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竹刻笔筒的鉴赏成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竹子的国家。三千多年前就用竹子做成箭杆，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两千多年前，又用竹简来记事，书写历史；西汉曾有人在竹勺上雕龙纹；晋代王献之将斑竹制成笔筒，置放案头；六朝时有人做成竹根如意， 由齐高帝赏赐给高僧；至唐代，有人用留青法雕图案与人物于尺八（一种乐器，传至日本）之上；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王倚家藏竹笔管，“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宋代詹成制鸟笼，四面皆花版，于竹片上刻出宫室、人物、山水、花鸟等；直到明代，竹刻才从实用品的装饰转化为一门独立的雕刻艺术。

李文甫刻《松下觅句图》竹笔筒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有的皇帝只知在深宫后院摆弄自己的爱好，不把江山社稷放心上；有的皇帝沉湎女色，一天选九妃，几十年不出宫门，成年累月不上朝，不接见大臣……皇帝昏庸，少了对百姓的钳制。百姓思想自由，个性较解放，加上经济发达，哲学、戏曲、小说、绘画、书法、篆刻空前繁荣。苏州文人追求清雅、简约的审美情趣，以有别于贵族官宦的奢靡之风。

当时苏州是经济发达城市，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城镇，甚至京城。中下层百姓也仿效文人的审美情趣，以简约为美。

苏州文人热衷精致的清玩促进了工艺品发展，涌现了像江福生、王毅、陆子冈、张寅等雕刻高手。在这样氛围中，竹刻艺术应运而生。

竹刻艺术分嘉定、金陵两派。

其实嘉定、金陵两派渊源都在苏州。

从地域来说，嘉定历来属苏州。公元前233年，秦灭楚后设会稽郡，郡治就在苏州，辖疁县等诸县。疁县就包括现今的嘉定。疁县还有疁城乡，所以后人行文作诗都称嘉定为疁城。南宋始设嘉定县，亦由平江府（苏州）管辖。直到1958年，为保障大上海的农副产品供应，嘉定与其他一些县才划归上海。

从作品内容看，嘉定竹刻中的一丘一壑、一颦一笑无不透出吴门画派的风貌神韵。如朱小松的《刘阮入天台》香筒、沈大生的《庭院读书图》笔筒，就像立体的唐寅仕女图；吴鲁珍笔筒上的《浴马图》宛如仇英的民俗风情画……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施远在《竹镂文心》序论中说：“朱缨（小松）更多地从绘画中汲取营养，作品多雕饰人物故事，造型受吴门画派唐（寅）仇（英）一系的影响，略具院体的气息。”小松如此，他的学生也紧随其后，在广为传播的吴门画派作品中借鉴、仿效、吸纳有用成分。

嘉定竹刻重要参与者、书画家李流芳与苏州才子钱谦益、归昌世友谊深厚、交流频繁，吴门画派强势辐射，深刻影响到他的画风和竹刻。《读者》杂志2017年第24期，卷首语刊登了他的《溪山萧寺图》，构图、皴法明显看出文徵明、唐寅的韵味。有心人不妨找来比较一下。稍后的程庭鹭很长时间生活在苏州，吴门画派的熏陶也使他的竹刻带有苏州风貌。

文人刻竹的作品特色，为众多竹人所仰慕。他们又影响了一大批人。因此，嘉定竹刻由吴门画派滋养发展起来。

从刀法看，嘉定竹刻显现出精巧、细腻、洗练的苏作雕刻特征。如朱松邻的松鹤笔筒，松枝虬曲，主干上鳞皴瘿节及松针竹叶的表现显然有别于北方那种粗犷简率雕刻。之后朱氏儿子、孙子和学生都沿袭这种风格。特别是吴鲁珍刀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都可以视为苏作雕刻的辐射。

朱氏父子刻竹很快流传到苏州，一些文人和艺人纷纷仿效。文人把刻竹看作休闲，艺人以刻竹谋生。竹刻笔筒、臂搁和扇骨受到追捧。(www.xing528.com)

清初《虎丘志》称，竹刻“从嘉定转徙于山塘，凡笔筒、棋盘、界方、墨床之类，为文房雅玩，多以铁笔雕刻书画”。有首诗反映了当时盛况：笔筒界尺制精幽，竹玩而今满虎丘。削简遗风未知替，几人鸟迹细雕镂。

由于金元钰偏执，《竹人录》非嘉定籍不录。苏州缺少像金元钰这样的有心人，所以明清时期除嘉定之外的苏州竹人大都被埋没。假使《竹人录》将苏州竹人也收录，那么该叫“苏州竹刻”或“吴门竹刻”了，因为这些竹人在风格、刀法上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各人有各人面貌。

金陵派领军人物濮仲谦、李文甫都是苏州人。刘鉴《五石瓠》曰：“苏州濮仲谦”，后张岱《陶庵梦忆》才称“南京濮仲谦”。《太平府志》称濮为道光年间安徽当涂人，这年份就不对了。笔者认为濮是苏州人，生于明晚期。清顺治年间，有资料载他与钱牧斋有交往，钱曾题诗赠他，他还为钱侧室柳如是制物件，后移居南京。《太平府志》所说濮仲谦或另有其人。

李文甫，《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有三位，一是苏州人，二位南京人，都善雕刻。文震亨《长物志》称：“吴中如……李文甫……”笔者认为他是苏州人，移居南京跟文彭有关。文彭“工刻印……所作多牙章，往往自落墨而命李文甫镌之。彭以印属之，辄能不失笔意，故其牙章半出李手”。两人合作甚融洽，当文彭赴南京任国子监博士，抑或曾邀李文甫同往宁。

《广印人传》中的南京李文甫，名石英，称“文彭所作牙章，往往出自李手”。《竹个丛钞》《古董琐记》《秋园杂佩》中的南京李文甫，名跃，称“能刻牙章，尝为文三桥彭捉刀”。很明显这两个李文甫其实是一个人。

以前文人做笔记，记录所见所闻，大都仅述表象，不做本质考察，决不会去采访其人，询问原籍何处，所以以讹传讹的事较多。笔者觉得南京李文甫就是文震亨《长物志》所说的“李文甫”。文震亨记述祖父辈的事应该不会有错。

后来文彭与李文甫不再合作，是文彭在南京得到青田灯光冻石，“不复治牙”。

据周亮工称：文彭一天赴国子监上班路过西虹桥，见一老者正与商铺老板争吵。文彭下轿询问缘由。原来老者携石材交货，却拿不到原定的价钱而与老板有口角。文彭见石材温润莹白，软硬适中，突然灵光乍现，这岂不是篆刻的上佳之材？他毅然买下老者的石材，一分不少，使老者满意而去。回家他命人剖石，试着运刀镌刻，居然刀畅心爽。元代王冕用花乳石刻印，应者寥寥。到文彭用青田灯光冻石篆刻，立即引起众多印人响应，篆刻就此蓬勃兴盛，形成了皖、浙等流派，文彭被奉为各派篆刻之祖。李文甫遂不再为文彭治牙章。

明代晚期，折扇在文人中风行（20世纪90年代许穰女士捐赠的及近年拍卖涌现的文徵明、唐寅、仇英所书绘的折扇都说明了这点），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剧重要道具就是折扇。李文甫留在南京以刻竹扇骨为业。诸多笔记就称他为南京人。

“善雕箑边”的李文甫与“稍加凿磨”的濮仲谦创立了竹刻金陵派。

濮仲谦、李文甫从苏州出来， 自小受吴地温山软水的浸淫、吴门画派的熏陶及苏作雕刻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竹刻作品精致、典雅、超逸，强烈地带有苏州印记。

综上所述，嘉定、金陵两派竹刻渊源都在苏州，这一论断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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