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门区域解除术保护死者,汉代墓葬信仰

在墓门区域解除邪祟的危害是保护死者的第一条防线，它的习见做法一是在墓门驱鬼，二是在死者下葬前取得与地下之主的和解，以避免对死者及其家庭带来不好的影响。

汉代人通常认为人死后会归于鬼神统治的地下世界，所以他们在建墓时往往要进行解除仪式驱逐恶鬼，解除鬼神对死者的侵扰和可能对生者造成的危害。在举行墓葬仪式时，人们会在死者进入墓门时施行解除术。墓门驱鬼习俗由来已久，它直接来源于鬼魂尤其是恶鬼作祟的观念。先民把所有的疾疫、灾难、不幸统统归于鬼魂作祟，鬼不仅作祟生者，而且还会危及墓中死者的安全和命运，而死者受到侵扰后反过来又会降灾祸于生者。在这种情形下有必要对鬼采取敌对手段，实行强制性的驱赶、劾杀、镇压。

墓门驱鬼仪式来源于驱傩仪式，通常有巫觋参与。驱傩仪式是行为巫术与口头巫术的统一体，在仪式过程中，一方面要有模拟性的驱赶追杀动作，另一方面则是要有命令式的驱赶、厌杀咒语。汉代时，驱傩仪式分为按节令而行的时傩和在墓前举行的驱鬼傩两种。时傩每年举行四次，年终一次称“大傩”。方相氏身披熊皮，头戴黄金制成的四眼面具，上黑下红，一手操戈一手执盾，率“百隶”搜索宫室各个角落以驱鬼逐疫。丧葬的时候，方相氏则率驱鬼队伍在灵柩前开道，到墓地后，方相氏进入墓圹，用兵器击打墓圹四角，将潜伏在里面的恶鬼赶出来。

驱逐疫鬼仪式不仅在皇宫举行，民间也有类似活动，《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5]如果说《荆楚岁时记》记载的是南方风俗的话（图11），那么从《风俗通义》中可以看到北方民众的宗教活动：

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殴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6]

可见驱鬼除了在岁时举行外，还适应汉人对墓葬的要求，成为葬仪中一个重要程序。在汉代画像石中，我们常常可以在墓门门扉、门柱、门楣等邪祟容易侵入的地方看到众多方相氏或其他凶神恶鬼的图像。这些图像放置在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一切可能进入墓室的邪祟，保证墓室宁静吉祥、无灾无恙。

图11　曾侯乙墓内棺绘方相氏形象

图12　沂南汉墓方相氏形象

沂南汉画像石墓中描绘的执五兵、戴假面、蒙熊皮的正是大傩的首领方相氏（图12）。汉墓壁画不仅将行傩式的场景描绘下来，也将汉人的信仰观念具体地记录下来。汉墓中保存了许多打鬼、为墓主解除的傩仪图。孙作云对洛阳烧沟61号墓和卜千秋墓内的壁画图像释读后认为，烧沟61号墓是打鬼图，卜千秋墓是升仙图，“打鬼是为升仙扫清道路，升仙是打鬼的最终目的”，[7]两者存在着因果关系。沂南汉墓前室北壁上方横额刻的方相氏带领十二兽逐凶恶图像，就是这样一幅盛大的行傩驱鬼图。这十二兽蒙兽皮戴面具，做直立并追捕之状，它们在方相氏的带领下正在驱除可能会给墓主带来危害的潜在的因素。

可能与驱鬼镇墓有关的道士形象可见于长宁县七个洞7号崖墓墓门右方，[8]为三人一组，上为一人戴有双翼的尖顶帽，两侧各有帽翅翘起，着齐膝长袍，腰以下饰纵横云气纹各二道，左手上扬，右手执一有柄的椭圆形物，非工具，亦非兵器。下有二人光头，一人手持短棍，一人持物不明，均扬起双臂。从其所在的位置和动作观察，大概与驱鬼镇墓有关。

魌头是打鬼仪式中人戴的假面具，在汉代多作熊形或虎形，魌头侈吻即表示它能吃鬼怪、避邪恶之意。《风俗通义》载：“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魌头以存之，言头体魌魌然盛大也。或谓魌头为‘触圹’，殊方语也。”[9]从这个记载看，魌头的作用除了可以“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外，它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可以存放亡人的魂气。因此，我们在汉墓中可以看到多处刻有魌头，常位于墓室的内壁、前壁等位置，它与方相氏虽为两物，但起的作用相同。出土于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的方相位于前室北壁假门西立柱正面，头戴蛇尾冠，冠前椭圆似二目，额部刻饰垂三角似口，三角之上为鼻，两颊部椭圆又似二目。方相头上戴着的奇特的东西就应该是文献所载的四目，也就是魌头。方相圆腹兽爪，圆腹之下刻饰毛羽，右手操剑，左手执盾，左肩斜插一物。[10]（图13）方相守在墓室前，等待着可能存在的对墓主的威胁。

将葬地与生者吉凶联系到一起的想法很晚才出现。《吕氏春秋》孟冬季第十一《节丧》云：“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藏不可不藏也。藏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藏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这就是说早期选择葬地关注的只是地理位置的好坏及对死者躯体的影响，尚未赋予凶吉的意义，更多地表现为随意性。文献显示，战国时期人们对安葬之地有了明确要求，《礼记·杂记》提出“大夫卜宅与葬日”一说，孔颖达疏曰：“宅谓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与葬日。”可见选择葬地已经成为墓葬信仰中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必须指出，这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卜宅葬日”与解土有关系。秦时，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命运与地脉关系密切，《史记·蒙恬列传》载蒙恬自杀前对自己起土建长城深以为憾，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罪也。”[11]蒙恬把自己死于非命的原因解释为破坏了地脉，足以说明当时人认为地脉与人的凶吉是密切相关的。(www.xing528.com)

图13　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护墓方相（采自黄雅峰：《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三秦出版社，2008年，图版51）

为安葬死者举行解土仪式和汉代人忌讳破土有关。汉代人认为动土而不解土会得罪地下神祇，土神反过来会作祟于人，因此死者家属要设法为死者解除因动土而带来的罪谪，请巫师拜祭家中宅土之神。王充在《论衡》中说当时“缮治宅舍，凿地掘土”之后就须“解谢土神”。

破土的反面是敬土，敬土的原因《太平经》中即有解说。

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洞泉为得血，破石为破骨，良土深凿之，投瓦石竖木于中为地壮，地内独病之。……地者，万物之母也，乐爱养之，不知其重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妄穿凿其母，母无病也。妄穿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12]

今有一家有兴功起土，数家被其疾，或得死亡，或致盗贼县官，或致兵革斗讼，或致蛇蜂虎狼恶禽害人。大起土大有凶恶，小起土有小凶恶，是即地忿忿，使神灵生此灾也。故天地多病人，此明证也。[13]

基于这种认识，道教反对人们挖掘土地。

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处也，名为初置根种。宅，地也，魂神复当得还，养其子孙，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魂神还为害也。五祖气终，复反为人。天道法气，周复反其始也。欲知地效，投小微贱种于地，而后生日兴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种于地，而后生日恶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故大人小人，欲知子子孙孙相传者，审知其丘陵当正，明其故，以占来事。[14]

道教认为墓地是“先人”的“根种宅地”，是亡魂生活和居住的场所，死者埋入地下后依然会对生人起作用，影响生人的生活的命运，因此葬地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后世子孙的幸福。基于此，动土时就不得不对所要占用的土地进行解除，以期弃恶择善，即使碰到不好的土地，也要想方设法化凶为吉：

能知坟墓之法，千禁万忌，一皆厌之，必反凶为吉。能得此法，永为吉冢。……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诸不足者，一以填文厌伏，无不厌伏，反凶为吉。[15]

大约出土于汉灵帝光和时期的“张氏朱书镇墓文”就是这样一件解土文书。此件镇墓文云：“天帝使者黄神越章，为天解仇，为地除央，主为张氏家镇利害宅，襄四方诸凶央，奉胜神药，主辟不详，百祸皆自肖亡。张氏之家大富昌。如律令。”[16]这件镇墓文书是道教冢墓理论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