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竹刻概述》中指出： “19世纪后叶，竹刻艺术每况愈下，直至本世纪（20世纪）初金西厓、支慈庵等先生出，竹刻始又有新的发展。”如今以《梅窗图》笔筒为例，看金西厓怎样把清新之风吹进竹刻艺坛。
《梅窗图》笔筒一大特色就是阴与阳的对比。
梅枝被玻璃窗所隔部分，他留青筠，用阴刻法刻出，这仅是映影，为写意；未为窗遮隔的梅枝用留青刻，节疤、皴染一一表现，为写实。刻法不同，呈现阴与阳，这是形、影不同所必需的，否则无法区分两者不同。
《梅窗图》笔筒拓片
《梅窗图》笔筒
第二大特色就是被束帘帏的线条柔和流畅与梅枝虬曲稚拙对比。
帘帏为纤维织物。他用纤细灵动的线条，恰如其分表现了它的质感，梅枝的线条折拙粗放，表现了梅的铁骨铮铮，这两者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再者，窗棂横直线条与圆窗孤线对比，呈现丰富多姿的形态。
第三大特色就是糙与光的对比。
玻璃是近代工业生产的产物。以前窗户要么用纸糊，要么用明瓦，前辈竹人未曾在竹刻中表现过玻璃窗，因此无从借鉴。金西厓匠心独运，用糙地来衬托旁边玻璃的光滑，点睛三笔——窗棂刻出加深了“窗”的印象，又用写意手法表现梅枝因遮隔产生的轮廓不确定。从效果看，这样处理是成功的。所以这笔筒虽是“平浅”之作，但刻法多变，就不同于大多数“平浅”作品的“单一”；构图虽简略，因几组强烈对比，使作品有了新意，更因有了玻璃窗的表现，显得与时俱进。
落款用阴刻：“半窗图画梅花月”，癸亥三月北楼画，西厓刻，圆形白文篆书印“金”。
北楼是金西厓胞兄。(www.xing528.com)
金北楼（1878—1926） ，原名绍城，字巩北，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幼即嗜画，兼工书法、篆刻及古文辞，留学英国学法律。归国后曾在司法界任职。民国成立，任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筹设古物陈列厅，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 曾同陈师曾等赴日展览。工山水、花卉，精于摹古，有《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等著作。
金西厓是民国初全能型竹刻大家，一生刻了近千件作品，既有留青，也有阴刻，更有难度大的陷地深刻，如《荷花》臂搁，荷叶用阳及阴刻，花朵用陷地深刻，阴翻作阳，立体感特强，还有高浮雕。内容有山水、人物、花鸟，他还用高浮雕将父亲的肖像刻在臂搁上。这些作品大部分由自己设计绘稿，一部分由两兄长绘稿，还有少量“题襟馆”书画善会画友的酬唱留墨，如吴昌硕、王震、吴待秋、吴湖帆、张大千、江寒汀等。因他深谙画理，即使摹刻，也能将画中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点就是他重视做底。现在无法判断是谁发明了做底——胡桃底、沙底、蓑衣底，但他绝对是较早的一个。另一笔筒《秋菌图》就是刻的胡桃底。在这些糙底衬托下，“坚实而润泽之表层肌肤”熠熠生辉。
金西厓（1890—1979） ，原名绍坊，字季言，西厓为号，湖州南浔人。祖上经商致富，书香传家，富收藏。伯兄北楼、仲兄东溪、姐陶陶（王世襄母），都受过高等教育。伯兄与姐还曾游学欧洲，考察法律与美术。
金西厓自幼聪慧、勤奋，受家庭熏陶，除刻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还向伯兄学绘画、篆刻， 向仲兄学刻竹。他毕业于上海圣芳济学院，虽主修土木建筑，却醉心竹刻艺术。因为起点高，到他及冠之年，刻竹已趋成熟。褚德彝《竹人续录》称他：“擅书画、精鉴赏，并工刻竹， 日夕奏刀，无间寒暑。三年中刻扇骨至三百余枋。”
金西厓客居上海后，常参加“题襟馆”书画善会聚会，得以识见名誉会长吴昌硕大师，亲聆吴大师教诲指点，并结下深厚友谊。1926年，吴昌硕为他书“锲不舍斋”匾额，并题：“西厓仁兄精画刻业，孜孜无时或释，神奇工巧，四者兼备，实超于西篁（张希黄）、皎门（韩潮）之上，摘荀子语以颜其斋。丙寅初冬，安吉吴昌硕老。”后著名画家吴待秋在竹简上画《锲不舍斋图》，他用留青法刻成臂搁。
金西厓刻竹勤奋，作品多而精致，受到众口赞誉。他并垂范于后学，一扫清末竹刻艺术的颓势。
金西厓对竹刻的最大贡献就是写成了《刻竹小言》一书。
竹刻发展了四百多年，涌现了无数名家高手，他们的作品风貌各不相同，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为什么前期与后期变化如此之大？初学者如何尽快掌握刻竹技法？金西厓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自身几十年经验，对竹刻艺术寻根溯源，将它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归纳出各自特点，并列举出杰出的代表人物，剖析他们的独特之处，让喜爱竹刻的人能深入了解竹刻。他又对技法作了详细阐述。《竹人录》《竹人续录》“仅叙史传”，《刻竹小言》则是一部“对竹雕作出最全面研究”的著作（香港竹刻收藏家叶义语）。因他是行家里手，书中对竹刻方方面面论述十分透彻，绝无隔靴搔痒之感。之前他还出版了《可读庐刻竹拓本》（与东溪合作）与《金西厓刻竹》二书，记录他的刻竹业绩。
（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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