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西厓在《刻竹小言》中说“纵观四百余年之竹刻，可概括为由明中叶之稚拙浑朴，发展为清前期之繁绮多姿……”但在繁绮多姿之中有一人坚守稚拙浑朴，并开“清后期之平浅单一”的先河，他就是学者文人钱大昕。
清初中期，嘉定竹刻蔚然成风，练祁镇上竹刻工坊设了不少。受此感染加上忘年交周芷岩的鼓励，钱大昕欣然操刀刻竹，调节枯燥的寒窗苦读、著书生活，寄托情思和感情。
他取竹一节，底部制出三足，刮去青筠，留出竹肌，在上面行楷阴刻朱熹的茶理：“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落款：钱大昕书。
《桐荫煮茗图》笔筒
笔筒浑朴天然，没有什么雕饰，素净之中显出所书内容的哲理。字距、行距疏朗，字迹隽秀雅逸，风神潇洒自如，此乃文人以刀代笔，体现笔墨情趣的典型作品，书卷气十分浓郁。
细观所刻，刀口明晰，底子干净。虽是自书自刻，却运刀劲挺舒展、流畅、娴熟。与众多竹人专业刻竹不同，他纯粹是业余刻竹， 自娱而已。
他的刻竹实属必然。身处竹刻之乡，各式竹刻作品每天映入眼帘，与人接触谈话离不开某某近日又有构思新颖的作品值得一看。“耳濡目染”这成语对他来说最贴切不过了。最入耳入心的话，说的是住城南的周芷岩如何了得，不绘稿，运刀直接在竹上驰骋纵横，俨然画中的勾勒皴擦。年轻的钱大昕产生了要去见他的强烈愿望，但又怕他恃才傲物。
当钱大昕前去拜访，见到的周芷岩竟是一位豁达潇洒、和蔼可亲的美髯老者。钱大昕叩教竹刻之道，周不吝自己心得，一一道来，讲到微妙处，就操刀示范。(www.xing528.com)
聪明的钱大昕一点即透，回家就试刻，遵循周所说的“画法刻竹表现笔墨情趣”的原则。
周芷岩结识了这位好学的世家子弟，心中十分高兴，也去回访。谈诗、谈画、谈金石书法，两人结成了忘年交。钱大昕心目中的周芷岩是性格磊落不羁，却品行高洁、学识渊博、技艺超群的竹刻前辈。接触多了，崇敬爱戴之情油然而生， 日后在做学问、授业、为官之余，他为周芷岩作《周山人传》，让后人了解这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前辈。
因钱大昕自身曾参与刻竹，对竹刻艺术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评判标准，因此其撰写的《周山人传》起点很高。他称芷岩于画独有神介，仿古贤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画竹。嘉定竹人自三朱、沈、吴之后，芷岩更出新意，作山水树石丛竹，用刀如用笔。不假稿本， 自成丘壑。其皴法浓淡坳突，生动浑成，画手所不得到者，能以寸铁写之。对周芷岩的推崇，可见他偏重具有文人气息的竹人，欣赏笔墨情趣强烈的竹刻。他在《练川杂咏》中“花鸟徐熙山马远，无人知是小松传”的诗句也说明了这点。
钱大昕（1728—1804） ，字及之，一字晓徵，号辛楣目，又号竹汀，嘉定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 曾授内阁中书官至少詹事，还主讲钟山书院、娄东书院。他天资聪颖，家学渊源，父、兄、弟均精考证，有“九钱之目”一说。他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加上勤奋学习，因此学识渊博，“经史百家，天算地域，无所不通”。尤精金石小学，善隶书。绘画善花卉，画名被学问所掩。蒋士铨题其画白莲诗：“楷法写枝干，行草写花叶。作画如作字，吾师白阳接。”他的画风学陈白阳（淳）一路。
同时期的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延堪、阮元、江藩等都给予他极高评价，称他为“一代儒宗”。因此这件充满文人气息的笔筒就显得十分珍贵。
受钱大昕影响，他的女婿、侄子都善刻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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