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与一带一路：互为催化，开辟新思路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灿烂辉煌。其时间史自远古至当今。范围，史书记载荆之“地方五千里”，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全部，上海、江苏、浙江的大部，陕西、河南、山东的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荆楚文化的主要源头是楚文化，即楚国的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是其发展的中心区域。楚文化是公元前11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末长江中游的楚国人民所创造、传承并发展的文化。楚国800余年的历史中，有745年建都湖北。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楚文化既有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精美绝伦的丝织刺绣和巧夺天工的漆器制作等物质文明成就，又有义理精深的老庄哲学、精彩绝艳的屈骚文学和出神入化的美术乐舞等精神文明成就。楚文化还锤炼、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与文化精髓，即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创新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融合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楚文化作为上古东方文化的表率，可以与古希腊文化媲美。以楚国文化为源头、为主干、为基础的荆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的形成、发展中，同样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蚕桑、缫丝、丝绸的原产地，享有“丝国”之称。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相当长时间中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古代“丝绸之路”也是因为丝绸而得名的。

丝绸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学术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山海经》记载：“黄帝妻嫘祖，生昌意。”《史记》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两子，其后皆有天下。”《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

以上种种记载，都提出嫘祖为黄帝元妃，她发明了养蚕与制丝技术。都说嫘祖为“西陵氏”之女。但“西陵”究竟在何处，也是说法众多，主要有湖北宜昌远安说、河南西平说、山西夏县说、四川绵阳盐亭说、浙江杭州说，等等。

根据文献记载显示，远古西陵部落的活动范围应该在川东、鄂西一带。其中，宜昌属于西陵部落分布的中心区域，而在宜昌地域范围内的远安至今仍有很多有关嫘祖的传说，许多地名也都与嫘祖当年的活动有关。因此，目前有相当多的学者认同湖北宜昌远安为“西陵之女”嫘祖的故乡。如今在远安，还流传着嫘祖养蚕缫丝的传说。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游客齐聚远安县嫘祖镇，隆重举行嫘祖庙会，隆重纪念嫘祖。

嫘祖的故乡远安一直是丝绸重要的出产地。远安苟家垭镇（现改名为嫘祖镇）出产的“垭丝”一直为皇室贡品。近现代以来，苟家垭镇的“垭丝”出口欧美，畅销不衰。时至今日，湖北的鄂西、鄂东及江汉平原等地仍是我国重要的茧丝绸出产地。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织刺绣异军突起，工艺水平领先其他各诸侯国，如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荆州江陵马山砖瓦厂发掘了著名的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大批丝织品，品种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等八大类，几乎囊括先秦时期丝绸的全部种类，其织造之精、品种之多、花色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也因此被誉为先秦“地下丝绸宝库”。

在当时，楚国与南亚地区之间存在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南方丝绸之路”，据张正明和刘玉堂等楚史专家研究，“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南方就开辟了一条‘丝绸之路’”。它的东段起点是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西至恒河中游的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都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附近），终点是地中海沿岸，这是中外交通史上的第一条“丝绸之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楚国丝绸越过云贵高原，跨过横断山脉，经过缅甸北部，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等南亚地区，再由商人转运至地中海的希腊等地。楚史专家认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已经知道中国的丝绸。中国的丝绸不仅运到印度而且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

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虽比北方“丝绸之路”小，年代却比北方“丝绸之路”要早300年左右，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条中外文化交流通道，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楚国的丝绸不仅朝西南方向远销到印度，还朝西北方向远销到阿尔泰山西麓。20世纪50年代，在今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西麓乌拉干河流域巴泽雷克地区发现了一座游牧民族墓葬，其年代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墓中出土了一些丝绸，丝绸图案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所出丝绸的图案基本相同，在出土的器物中还有楚式“山”字纹铜镜，这种铜镜也是典型的楚国标准铜镜样式。可以断定，这些丝绸和铜镜都来自遥远的楚国，同时也说明楚国的丝绸、铜镜很早就远销国外。

与此同时，楚国墓葬也出土了不少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的成分，与中国古代本土已有的“铅钡玻璃”成分大不相同，是一种“钠钙玻璃”，原产于西亚。“蜻蜓眼”的纹样风格，也是地地道道的地中海风格。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玻璃珠进入楚国。“蜻蜓眼”玻璃珠虽然小，却是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意义非同寻常。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东方大国的楚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有了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与交流，这比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早了400多年。楚国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强调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楚文化在融汇与传播的过程中，既促进了与其他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又凸显出楚文化的无穷魅力。

三国时期，建都武昌（今鄂州）的吴国非常重视发展海外交通，加强与南海诸国的友好往来。吴国曾派出朱应、康泰访问南海诸国，走的是从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以及欧洲国家的南海航线，这条航线也有“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一说。(www.xing528.com)

三国时期，鄂州生产的铜镜除在本地使用流行外，还外销到其他地区，甚至远销至日本等国，如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有“黄初二年神兽镜”，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也就是孙权迁都武昌这一年。“黄初二年神兽镜”在日本出土，是湖北地区古代铜镜输出到国外的典型实例。吴国孙权还在今鄂州接见了大秦使者，大秦就是古罗马帝国东部地区。这位大秦使者在中国居住了大约十余年之久。这在古代中西交通史和中非关系史上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

考古工作者在鄂州境内发现了不少反映鄂州对外交流的三国时期文物，如1978年9月，在鄂州五里墩一座西晋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专家研究认为，此碗是波斯萨珊王朝的产品，也是在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萨珊王朝玻璃器，应该是3世纪中后期的孙吴时代由海路输入传到古武昌地区的，也就是说，这个玻璃碗应该就是当时吴国的“进口商品”。

荆楚地区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湖北是“茶圣”的故乡，陆羽及其著作《茶经》为世界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欧亚“万里茶道”源源不断向外送的货物中，就包括湖北地区出产的茶叶。

日本是较早将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引入并受到较大影响的国家。唐代，日本派遣了多批遣唐使来到中国，这些遣唐使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种、茶叶和茶文化带回日本。中国茶叶传入欧洲，最初大约在16世纪。起初，荷兰商人主要是在中国厦门港收购茶叶运往欧洲。到近代，茶叶成为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大宗货物，汉口也一跃成为“中俄万里茶道”源头，湖北、湖南及福建等地的茶叶纷纷运送至汉口，此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贸易集散地，并被称为“东方茶港”。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并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就，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其中，造纸、印刷、火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西方，指南针则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北宋时期，英山人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实现排版印刷，即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重大贡献。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后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15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德国人古登堡用活字印刷出《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但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了400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再传到其他10多个国家，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16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及俄国；19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澳洲。总之，从13世纪到19世纪，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为世界文化发展及文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各国传播了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融合。所以，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均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郑和船队在海外采购了大量珍奇的宝石，如红宝石、祖母绿、金刚钻等等。这些珍宝，在湖北钟祥发掘的梁庄王墓中都有发现。梁庄王墓随葬品十分丰富，出有金、银、玉、宝石、瓷器等5300余件，其中金、银、玉器1400余件，仅金器重量即达10余公斤，珠饰宝石多达3400余件，随葬如此大量的金银珠宝，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尚属首次，规格仅次于明定陵。据宝石研究人员鉴定，梁庄王墓随葬的金银珠宝中，宝石类达18种之多，700多粒，主要有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猫眼石、珍珠、水晶和绿松石等。其中，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猫眼石等世界四大名宝石的产地都不在国内。梁庄王墓宝石的发现，既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盛况的见证，也是荆楚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重要见证。

近代，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劝农桑，使湖北经历了一次崛起，武汉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祥地，华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内陆最大的通商口岸，蜚声海外的国际性城市。在此期间，湖北的丝绸、茶叶、猪鬃、国漆、陶瓷工艺品等出口海外，广受欢迎，同时湖北从世界各地进口各种新机器、新设备，促进了当时荆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的外贸进出口工作顺利推进，成绩喜人。1980年，湖北重新设立武汉海关，开辟了可直航国外的武汉、黄石两个港口，由内陆口岸恢复为直接对外口岸，逐步实现全面开口自营，对外贸易逐步进入快车道，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飞跃，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特别是自“一带一路”建设以来，荆楚大地积极响应，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湖北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引领，加快形成对内对外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汉欧班列线路从最初的中亚、中东欧，不断向西延伸，如今汉欧班列已开辟了武汉至德国、法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的15条班列线路，辐射欧洲、中亚、西亚等28个国家、68个城市，发送、分拨、转运货物可辐射欧洲全境。2017年，湖北省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对全省外贸增长贡献率高达80%以上，进出口企业数量规模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大量产品的进口、出口，有力推动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当地就业，可谓互利共赢。

从古到今，在荆楚文化发展历程中，荆楚儿女秉承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坚持“敢为人先，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发扬“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很早就向世界敞开了“心扉”。在古“丝绸之路”兴盛时期，湖北就是重要的外贸货物出口地和中转站。改革开放初期，湖北的外贸就开创了多个全国和中部“第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湖北着力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