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刻是小道，以前收藏、赏玩的人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阶层，因此对竹人要求相对也较高。
有人戏谑：“时代不幸诗人幸”“愤怒出诗人”，而对竹人来说完全不适用。竹刻生存、发展需要社会富足和安定、宽松的氛围。现今要介绍的潘行庸生于动荡年代，经历战乱无数，在乱世中度过了大半辈子，靠着衰颓中的坚守，才成了“嘉定竹刻最后一位大师”。他的经历多多少少印证了上述观点。
父松云在练祁镇商业街开设“松云斋”竹艺店， 自产自销竹刻制品。
国运昌盛，竹艺产销两旺；国家衰败，竹艺销路一日不如一日。甲午战败，赔款皆从百姓头上盘剥而来。他经常听父亲哀叹：“捐银（税）又加上了，买什么都涨，这日脚真没法过！”还有一句就是：“加捐银（税），加捐银，只知道加捐银，就不顾老百姓死活！”
潘松云是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想不出其他生财之道，只能在多产出上下功夫。这样，母亲在舞弄菜刀、铲刀之后，也拿起刻刀刻竹，好在嘉定竹刻风气浓郁，没人笑话这点。
父母都忙于生计，实在无暇顾及他的学艺。几年私塾之后，就让他到离家不远的“文秀斋”当学徒。
“文秀斋”由时大经开设。时家是竹刻世家，到时大经已是第六代。少年潘行庸从小在家耳濡目染，对竹刻并不陌生，干完店里杂活，试刻一些简单作品，亦能像模像样。时大经适时加以指点，他很快掌握了多种技法。
生不逢辰是他最大的不幸。军阀混战，时局动荡，随之而来的是日寇入侵，国共内战，使他空怀一身本事。《嘉定竹刻》画册序言说：“20世纪上半叶，嘉定竹刻处于停滞衰退时期，只有少数竹人苦守相望……这时期最有成就的要数潘行庸。”
市场极度萎缩，潘行庸只能暂停费时费力的圆雕、深浮雕创作，用浅刻在竹杯、手杖、筷子、墨盒、茶叶罐等日用品刻书画，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以养家糊口。偶然利用间隙创作件把艺术品，因心境郁闷、沉重，也无法达到最佳状态。
转机出现在1955年，人民政府为恢复嘉定竹刻生机，指定他带领几个学生成立手工艺竹刻生产小组，传授竹刻技艺。这让他感到欣慰。他觉得有政府支持，嘉定竹刻有希望了。
生活安定、心情舒畅，使他创作激情重新焕发。他创作了一批圆雕、深浅浮雕、陷地刻等作品，为学生作示范。
在他悉心指导下，学生李志庸、叶怀生、叶田生、范勋元、张荣奎等努力学习，取得了不俗成绩。他们的作品参加1956年江苏省青年美术作品展，获得一致好评（其时嘉定还隶属苏州）。
1957年潘行庸代表嘉定竹刻艺人出席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受到朱德委员长接见。(www.xing528.com)
竹刻本是文人雅士的赏玩之物，中国作协中有不少作家是行家，同年他们邀请潘行庸携作品赴京展览。展出引起轰动并得到国际友人赞赏。轻工部为此颁奖，给了潘行庸极大鼓舞。
潘郯（1886—1961） ，字行庸，号味庵，以字行。《嘉定竹刻》画册评价他“工刻小楷，善摹古本，能逼真，立体人物亦有研究”。
下面介绍他刻的《松鹤图》笔筒：浅浮雕《松鹤图》笔筒落款无年份，笔者推测刻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立嘉定手工艺竹刻生产小组之后。那时的他心情好了，运刀就顺畅许多。作品特点有三：
一是光素的竹地与精雕的竹肌互相映照。
《松鹤图》笔筒
金西厓在赞扬吴之璠的浅浮雕时说：“朴质可见竹丝之素地，与肌肤润泽上有精雕细琢之文图形成对比，相映生色。”潘行庸继承了这一刻法，除仙鹤、松树、坡石之外，全部铲平，露出均匀的竹丝素地。仙鹤的羽毛或用阴刻，或用浅浮雕，松树的鳞皮、瘿节及坡石上的杂草，全部用浅浮雕。
精雕细琢的竹肌与光洁的素地竹丝互相映照，越发显得生动。
二是疏密映照。
松针密密匝匝，似不透风，但松杆交叉相间，中留空档，仙鹤周围留出大片空白，极其疏朗。疏密映照，章法上佳，令人赏心悦目。
三是动静映照。
两棵松树挺拔高耸，是静态；仙鹤正欲跨步觅食，是动态。一静一动，动静结合，画面生机盎然。
这件作品为传统题材，运用传统刀法所创，体现了他的深厚功力。现藏嘉定博物馆。
（图片引自《嘉定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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