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开放冲击：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提升

国有商业银行也称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是指由国家（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直接控股的商业银行，现在主要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共五家。这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是银行业的超级航母，2002—2012年间其资产额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平均比重为46.47%，其在银行业内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得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地位超脱，对银行业施加着重要影响。以下对该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逐一进行分析。

（一）工行竞争力的纵向测度

对工行2002年至2017年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公因子方差、解释的总方差（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方差贡献率）、成分矩阵、旋转成分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及成分得分系数矩阵等输出结果，鉴于篇幅限制，这里主要分析解释的总方差（见附录2）、旋转成分矩阵，并计算出工行的综合竞争力。

由附录2可看出，2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达87.89%。用主成分y1、y2代表原来的12个指标评价工行的竞争力基本可以表达出所有指标信息，而且这两个主成分互不相关，这样就避免了评价指标信息重复的问题。

分析影响工行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及其影响程度，对了解工行竞争力变化的原因及提高工行竞争力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为了使影响因素更加明晰，这里采用方差极大法即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负载矩阵进行正交旋转（见表4.2）。由表4.2可知，对工行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指标主要是不良贷款率、资本收益率、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反映工行安全性的变化情况，资本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主要反映工行的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反映工行的资本充足性即稳健性，中间业务占比主要反映工行的金融业务创新结果。综上所述，自2002年至今，工行竞争力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工行安全性和稳健性改善、盈利能力和金融创新的提升。

表4.2　工行：旋转成分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

以各主成分所对应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综合竞争力得分。综合竞争力走势见图4.1，某些综合得分为负，并不说明该项竞争力为负，而是计算中将原始数据标准化的结果。由图4.1可知，自2002年以来，工行的竞争力水平处于先上升后略微下降的趋势，然而，2008年之前工行的竞争力水平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为顺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金融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自2002年起，工商银行为实施股份制改革做了大量准备工作。2005年4月21日，国家正式批准中国工商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注资150亿美元，随后中国工商银行顺利完成了财务重组和国际审计。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 480亿元，全部资本划为等额股份，股份总数为2 480亿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各持1 240亿股。通过财务重组、发行长期次级债券、资产组合优化等工作，中国工商银行资本实力显著增强，资本充足水平大幅提升。2006年1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与高盛集团、安联集团、美国运通公司3家境外战略投资者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获得37.82亿美元的投资；2006年6月19日，工商银行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社保基金会以购买工行新发行股份的方式投资180.28亿元人民币。工商银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业已形成。2006年10月工行A股和H股同时上市。上市后的工行在刚性的市场约束和市场竞争机制下运行良好，由于工行的境外资产占比较小，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致的国际金融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其综合竞争力依然处于上升水平。自2011年始，工行的竞争力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工行的资产安全性略微下降，盈利能力也有所下降。2011年后，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融资脱媒日益明显、同业竞争加剧等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整体回落。

图4.1　工行综合竞争力的走势

（二）农行竞争力的纵向测度

对农行2002年至2017年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解释的总方差（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方差贡献率）、旋转成分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等输出结果，并计算出农行的综合竞争力。

由附录3可看出，按照特征值大于1提取三个主成分因子，三个主成分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达91.28%，这意味着用主成分y1、y2、y3代表原来的12个指标评价农行的竞争力基本可以表达出所有指标信息。

为了了解影响农行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本著采用方差极大法即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负载矩阵进行正交旋转（见表4.3）。由表4.3可知，对农行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指标主要是成本收入比、资产收益率、存贷规模、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率、拨备覆盖率和资本收益率。其中成本收入比主要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效率，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反映了农行的盈利能力，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反映了农行的资产安全状况，存贷规模反映了农行的市场实力。综上所述，自2002年以来农行竞争力的变化主要来源于经营效率的改善、盈利能力的提升、资产安全性的改善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表4.3　农行：旋转成分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

以各主成分所对应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综合竞争力得分（见图4.2）。由图4.2可知，自2002年以来，农行的竞争力水平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至2007年农行的综合竞争力处于较低水平，原因是该行存在历史包袱过重、不良资产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甚至为负、存贷比过高、管理混乱、盈利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导致银行竞争力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7年农行仍处于股改进程中，2008年国家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的实施，2010年农行A股和H股相继上市，使农行资产质量得到改善，盈利能力获得提升，综合竞争力开始逐步增强。2011年之后，虽然农行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不良贷款率也略有上升，但随着农行的经营效率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农行竞争力的整体水平表现平稳。

图4.2　农行综合竞争力的走势

（三）中行竞争力的纵向测度

对中行2002年至2017年的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后，由附录4可看出，按照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3个主成分因子，3个主成分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达91.2%。这说明用这3个主成分因子代表原来的12个指标评价中行的竞争力基本可以表达出所有指标信息。

从中行自身角度分析影响工行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及其影响程度，能够了解中行竞争力变化的原因。这里同样采用方差极大法即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负载矩阵进行正交旋转（见表4.4）。由表4.4可知，对中行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指标主要是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率和存贷比的综合负载方向为负，说明中行的流动性情况相对较差，对中行竞争力的提升造成了拖累。从上述指标来看，自2002年以来中行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中行盈利能力的提升和资产安全状况的改善。

表4.4　中行：旋转成分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续表

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7次迭代后收敛。

以各主成分所对应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中行的综合竞争力得分，中行的竞争力变化趋势如图4.3所示。由图4.3可知，自2002年以来，中行的竞争力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13年之前，中行竞争力大幅上升，原因如下：2004年中国银行稳步推进股改工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行2006年6月在香港H股和内陆A股上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行影响相对比较小；2009年开始中行上市速度加快。然而，2013年后中行竞争力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中行的盈利能力和资产安全性下降，中行的净资产收益率由2013年的18.04%下降到2017年的12.24%，不良贷款率由2013年的0.96上升到2017年的1.45。盈利能力和资产安全性是影响中行竞争力的首要指标，正因为如此，中行竞争力在2013年后下降比较明显。

图4.3　中行综合竞争力的走势(www.xing528.com)

（四）建行综合竞争力的纵向比较

对建行2002年至2017年的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后，由附录5可看出，按照累积贡献率不得低于85%的标准提取3个主成分因子，3个主成分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85.48%。这说明用这3个主成分因子代表原来的12个指标评价建行的竞争力基本可以表达出所有指标信息。

以各主成分所对应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建行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建行的竞争力变化趋势如图4.4所示。由图4.4可知，自2002年以来，建行的竞争力水平整体处于上升趋势。2003年建行综合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03年国务院做出“建行、中行两家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2004年国家对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注资，并剥离了大量不良资产，从而导致2003年和2004年的年度数据样本无法真实体现银行的经营情况与竞争力水平。2005年10月建行H股上市，2007年9月A股上市，在刚性的市场约束和市场竞争下，建行的综合竞争力平稳上升，由于建行的境外资产占比较小，又有充足的拨备覆盖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建行的影响不明显。2011年后，建设银行也存在盈利能力下降和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但经营效率的提高、金融创新的提升、资本充足率的改善推动建行竞争力持续上升。

图4.4　建行综合竞争力的走势

这里同样采用方差极大法即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负载矩阵进行正交旋转（见表4.5）。通过正交旋转后的矩阵可更清晰地了解影响建行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及其影响程度。由表4.5可知，对建行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指标依次是成本收入比、资产收益率、中间业务占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和流动性比率的综合负载值比较小，但是方向为负，说明建行的流动性指标对银行竞争力有负面影响。从上述指标来看，自2002年以来建行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建行的经营效率的提高、盈利能力的上升以及资本充足情况的改善。

表4.5　建行：旋转成分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

（五）交行竞争力的纵向测度

对交行2002年至2017年的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后，由附录6可知，按照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从交行的财务指标中可以提取2个主成分因子，2个主成分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88.96%。

以各主成分所对应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交行的综合竞争力得分，交行的竞争力变化如图4.5所示。由图4.5可知，自2002年以来，交行的竞争力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交行作为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直探讨引进战略投资者，外援的加入使交行的市场运营受益良多。2007年交行在A股上市后在市场约束和市场竞争环境下，综合竞争力平稳上升。虽然交行境外资产持续增加，但是2008年交行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较小，盈利能力虽略有下降，然而影响交行综合竞争力的首要指标是金融创新能力、经营效率和市场规模，这些指标表现平稳上升，因而交行的竞争力平稳上升。

图4.5　交行综合竞争力的走势

交行的正交旋转矩阵显示中间业务占比、存贷规模、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核心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对交行竞争力的变化影响很大（见表4.6）。这说明，自2002年以来交行竞争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经营效率的提高和资产安全状况的改善。存贷比的方向为负，说明交行的存贷比指标对银行竞争力有负面影响。^[3]

表4.6　交行：旋转成分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续表

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

（六）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纵向比较结论

对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各银行的时间序列数据虽然在同一方式下表达，但各银行的横截面数据并不在同一标准下，所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时间序列的竞争力综合得分不能进行横向比较。这里仍将五家银行的竞争力得分放在同一图形（见图4.6）中，以比较银行竞争力的上升速度。

图4.6　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比较分析

由图4.6可知，五家大型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后，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融资脱媒日益明显、同业竞争加剧等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整体回落，资产安全性下降。具体表现为，2011年之后，工行和中行的综合竞争力明显下降，而农行、建行和交行因影响竞争力的关键指标改善依旧保持上升势头。

五家大型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波动性比较大，尤其是2008年之前波动剧烈。其波动的原因与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支持下进行股份制改革密切相关（见附录7）。中国银行业曾经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较差的资产质量一度引起国外金融界关于中国银行业已经在理论上破产的言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良资产剥离、战略重组、汇金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而上市后，其各方面的能力均有所提高，尤其是盈利能力显著提高，说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成效明显。目前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刚性的资本约束下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继续向好，表现在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均有很大提升，并对五家银行综合竞争力的上升有重要影响。同时，从1999年，尤其是2003年开始国有银行业开始注重风险的控制，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进行不良资产剥离，不良贷款的减少显著提高了其风险控制能力。2004年和2008年，汇金直接向银行注资控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2006年，中国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继续加强风险管理，中国所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否则其机构扩张、业务发展和股东分红都将受到限制。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国家注资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者H股A股上市或者发行次级债大量补充资本金，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同时由于银行自身转变意识，加强对风险的控制，大幅提高了拨备覆盖率。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上升的过程中，盈利能力的上升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工行综合竞争力上升的指标中资本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农行为第二位和第七位，中行为第一位和第二位，建行的资产收益率排在第二位。然而，交行的这两个指标对银行竞争力变化的综合负载下降了不少，说明2012年之前交行比较注重盈利能力的提升，2012年之后，交行的金融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提升是重点。

在五家大型银行综合竞争力上升的过程中，资产安全系数的大幅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的资产安全性的改善对这四家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的资本充足率的上升对综合竞争力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五家大型银行的流动性指标的贡献除了农行以外普遍表现不太好。影响农行综合竞争力提升的流动性指标为正，且流动性比率的综合负载为61.459 4%。影响其他四大行的流动性指标或者两个指标均为负，或者其中一个指标为负，其中中行、建行和交行的流动性指标对银行竞争力的提升形成了明显的拖累。对于流动性比率，中国监管部门设置了25%的最低监管要求，然而商业银行总体流动性过剩，比如在2002年至2017年的考察期内，中行的流动性比率最低为43.2%（2010年），建行的流动性比率最低为41%（2007年），远高于最低监管要求，过高的流动性比率对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反而起到阻碍作用。

影响五家大型银行综合竞争力的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交行在该指标方面贡献最大，排在第一位和第三位，综合负载为70.28%，正是由于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交行综合竞争力上升速度很快。建行金融创新指标排在第三位，中行该指标排在第五位。其他两大银行金融创新指标贡献与综合竞争力的效应不是很突出。这说明自2002年以来，尽管各银行开始重视金融创新，明显加快了金融创新的步伐，然而相比之下，除交行、建行和中行之外，各银行的金融创新成果都不是很明显。与2002—2012年考察期间的结果相对比，发现对工行综合竞争力上升贡献度比较大的是金融创新指标，该指标排位分别为第二位和第三位。而当考察期间放宽至2002—2017年时，金融创新指标的贡献度不明显。

在五家大型银行综合竞争力上升的过程中，经营效率的上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农行综合竞争力上升的经营效率指标排在第一位，建行的经营效率指标排在第一位，交行的该指标排在第四位。这说明这三家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的上升和其经营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其他两家经营效率的贡献度较小。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五家大型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原因和农行、交行存贷规模的上升有很大关系。影响农行综合竞争力提高的指标中存贷规模排在第三位，综合负载为63.3%；对交行综合竞争力提升具有贡献的指标中存贷规模排在第二位，综合负载为77%。由此可见，规模因素在银行业竞争力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