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朱氏祖孙三代的竹刻风靡疁城，效仿者日众之时，有一位竹人不愿亦步亦趋。他一改深浮雕的精雕细琢，“以不事刀斧为奇，经其手略刮磨之”，大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之趣，他就是金陵派竹刻的开山祖师之一濮仲谦。
濮仲谦（1582—？）名澄，复姓濮阳，图省事，单称濮，字仲谦， 以字行。刘鉴《五石瓠》曰：“苏州濮仲谦，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笔筒、臂搁之类妙绝一时。……或见其为柳夫人如是制弓鞋底板二双，又或见其牛乳潼酪筒一对，末矣。”
濮仲谦与柳如是结识，为她制作了弓鞋底板。笔者推断当在她成钱谦益侧室，钱携柳到苏州之后，不太可能是她为秦淮八艳，艳帜正盛之时。
柳如是，明末女诗人，本名杨爱，又称河东君。她生性聪颖，但迫于家贫，年幼时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堕入章台，改名为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名列“秦淮八艳”。后嫁与有“学贯天人”之称的明朝大才子钱谦益为侧室。她才华横溢，留下《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等作品。
据张岱说，尽管濮“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濮不善经营，“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这决定了他没钱去秦淮河畔狎游。
《竹枝》笔筒
张岱（1597—1679） ，明末清初文学家，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绍兴人，侨寓杭州。清兵南下，入山著书，文笔清新，时杂诙谐。作品多写山水景物、 日常琐事，有些作品表现出明亡后的怀旧感伤情绪，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等，又有《石匮书》，现存《石匮书·后集》记载崇祯至南明史事。
张岱与濮仲谦交谊较深，对他比较了解，称他“以不事刀斧为奇”。本文介绍的《竹枝》笔筒，就是这样的作品。
笔筒刻竹一枝，竹干劲挺，取斜势，形态逼真，分叉分明，布局自然。竹叶俯仰偃侧，姿态各异，疏疏密密，生动精雅，意味隽永，底子处理得洁净光滑。笔者认为浅浮雕比深浮雕难。然金元钰断言：“濮派浅率不耐寻味，远不如朱”，金西厓在《刻竹小言》中斥之为“地方门户之见，未足视为定论也”。
这件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的感情寄托，也可视为是作者自况，虽然简约，但起到如郑板桥所说的“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效果。这与国画中有巨幅长卷，也有册页小品一样，不能简单以体量大小来作评判标准。册页小品构思巧妙，用笔精妙，照样可以胜过平庸的巨幅长卷。
濮并不是一味求简，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竹刻《古松形壶》，落款为“仲谦”的就是比较繁复的一件。(www.xing528.com)
壶身取一段老竹干，分枝弯曲作柄，另一分枝截断作壶嘴，壶身雕鳞状瘿节，松枝虬曲盘绕，左上松针朵朵交错层叠，看得出这件作品花了很多工夫，构思巧妙，刀工精细，形态古朴，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有人说此件风格与朱松邻相近，质疑是不是濮仲谦所作。其实存疑者只知两者风格相近，没看到之间的差别。
《古松形壶》竹雕
濮这件作品除了松针松枝雕刻精细为写实，其他如壶嘴、壶柄及鳞状瘿节都是随形施雕，“经其手略刮磨之”为虚写，明显与朱松邻的《松鹤图》笔筒深度进刀、刻意塑形不同，而这些恰恰是金陵竹刻的特征。
濮的作品粗与细相映照，实与虚结合，作为后来者，显然比朱要高出一筹。
濮仲谦专注于艺术，为人淳朴敦厚，没有心机，缺少城府，当时许多名士都与他结交，引他为知己。大才子钱谦益曾为他题诗：“沧海茫茫换劫尘，灵光无恙见遗民。少将楮叶供游戏，晚向莲花结净因。杖底青山为老友，窗前翠竹似闲身。尧年甲子欣相并，何处桃源许卜邻？”并注“君与予同壬午”，盖两人同岁。
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曰：“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张岱称他“粥粥”当解释为“黏糊”。面对要雕琢的材料，反复揣摩，迟迟不动手， 岂不是“粥粥”？这是一种心无旁骛、大智若愚的状态，是从艺者的最高境界。
濮仲谦生于1582年，卒年不详，活动期在明末清初之间。据说他晚年遁入空门，钱仲谦诗“晚向莲花结净因”可证。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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