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竹刻兴盛，不光嘉定人踊跃刻竹，流寓嘉定的外地人也受影响，刻起竹来，代表人物就是福建人邓孚嘉、邓士杰兄弟。他们本是画家，工山水、花卉。《竹人录》称邓孚嘉“一丘一壑，多自得趣，设色亦浑朴冲润”。这些深厚的绘画功底在他的刻竹中就发挥了作用，“所镌折枝花最为工妙，其法直起直落，枝本比附而成，重花叠叶，薄似轻云，而映带回环，秀媚精雅”。
邓云樵为邓孚嘉之子，幼承家学，除工书画、篆刻，亦精于刻竹。不过他父亲因技艺高超，被织造府某人赏识聘去，很少在家，云樵主要跟叔父学艺。
《行书出论》笔筒
邓云樵，字德璜，号云樵山人，以号行，生卒年月不详，活动期在清乾隆年间。
现介绍他刻的《春畦过雨》笔筒。
他用陷地浅刻法刻白菜两棵，菜梗挺拔，菜叶有直立有翻卷，姿态各异，显得十分精神。上刻飞虫一只，似在寻找落脚处，为画面增添了活气。白菜谐音“百财”，有百财聚来之口彩，又因其青白二色，亦有“清白传家”或“清清白白”的寓意。下刻蒲公英及杂草若干，以此烘托白菜。
他的进刀比周芷岩刻《秋菘图》要深，比后来的陷地深刻白菜要浅，在不深不浅之间。这是种较难的运刀，在他完美掌控下，菜叶正反由外而至菜心，层层深入，表现得无懈可击。背面用行楷阴刻诗一首：“坐怜幽境满闲庭，长见春畦过雨青。记取苏君风味美，玉堂中夜酒初醒。”
《春畦过雨》笔筒
落款：庚子秋日制于晚香居，云樵，时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 。字迹凝练苍劲，运刀流畅爽利，显示出极高的水平。《竹人录》称他的书法得“羊欣法”（羊欣为王献之学生）。金西厓在《刻竹小言》中说他“善刻行楷，张叔未（廷济）以为嘉定竹器刻字，乾隆朝云樵山人邓渭为最，所镌笔筒拓本，收入《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十册，书迹秀丽，嘉道时期刻字尚整饬之风，已见于此矣”。(www.xing528.com)
邓云樵还刻过《东山报捷》笔筒。这一题材吴之璠曾用黄杨木刻成笔筒，进贡入宫内曾深得乾隆赞赏。也许邓云樵见过此作品，但他并没有一味模仿，而是重新构思，作了新的布局。运刀也不局限于一种，人物、主景用薄地阳文，背景用陷地深刻，次要的如云雾、溪水及人物衣褶用浅刻。多种刀法并用，有别于吴之璠的深浮雕。鉴于竹筒围圆大，展开等于长卷，右下角邓云樵安排两书童在松树下煮茗，来衬托主人翁的身份地位和雅好，同时填补了过于广阔的空白。报喜士兵由吴之璠所刻两人减为一人；观棋者由老者改为童子，与棋局保持一定距离，仿佛随时准备听从主人差遣。伫立在对弈者背后的仕女由三人变成两人。疏朗但不失呼应，是这件作品的特色。他利用山石斜走向和松树、山石云雾的层叠掩映，加强了景深。崖壁刻行书：乙卯夏六月，云樵邓渭。字迹飘逸秀美。圆方印各一，分别刻篆书“邓渭”。
如果说吴之璠的《东山报捷》主景较为集中，是为表现谢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智慧和从容潇洒，那么邓云樵的《东山报捷》画面疏朗则是暗喻谢安的胸襟和气度。
因为材质不同，吴之璠的《东山报捷》雕刻细腻，人物性格刻画出神入化。邓云樵的《东山报捷》雕刻就较粗，人物刻画比较写意。不要以为他雕刻就粗糙，看了上海博物馆藏的《二仙渡江》臂搁，就知他亦有精细之作。
《二仙渡江》臂搁中和合二仙一坐一立于莲瓣之上，坐者执扫帚划水，立者右手执扇，左手按膝，左脚踩莲瓣边，两人似在交谈什么。脸部开相高古，表情夸张，颇有仙风。江上波涛滚滚，动感十足；天上云彩飘移。精妙处就在云彩分了三个层次，层叠分明。整件作品采用薄地阳文、高浮雕、浅刻诸刀法，运刀十分精细。臂搁上方题：乾隆丙子中秋酒酣乘兴作此，云樵山人。圆印：邓；方印：渭。
《竹人录》称他“个性嗜酒，非极乏时不轻易奏刀”。以上题款印证了金元钰的说法。
邓云樵在题材上开拓不多，但在技法上有创新。上博藏的一件《荷花》臂搁，刻法别开生面。他视荷叶的排列次序，运用阴阳混合刀法，刻出叶瓣的层叠，这种刻法之前未曾有过，是他首创。
邓云樵，一个外乡人，落户嘉定，融入其中，创作出了众多足以比肩当地竹人的作品，说明当时竹刻有多兴旺。
（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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