秦时期防护兵器之翘楚。丝织、刺绣、木工是鲁国的技术，当时楚国起兵伐鲁，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100名丝织工、100名木工、100名刺绣工，以求楚国退兵。楚国接获了300个人才后退兵，这300人在楚国传授先进技术，为楚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楚人的先民原本擅长刀耕火种的北方耕作技术，楚国控制江汉平原后，很快便掌握了火耕水耨的南方耕作技术，并向南方学习农田水利经验。尽管南方擅长筑陂决水，但这种农田水利始终只是小型的。第一个社会性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是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这也反映出楚人善于学习和创造的特点。[3]
从史前时期楚地先民融汇三苗文化到楚人吸收中原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可见楚文化不拘守、不狭隘，表现出多元互动、开放豁达、融会贯通的特征。有容乃大、开放融合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南北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政策上，也体现在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上。楚人在先秦民族结构中处于特殊地位，使得他们较少民族偏见，不搞民族歧视。中原诸夏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容易产生民族沙文主义，对少数民族常常存在民族偏见，执行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兼人之国则堕其城廓，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土地。而楚人则与之相反，兼人之国则修其城郭，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楚灭国可考者，除汉阳诸姬外，共六十余国，楚人没有像诸夏那样俘敌为奴，而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鼓励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所以楚之灭国者很少有复起反叛的事发生。公元前640年，曾国曾策动汉东诸侯反叛楚国，楚以令尹子文为统帅伐曾，虽大败曾国，却并没有将曾国翦灭，而是“取成而还”。中原诸夏坚持的是“尊王攘夷”的民族政策，而楚人却主张“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实际上坚持的是混一夷夏的民族大一统大融合的民族政策。这种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是楚人有容乃大的文化开放精神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反映出楚人的宽阔胸襟和宏大气魄以及高度的民族自信心。(www.xing528.com)
楚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墨守成规，而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同时，注意从南北文化中汲取营养，师夷夏之长技，熔南北于一炉，大胆创造出兼采夷夏，独树一帜，具有鲜明地域特点和个性特色的楚文化，从而获得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楚国也因此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征服强邻，称雄诸侯。[4]
4.崇武卫疆，即强军爱国的精神
强国爱国精神关键就是居家思危，团结友爱。“带甲百万”就是重视军事力量的实例。楚国士兵练武很认真，如神箭手养由基是楚国人，练就的箭法能够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有一次楚王在战场遇到危难，养由基射退了敌方，救了楚王，立了战功。荆州博物馆展出的一部连发弩，扣一次扳机可以连发10支箭，对敌方杀伤力很强。李白写秦始皇的一首五言古风中有“连弩射海鱼”的句子，就是这种弩。可见当时楚国研制的兵器很先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一张行军床，是木制的，没有一颗铁钉，打开是张床，折叠是个背包，便于行军携带，可见当时楚国重视研究各方面的军事装备。
屈原的《九章·涉江》中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从楚王、楚臣、楚将到楚兵、楚民，都非常爱国。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他是举世公认的爱国主义诗人。当时，七雄中只剩下秦楚抗衡，楚国的国力强盛，军事力量强大，秦在军事上难以胜楚，于是使用离间术疏远齐楚关系，邀楚怀王到秦国去访问。屈原坚决反对，冒死进谏，楚王不听，还怒贬并流放屈原，执意到秦国去，一到秦国就被软禁了2年，最后客死在秦国。从此，楚国走向衰败。屈原报国无门，自投汨罗江而死。人们很怀念屈原，后来有一曲戏叫“招魂”，意思是人们希望屈原没有死，划着龙船去找屈原。我国每年端午节划龙船，就是为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楚被秦灭了以后，楚人南宫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既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久之后，秦国就在以楚人为主的农民起义中灰飞烟灭。
5.重诺贵和，即诚信和谐的精神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着两则楚人重然诺、讲诚信的故事。一则是庄王伐陈。楚有一附庸国叫陈国，陈国的大夫夏征舒射杀了国君陈灵公，楚庄王便去讨伐，并声明：只杀有弑君之罪的夏征舒，别无他求，陈人毋庸惊扰。《史记》写道：“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第二则是一诺千金。项羽的名将季布为人讲究义气，颇有侠义心肠，《史记》写道：“季布者，楚人也。为人任侠，有名于楚。”这位季布早年曾随项羽率部南征北战，多次围攻刘邦，使刘邦陷于绝境。后来楚汉争霸结束，项羽兵败身死，刘邦坐了天下，下令悬赏千金，捉拿季布。但季布重信义，深得人心，人们宁愿冒着被诛灭三族的危险为他提供藏身之处。季布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为刘邦所用，担任郎中。有一位辩士曹丘在拜见季布时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据考证，自古流行至今的成语“一诺千金”就源出于此。楚成王、楚昭王以及名相孙叔敖等都有重然诺、守诚信的典型事例。[5]
楚国先祖鬻熊曾被西周文王尊为资政问谋的国师，其治国思想的核心是主张“以和为贵”，强调执政兴邦“唯由和而可也”。楚庄王一生征战，所追求的也是“以德服人”，提倡“止戈为武”，认为战争的目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安民”“和众丰财”，直到他临死之时，仍遗嘱太子及大臣们要为政以德：“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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