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晚期竹刻兴起，竹人大都是男性。女性刻竹可说凤毛麟角。皆因竹子坚硬，竹肌纤维粗，难雕刻。而近代有一位迎难而上的女竹刻家，她就是民国时期的张契之。现介绍她刻的《云龙图》笔筒。
一般人总会觉得女性作品以纤柔、细腻见长。但她颠覆了这一看法。她创作的《云龙图》笔筒气势宏大，场面壮阔，一条蛟龙昂首喷水，龙身翻腾，四爪飞舞，四周云朵缭绕，海面波涛汹涌，映衬了蛟龙的矫健、勇猛。以往竹人营造场景大都为局部或一隅，很少像她这样全景式拓展。
这件作品深浅浮雕结合，主次分明。她用深浮雕雕龙，尤其是须，某些部位镂空，龙角上细鳞可数，使之形象更丰满更灵动；她用浅浮雕且带装饰手法雕云朵、海浪，使人感到苍穹、海洋皆有深度。细看云朵、海浪不在一个平面上，这皆得益于她的大丈夫气概，“胸中自有丘壑”。
作品口沿起伏与底部平整形成对应。笔筒口沿云朵轮廓起伏并不规则，底部她用若干S形装饰，以有规则对应口沿不规则，给人以生动多姿的感觉。
不知云龙笔筒是何年创作。在其他竹人都选择容易的“平浅单一”刻法——留青刻之时，她却用深浅浮雕这一难度大的技法来创作，实属难能可贵。
更令人称奇的是她晚年刻的《梅竹》扇骨，既不是阴刻，也不是留青，而是用高度概括的写实手法雕出的梅桩和竹枝：但见梅枝铁骨铮铮，花蕾朵朵，盛开的梅花点缀其间；而挺拔的竹竿，枝丫依依，根须清晰，叶子舒展，真可谓“栩栩如生”，称之为“神品”也不为过。
《梅竹》扇骨
《云龙图》笔筒
她之所以能刻出如此精湛的作品，与她得天独厚的传承和几十年积累以及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有关。
张契之（1914—1976） ，名始，号龙山女子，无锡人。父瑞芝是民国初的著名金石家， 曾在沪开设碑帖店，舅舅支慈庵在店中刻竹。店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碑刻拓片、名人手迹和印谱。来往的人大都举止文雅、谈吐高雅。父亲做生意之外，不是挥毫书对，就是伏案“耕田”（治印）。她从小生长在这样书香浓郁的环境，也爱上了金石篆刻。她见舅舅竹刻作品神奇精妙，也要尝试刻竹，那年她才10岁。一次因腕力、指力不足，刻刀打滑，娇嫩的手指被戳破，鲜血直流。父亲心疼女儿，劝她不要再舞刀弄竹，将来学一门轻巧的手艺。舅舅不以为然，主张顺其自然。对于受伤，他认为这是必须经历的，哪有不吃几刀而学会雕刻的？在舅舅支持下，她含泪包扎好伤口，继续运刀练刻。平时除刻苦学习文化，习画临池外，就是在竹上走刀不止。手上不知戳破了多少次，持之以恒的她终于迎来了运刀自如的一天。
父亲爱女也换了一种方式，设法提高她的鉴赏能力——但凡有书画雅集总是带上她，还带着她去拜访著名画家张大千、吴湖帆、江寒汀、经亨颐等。她本就聪明伶俐，见识广阔，父亲、舅舅在章法上一点拨，心有灵犀的她马上付诸实践。所以她14岁就能独立创作，作品颇得行家赞许。
20世纪30年代，竹刻迎来了小高潮——折扇普及带动了竹刻扇骨兴盛，各路高手云集沪上，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来赢得客户。张契之在这期间创作了以铜镜、瓦当、泉币、彝器为题材的扇骨。令人叹绝的是阳刻石鼓文扇骨，她以女性的细腻、秀丽手法在上宽下狭的扇骨刻下四百五十九字，“细如蝇鬣，字迹清晰，富有古意”，又用阴刻题款，其精雅、古朴，堪与竹刻大师张楫如的同类作品媲美。(www.xing528.com)
应客户要求，她也会请大名头张大千、张聿光等书绘或由女子书画会会员书绘，由她精雕细刻。
从艺路上有两件事对她至关重要。
一是师从舅舅支慈庵。
当初支慈庵不满足于当刻竹匠，先后拜赵叔孺、吴湖帆为师，学习绘画书法。 日后他的竹刻日臻妙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不拘一格的构思，别出心裁的自主创作，一丝不苟的细节处理，使作品呈现出工致雅静效果。这些都潜移默化影响了张契之。俗话说“外甥不出舅家门”，她的作品依稀能看到支慈庵的风格面貌。
二是加入中国女子书画会。
中国女子书画会是美术史上最大的女子美术团体，1934年4月29日由杨雪玖、雪瑶、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陆小曼、顾青瑶、汪德祖、何香凝、吴青霞、顾飞等发起成立，并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画展。尽管她已回无锡发展，但这些大姐姐仍不忘邀请她（她是最年轻的会员），说明她在沪期间参加美术活动非常活跃，艺术成就也为大家认可。女子书画会的会员都是名媛淑女，绝顶聪明，画艺既高，风度又佳。她置身于她们中间，受益良多。从1937年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刊登载的小传可以看出对她方方面面的概括是多么精到：
张契之，名始，梁溪金石家张瑞芝之女公子。性幽静颖慧，能篆书得家学。博研金石，精刻竹肌、钟鼎、石鼓、汉魏碑志、镜文币瓦以及山水、人物、仕女、花鸟之属，无不精妙入古，尤擅去皮留青，虽希黄生不能过也，可谓女中罕见之才。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为避战乱，父亲携她回无锡，先后在新生路、复兴路开设“双契轩”印社，治印、刻碑、鬻书为生，她仍刻竹，以扇骨为主，应中国女子书画会邀约，她还会乘火车赴沪参加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无锡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她是最早被吸收的一位。生活安定了，有了固定收入，她就静下心来探索前辈的成功与不足。有感于晚清以来竹刻日趋平浅，面目未免单一的弊病，她创作了一系列浅浮雕、深浮雕、透雕作品，力图扭转刻法上的颓势。她不拘泥于陈规，尝试着用留青刻与浅浮雕结合创作了挂屏《百花齐放》、插屏《无锡新貌》等讴歌新社会的作品。
她一生创作了千余件作品，赢得了很高声望。王世襄在《竹刻艺术》一书中称她是“近代少有的女竹刻家”。由于她成就卓著，被吸收为江苏省金石书法研究会会员、无锡市文联会员、政协无锡市第五届委员会文化工作组成员。惜乎天不假年，1976年去世，享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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