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朱松邻的作品相比，朱小松作品明显胜出许多，著名竹刻艺术大师金西厓有“出蓝”之誉。
他的代表作《归去来辞》笔筒书卷浓郁，人物场景从陶渊明的不朽名篇《归去来辞》脱胎而来。朱小松把抽象的内心感受、感情抒发化为具体人物形象。清文学家毛样麟曾评价道：“深得巧思，务求精诣，故其技益臻妙绝。”
作品中人物形象鲜明，陶渊明头戴方巾，身穿宽袍，手抚松干，举目远眺，面带微笑，一派闲适神情。朱小松将他归隐后的喜悦含蓄地表现出来了，童仆背负酒、菊，受主人感染，也面露笑容，用以烘托主人的心情。
朱小松深谙画理，他将松干松针作装饰处理，使之简约，又匠心独运，安排燕子一对翱翔在松树之上，比喻陶公从此自由，不再受羁绊。
《归去来辞》笔筒
王世襄称该作品“刀法简洁，而形态必具”。虽是深浮雕，但运刀流畅，深深浅浅，掩映层叠，尽在掌控之中，因此层次分明，景深适宜，立体感强，具有摄人眼球的效果。进一步观察，就能发现头巾飘带及宽袍大袖的飘逸流畅，全靠刀功的犀利娴熟。松枝虬曲，松针和菊花由于运刀富于节奏感且细致而显得十分清晰。
作品题款刻在湖石上：“万历乙亥中秋，小松朱缨制。”万历乙亥是1575年，距今已440多年。
朱小松名缨，字清甫，以号行。生卒年月不详，活动在万历年间。他尚在孩童时期就常常侍立父亲身边，看父亲刻竹。长期耳濡目染使他对竹刻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当他成长为翩翩少年，也欲刻竹时，父亲阻止他不要急于动手。告诫他应首先提高文化艺术修养，在书法绘画上下功夫，有了积累，竹刻就有内涵，就能传之永久。小松遵父命，除熟读经史子集，还临池挥毫，学习前人优秀书画。金西厓称他“擅小篆及行草，于绘事造诣更深。长卷小幅，各有意趣”。
到朱小松及冠之年，朱松邻鼓励他超越自己。他就以此为目标，遍访名家，拓宽眼界，汲取营养。他常去拜访李流芳、程嘉燧，多多受益。特别是李流芳也擅刻竹，小松与之有说不完的话题。
李流芳（1575—1629） ，字长蘅、茂宰，号檀园、泡庵、慎居士等，祖籍安徽歙县，定居南翔，善诗文，精书画，工篆刻。作画“古拙率真”，文品为士林翘楚。董其昌赞曰“其人千古，其技千古”。
程嘉燧 （1565—1643） ，字孟阳，号松圆、偈庵，祖籍安徽休宁，南迁先居杭州，后至嘉定，晚年居常熟虞山。喜画山水，学倪云林、黄公望，笔墨细净而枯淡，兼工写生，诗风流典雅，书法清劲拔俗，为晚明一大家。钱谦益谓之曰：“松圆诗老。”(www.xing528.com)
晚明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一些文人恃才蔑世，不与官方合作，以标榜自己清雅高洁，朱小松是其中典型代表。他的竹刻名声在外，一次一县官欲求他的作品，被他一口回绝，县官也奈何他不得。有一徽王，以重金请他去刻竹，他不去，弄得徽王很没面子。
朱小松为人散淡，高洁耿介，貌古神清，颇有仙风道骨。中年后嗜酒，常常醉倒在酒店中，求他刻竹的人往往要到他酒醒后。
他的竹刻作品为世人珍藏。清《竹人录》作者金元钰称“山川云树，纡曲盘折，尽属化工，刻竹木为古仙佛像，鉴者比于吴道子所绘”。清初有人咏道：“藤树舞鳞鬣，仙鬼凸目睛。故作貌丑劣，蛤蟆腹彭亨。以此试奇诡，精神若怒生。琐细一切物，其势皆飞鸣。”
朱小松还有竹山雕刻，“古松虬枝老干，旁有湖石嶙峋，石凳用叠糕皴，刀法简古有味，一老者坐石凳，右手执卷，左手执羽扇，似在沉吟”。还曾仿吴道子的罗汉图刻在一串佛珠上。刀痕细如蚊睫，各种神态都有，生动传神。
1966年上海宝山明代墓葬中曾出土《刘阮入天台》香筒，为朱小松所刻。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到神仙，在山中逗留一段时间后返回，发现物是人非，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朱小松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刀法将这一故事刻在香筒上，开创了以后竹刻神话题材的先河。
《归去来兮》笔筒原为王世襄收藏，2003年秋定向拍出110万高价，归上海博物馆收藏。
《刘阮入天台》香筒（拓片）
朱小松作品一般用行楷或篆书落“小松”款，因名声大，年代久远，作品稀少，有人在其他竹人的作品上作伪款，冒充小松作品，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
如果说朱松邻于竹刻有创发之功，那么小松有拓展题材之范。
（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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