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墓葬信仰研究及国外学界的进展

汉代墓葬信仰是近年来的前沿研究课题，此前的丧葬礼仪研究为现在的信仰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33年，从《汉书》《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中摘引大量汉代婚丧材料，将丧葬研究融入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对中国的丧葬研究有相当的推动。之后关于汉代丧葬的研究成果有李如森的《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2003年）、韩国河的《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几本书的共同特点是结合考古资料对汉代及以后的丧葬仪式进行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韩国河认为，与城址、手工业遗址相比，墓葬包含的信息更为丰富，不仅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而且还反映了人的精神、宗教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内容，为我们全面展示了古代生活的面貌，是考古学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则对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进行了归纳、考证以及文化分析，开始自觉涉及丧葬仪式的社会意义。郭于华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考察中国丧葬礼仪及文献中关于生命、死亡故事，并进行死亡意识、通过礼仪、功能主义等方面的解释以及象征意义的分析（《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的生死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该书系文化人类学的应用分析之作。

国内集中讨论汉代人生死观念和墓葬信仰的专著并不多，且出版于近几年。《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是余英时发表于1962年的博士论文中译本，该书通过对生死观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察了东汉的生死信仰，强调中国人并不是等到佛教传入才产生地狱观念的，回应了李约瑟等西方学术界“佛教传入前中国没有来世观念”这一主流看法。贺西林的《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以汉代墓室壁画为重点，从大量汉代墓葬艺术中得出“引魂升天”主题表现的是一种再生观念，对墓室壁画中表现引魂升天的图像方向问题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

巫鸿近年来致力于墓葬的美术考古研究，其《礼仪中的美术：马王堆再思》《“玉衣”或“玉人”：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均见《礼仪中的美术：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所讨论的具体事例及其得出的结论对本书的写作极具启发意义。在2010年新出版的《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巫鸿从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三个角度，阐释了中国墓葬艺术的历史变迁，认为墓葬在本质上是自我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建筑形式，各种墓葬观念通过墓葬结构达到多重化的目的，其结果是在墓葬中形成一个表达多重意愿的多中心结构，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人对于生死观念的看法与实践。

李清泉虽致力于河北宣化辽墓研究，但他对墓葬空间的认识对我们认识汉晋墓葬不无借鉴（《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文物出版社，2008年）。他指出，古人存在着从祈望死后升仙到祈望投生来世的观念转变，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带着世间的拥有，经由阴间，走向来世。其结论虽有启发，然而其所利用的转世观念得自于佛教，较本书所欲论述的炼形转世观念晚起若干年。

我国台湾学者蒲慕州的《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和《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中华书局，2007年）是近年来考古视角下研究墓葬信仰影响较大的专著。前者以古代信仰世界为主题，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梳理，从人外力量的性质、感应式的宇宙观等方面研究民间信仰的特点，并以官方、知识分子、民间三个视角解读古代宗教，其中最给人启发的是他认为官方宗教不能为帝王以至人民提供解决人生的终极关怀——不死升仙的方法，而民间信仰则提供了不止一种解决方法，并得出人死后可能成仙的结论。后者从汉代墓葬形制的变化入手研究汉人对死后世界的安排，认为从战国末期开始，中国人对于死后世界的面貌就有了比较具体的想法和表达这种想法的墓葬形式，表明经过战国时代大变动之后，中国人对于人死之后的归宿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想法。(www.xing528.com)

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道教研究，国外汉学界比国内起步高、起点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法国学者索安撰写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中华书局，2002年）概括介绍了四十年间国外道教研究的现状，并专门列出一节介绍墓葬仪式。同时，得益于索安、傅飞岚等法国汉学家发表在1996年开始结集出版的《法国汉学》上的一系列道教研究论文，我们才能得以了解国外道教研究现状，特别是作为国外汉学研究重镇之一的法国汉学界的研究进展。另外一个不能不提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日本，小南一郎关于壶天的理论（《壶形的宇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华书局，2006年）、曾布川宽关于昆仑仙境的研究（《向往昆仑山的升仙：古代中国人描绘的死后世界》，载《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1998年）都对我们有所启发。韩国学者具圣姬《汉代人的死亡观》（民族出版社，2004年）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背景，以生命观、鬼神观的发展为依托，动态描述了汉代人的死亡观念，但是得出的结论失之于简单。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道教研究与考古资料的综合使用上取得很大成就。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和张勋燎、白彬的《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5年）以道教文献为主，利用考古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近年来出土的考古材料进行了研究，复原古代道教活动，对早期道教法术以及注鬼说和尸解说尤为重视。何志国的《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认为巴蜀地区的“神树”信仰是摇钱树出现的历史原因，他将摇钱树作为汉代特定物质文化遗存并置于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解析，在对摇钱树的起源、分布区域、年代分期、造型风格、图像内涵做深入研究之外，还对当时的丧葬习俗、社会观念、宗教考古、佛像传播与中外文化交流等作了论述，认为摇钱树既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生产财富和吉祥之树，又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升天神树、祈祷丰收的社祭之树、祈求生殖的原始崇拜之树。

黄晓芬的《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虽说是考古学专著，但她在成功地探讨了汉墓与汉墓研究、传统墓制的特点及其地域性、汉墓的变革与普及、随葬品的考察和分析后，将汉人的墓葬信仰令人失望地简单总结为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