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从银行对外开放对东道国银行业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文献综述与评价，下面我们从银行对内开放对母国银行业影响的角度进行文献综述。然而，从银行对内开放角度，也就是本国银行走出去跨国经营的视角，对母国银行业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银行业跨国经营从实现形式上可以分为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两种模式，前者属于外延式增长模式，后者属于内生性增长模式。
Robert DeYoung和Daniel E.Nolle（1996）对美国的外资银行的盈利水平进行了分析，发现跨国银行在美国的盈利效率要低于本国银行，是跨国银行投入（成本）的效率低而不是产出（收入）的效率低导致了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低利润率。因为跨国银行在美国发展客户关系的能力低下，不能提高和保持主要存款，以至于跨国银行不得不以高成本的资金来源资助其大规模增长。[75]
Rudi Vander Vennet（2002）探讨了欧洲银行业的跨国并购和银行效率，对1990—2001年间公布的62个跨国银行并购案例，从成本和收入效率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并购对并购方银行和被并购方银行的成本和收入效率都有影响，然而，短期内并购对其成本效率改善不显著，而对利润效率有一定的改进，利润效率提高的原因可能是被并购银行定价行为的变化或者来自新总行的收入溢出效应或者由于市场力量的增强。[76]
Claudia M.Buch和Gayle DeLong（2004）对1978—2001年间的2 300例并购进行分析以明确跨国银行并购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法规限制比较多的环境下，跨国银行并购发生得比较少；如果距离和文化差异等信息成本较高，跨国银行并购发生得也相对较少。[77]
国内学者对跨国银行经营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主要的研究仅集中在对国内银行的跨国并购与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方面。(www.xing528.com)
周力杨、武康平（2007）对跨国银行对母国和东道国银行业的影响做了分析，认为跨国银行的介入对东道国影响较大，对母国影响不大。由于跨国银行把业务拓展到东道国，因此使得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加剧，存款总量和单个银行的存款都有所增加；而跨国银行仍然在母国经营，因此母国的银行业竞争局面没有变化。跨国银行的介入数量不影响母国银行的权益资本，但对东道国银行的权益资本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资本充足率给定的情况下，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使得资本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存款总量以及个别银行的存款水平几乎没有影响，反映出存款对资本充足率的敏感性很低。[78]
李伟杰（2008）对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战略进行了分析，认为发达国家的跨国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后，由于拥有较为明显的经营管理、技术、产品创新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因此具有良好的盈利效率；然而，中国的跨国银行进入发达国家，由于市场拓展空间非常小，业务规模也很小，因此盈利极为有限。[79]
梁慧贤、简俭敏、江淮安和于艺海（2011）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及其效率进行研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选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样本。实证研究结论有：从短期来看，这三家银行都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的一两年内出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的单方面或多方面下降。各家银行短期效率下降的原因各不相同。影响并购银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跨国并购规模和频率、并购双方整合时间的长短以及并购方对被并购方的了解程度。但从长期来看，三大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后的效率变化显示：并购后的两三年，银行的效率指标会逐渐改善。因此，三大行的效率都在2010年达到最优状态。[80]
黄德春、张长征和徐艳（2012）首先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0—2008年间跨国并购实施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测算，发现跨国并购银行经营效率高低与其两次跨国并购间隔时间长短有一定关联，如中国银行两次并购时间间隔为5年，其9年的银行经营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增长了26.9%，中国建设银行两次并购时间间隔为4年，其Malmquist指数增长了15.1%，而跨国并购最为频繁的中国工商银行经营效率下降了16.2%。除此之外，跨国并购后，并购实施银行的技术进步增长较为明显，并发挥了对经营效率增长的贡献作用。其次，从盈利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风险规避能力三个方面对跨国并购影响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实施银行的盈利能力有不显著的影响，对其经营成本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对其成本控制能力有明显的提高作用，但对其风险规避和管理能力却有明显的恶化作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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