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开放的文献综述及竞争力提升

（一）国外研究综述

目前，有关银行业开放对东道国银行业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不过，从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视角即从外资银行进入的角度，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的影响问题的探讨文献还是很多的。然而，对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的影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观点，在综述性研究中主要从以下角度进行探讨：一是外资银行进入是否提高了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和效率；二是外资银行进入是否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稳定性。

1.外资银行进入是否提高了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和效率

有学者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银行竞争的加剧可以提高国内市场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促进银行金融创新能力，促进银行监管技术和法律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本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从而提高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竞争力和效率。

Ross Levine（1996）就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是与新技术、更优的资源配置和更高的银行体系效率相结合的，主要原因是：（1）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可以提高国内市场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同时促进东道国银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以创新机制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2）外资银行进入必然会对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促进银行监管技术和法律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改革；（3）外资银行的进入带来了巨大的国际资本，从而使东道国银行融资空间有了很大提升，有利于本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38]

Cevdet Denizer（2000）对土耳其1980—1997年间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国内银行净利息收入与总资产、费用与总资产、利润与总资产的比例，与本国外资银行的所有权份额息息相关。虽然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仅为3.5%～5%，但外资银行的进入与国内商业银行费用的下降和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显著相关，这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土耳其具有强烈的竞争效应，加剧了本国银行业的竞争。Cevdet Denizer认为外资银行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国内的银行业，尤其是在财务和运营计划、信用分析、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本方面。^[39]

Stijn Claessens，Asli Demirguc-Kunt和Harry Huizinga（2001）通过公式“净利息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税前利润率-营业费用率-呆账准备金率”来衡量银行效率，通过外资银行数量占东道国银行总数的比例和外资银行资产占东道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来分析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通过这些指标建立了经典的计量模型用于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效率的影响：

其中：i表示银行；j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Iijt表示j国家国内银行i在t时间的效率（如税前利润率等）；FSjt表示j国外资银行t时间的份额（如外资银行数量占j国银行总数的比率）；Bit表示国内银行i在t时间的银行层面的解释变量；Xjt表示一国j在t时间的国家层面的解释变量；εijt为随机误差项。

选用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在内的80个国家7 900家银行1988—1995年的数据来研究外资银行进入的程度及对东道国银行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比本国银行具有更高的净利息收入和利润率，而在发达国家，上述结论则相反，说明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给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2）随着外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的增加，在竞争效应下，国内银行的利润率和利息收入出现下降趋势，表明外资银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内银行的效率。（3）效力改进效应与外资银行进入的数量而不是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显著相关，说明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东道国银行的竞争压力就会增加，从而通过相应措施来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率。^[40]

Ross Levine（2001）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国际金融自由化是否通过提高东道国金融市场和银行的职能促进经济增长，分析了金融业开放程度和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会降低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水平，增强东道国银行系统的效率。^[41]2004年，Ross Levine进一步进行定量分析，他选择47个国家1 165家银行的年度或加权平均数据来分析限制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净利差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外资银行进入的受限制程度的加强提高了东道国银行的利差收入，即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东道国商业银行利差收入也较高：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每降低1个单位，银行净利差水平大概下降3%（仅考虑银行变量的前提下）。这也表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加剧。^[42]

Iftekhar Hansan和Katherin Marton（2003）在分析匈牙利从集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银行业的发展经历后，通过对匈牙利银行业1993—1997年的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外资银行的参与有助于匈牙利建立一个更强和更有效的银行系统，拥有高比例外资所有权的银行具有更高的效率。虽然金融自由化和初期宽松的私有化政策条件会带来短期的福利上的损失，但与技术先进和经验丰富的外资银行的竞争和合作对匈牙利银行业有正面效应，国内银行业后续的绩效改进会弥补这一损失。^[43]

Janek Uiboupin（2005）分析了10个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绩效的短期影响，采用Arellano-Bond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方法，选取1995—2001年间319家银行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1）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税前利润、非利息收入、平均贷款利率和贷款损失准备的下降显著相关，而且外资银行进入短期趋向于增加东道国银行的间接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增强了东道国银行市场的竞争力；（2）在东道国银行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利润和贷款损失准备下降程度的影响要弱得多，国内银行的间接成本的上升程度也相对较弱，说明东道国银行市场的发展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内银行所受冲击的大小。^[44]

Stijn Claessens（2006）对跨国银行采取的形式、跨国银行对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影响及跨国银行与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跨国银行以在东道国设立分支行的形式，影响着东道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实证分析的证据表明，在一个有效且稳定的金融体系环境下，跨国银行的进入有利于银行系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当然，跨国银行和银行竞争力之间的关系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仔细判断。^[45]

H.Semish Yildirin和Georgc C.Pllilippatos（2007）研究了1993—2000年间11个拉美国家的银行业竞争状况，认为总体上市场集中度与竞争状况并不是显著相关的，然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末，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银行业竞争程度降低，原因在于集中度的增加。他们还对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业竞争力强相关。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促进了银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反过来，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降低了银行的利息差以及盈利能力，但是改善了它们的成本效率。^[46]

但也有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于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外资银行进入对于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外资银行的数量、传导与示范能力及东道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和本国的监管状况等。

Joseph E.Stiglitz，Jaime Jaramillo-Vallejo和Yung Chal Park（1993）认为金融产业更需要保护，因为相对于大型国际银行的安全性，国内银行要和外资大银行进行竞争会给其带来很高的成本和压力；外资银行的信息劣势通常使得它们倾向于和大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所以国内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也许会更少；外资银行对东道国政府的窗口指导和其他间接压力不敏感，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控制力度也比较弱。^[47]

Adolfo Barajas，Roberto Steiner和Natalia Salazar（2000）研究了1990年以来哥伦比亚的状况，对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的绩效进行了比较，认为外资银行能够提高东道国银行的可竞争程度，降低融通成本和提高贷款质量，进而对哥伦比亚的银行业产生了正面效应。然而，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更激烈的竞争可能会导致风险的加大，同时伴随着国内银行的资产质量明显下降。^[48]

Montinola和Moreno（2001）运用贝克尔模型对菲律宾银行业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虽然外国银行进入程度不断上升，但由于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和保护，其实际进入水平较为有限，结果本国银行业整体效率水平没有出现显著改善。^[49]

Maria Soledad Martinez Peria和Ashoka Mody（2004）以拉美五国的银行业为研究对象，对外资银行参与度和市场集中度对银行利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相对于东道国银行来讲一般收取较低的利差收益，外资银行的参与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进而影响利差水平，市场集中度往往与银行业的高利差收益和高成本直接相关。然而，外国银行的持续进入并未产生预期中的显著效率效应。^[50]

Nihal Bayraktar和Yan Wang（2004）探讨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国内银行绩效的影响。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选取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30个国家1995—200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各个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差异，一国银行对外开放水平与该国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特定的关系。^[51]

Robert Lensink和Niels Hermes（2004）讨论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的短期影响，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是否有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与本国的初始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故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以检验经济发达程度不同是否会影响外资银行进入的效应：（1）阈值估计。他们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人均实际GDP的阈值（THR），如果GDP大于阈值则值取1，否则取0。（2）交叉乘积项法。即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乘积项，通过回归系数的变化来判定经济发展水平与外资银行进入效应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如果东道国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那么东道国的银行市场初始水平也比较低，银行业市场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银行先进技术和经营经验对东道国银行业的影响更重要（溢出效应），尽管短期内会带来东道国银行业经营成本和经营利差的提高（竞争效应）。如果东道国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东道国银行业的经营成本、净利息收入和利润水平要么与外资银行进入不相关，要么负相关，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这种溢出效应并不重要，但竞争效应能够得以发挥。^[52]Niels Hermes和Robert Lensink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外资银行作用的发挥是否与东道国初始金融发展水平有关，通过研究48个国家的990个银行1990—1996年的数据得到了相似的结论。^[53]

Ta Gormley（2010）以20世纪90年代外资银行进入印度为例，从外资银行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入手，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印度对国内信贷准入和企业业绩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资银行只为一小部分业绩丰厚的公司融资，外资银行进入后反而导致企业信贷下降了8%，而且信贷的下降对于小微企业更严重，对于更依赖于外源融资的小微企业业绩产生了不利影响。^[54]

2.外资银行进入是否影响东道国银行的稳定性

针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竞争效率的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但针对外资银行竞争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传统观点认为，银行竞争与稳定之间存在权衡关系，即竞争和稳定不能同时获得。当银行业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后，跨国银行大量进入将导致银行部门的特许权价值大大降低，而国内商业银行失去原本享受的垄断利润，丧失了利用垄断利润维持大量不良贷款的能力，从而使其风险抵御能力大大下降。除此以外，跨国银行以其优质信誉、高盈利能力、良好的财务状况能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从而造成国内商业银行大量优质客户流失，而只能面对一些信誉不高、财务状况不佳的高风险客户，这样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增加、总体信贷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从而稳定性也会下降。总之，外资银行进入加剧了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影响东道国银行的稳定性。

Asli Demirguc-Kunt和Enrica Detragiache（1998）研究了金融自由化和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导致金融体系脆弱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宏观经济发展情况欠佳、不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然而当以这些因素为控制变量后，金融自由化与银行稳定性负相关，即金融自由化会导致银行危机的发生，而且金融自由化变量与跨国银行的份额正相关，但与市场集中度负相关。^[55]

Heather Montgomery（2003）探讨了外资银行在后危机时代的亚洲的角色。其认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外资银行贷款可能比国内银行贷款更稳定，但是当危机发生时，外资银行贷款的稳定性取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方式。其中，外资银行的跨境要求权提供的信贷供给是最不稳定的，其次是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和外资银行附属机构信贷。^[56]

Ji Wu，Minghua Chen，Bang Nam Jeon和Rui Wang（2017）利用2000—2014年间35个市场的银行层面数据，探讨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内银行的风险。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导致国内银行的风险提升，而且在效率较低、以传统活动为基础的国内银行中更为明显，通过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及本身集团实力比较强大时，对东道国国内银行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57](www.xing528.com)

有的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不仅不会降低东道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反而有所贡献。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稳定性是否存在影响还取决于宏观经济、竞争程度、金融监管水平等因素。

Donald Mathieson和Jorge Roldos（2001）探讨了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扮演的角色，提出两个值得讨论的观点：第一，外资银行的存在是否会增加银行业发生系统危机的可能性；第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外资银行是否倾向于迅速逃离东道国。结论是：外资银行进入主要通过竞争效应和外溢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效率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外资银行可以依托其母国提供更稳定的信用，并且许多跨国银行有更好的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方法，所以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提高东道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等。^[58]

Franklin Allen和Douglas Gale（2004）探讨了银行部门竞争和稳定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一系列模型进行分析、总结，结果发现：在一些模型中，竞争和稳定需要权衡，而在另一些模型中该观点并不成立。一般来说，从贷款竞争角度出发的研究，往往得到银行竞争降低了资产风险承担水平或者提高了银行间市场应对流动性冲击能力的结论，从而支持了竞争有利于稳定的观点。从存款角度而言，由于银行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存款市场的竞争可能加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但一些研究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导致了银行竞争和稳定的权衡问题。换句话说，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监管措施（包括资本充足要求、风险调整的存款保险以及资产限制等）来控制风险，可以避免竞争导致的银行危机。^[59]

Haselmann（2006）研究了转轨经济体中外资银行的策略，通过估计信贷供给函数对外资银行的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外资银行进入中、东欧市场是长期战略目标所需，并非追求跟随客户战略，因此其对东道国信用市场有稳定作用，即会促使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提高。与一般的结论相反，Haselmann认为，外资银行独立于外资银行母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比如：在爱沙尼亚等经济转型国家，其2002年外资银行的资产占到总资产的90%以上，这些银行与东道国银行在借贷市场上尽管还有区别，但已经有一定的整合，它们与当地银行都根据东道国变化的市场条件来整合业务，并不会给东道国市场银行体系带来不稳定，反而有所贡献。^[60]

Robert Cull and Maria Soledad Martinez Peria（2014）研究了银行业危机与外资银行进入之间的关系。利用1995—2002年间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所持有的资产份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历过银行危机的国家往往比没有经历过银行危机的国家有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进一步面板数据回归得出结论，外资银行参与的增加是危机的结果，但是，外资银行的增加与东道国私人部门信贷增加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许多情况下外资银行的进入表现为外资银行收购了陷入困境的国内银行。^[61]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经营效率影响的研究比较晚，而且多数学者认为外资银行给中国带来了竞争机制，打破了原有的垄断局面，有效地促进了国内银行业的效率改革，增强了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1.从金融体系改革与效率改善方面来看

郭妍、张立光（2005）基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13家银行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盈利状况和抗风险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外资银行在1998年之前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不明显，1998年之后才变得明显；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加深，国内银行利差收入有所上升，而利润率、费用率及贷款收益率则有所下降。^[62]

李晓峰、王维、严佳佳（2006）选取中国具有代表性的4家国有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4—2004年的数据来实证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在经典模型的基础上，作者增加了银行结构变量（采用各样本银行与总样本银行资产的比重）来表征银行规模，并分别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所有银行三个角度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国内银行的流动性、非利息收入、经营费用和资产收益率降低，并使其资产质量下降，风险增加，但是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对国内银行盈利性的影响并不显著。^[63]

伍志文、沈中华（2009）从微观角度研究外资股权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绩效的影响，发现只有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银行股权进入才是有利的。从经济效率而言，该结论支持发达国家的银行以持股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64]

张金清、吴有红（2010）运用SFA法测度了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效率，并对外资银行进入水平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阈值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水平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资银行进入水平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65]

王佩珺、周秒燕和张锦程（2016）分析了外资银行对中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影响。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促进了中国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程度，且进入程度与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是类似倒U型的关系。此外，外资银行进入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经营效率的影响也有显著不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受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村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提高中间业务效率方面稍弱。^[66]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由于选取的时间阶段、银行样本以及计量方法的不同，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效率的影响的实证结果也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改革具有积极作用，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有利于打破市场垄断格局，还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效率。

2.从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或安全角度来看

叶欣、冯宗宪（2004）运用多元logist模型分析50个国家（20个发达国家和3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对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本国银行体系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如下：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有显著的影响，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将减少本国银行体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外资银行通过潜在进入的竞争压力提高了东道国银行市场的可竞争程度，进而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67]

周慧君、顾金宏（2009）基于阶段理论分析方法，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研究外资银行渗透对于中国银行业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银行业在开放的过程中，伴随外资银行渗透，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演化过程也可粗略地看成倒“U”形态，与阶段性理论基本相吻合。^[68]

邱立成、王风丽（2010）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将从多个方面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影响，因而采取多国面板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虽然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对东道国银行不同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但是总体来看提高了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不过，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国家的金融安全角度出发，中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存在“适度”问题。^[69]

乔桂明、黄黎燕（2011）基于中国13家商业银行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和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外资参股对中国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资银行参股对股份制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对国有银行的影响则不显著。^[70]

传统观点认为，竞争与稳定不可同时兼得。然而，大部分学者的实证分析显示，外资银行进入提高了本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3.从产权、竞争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

陆磊（2006）认为，以外资参股的方式进入中国的银行业有利于中国银行产权的多元化，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外资参股的直接制度效应是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本质改善。^[71]

易定、陈雯（2006）认为，运用SCP框架来解释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问题并不合适。中国在全面开放金融业的背景下，银行业保持一定的集中度是必要的。银行业改革的一个目标取向是维持金融稳定和改革绩效。^[72]

谢杰斌、赵毓婷（2007）采用Claessens等的经典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结构变量，选取15家银行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正逐步推动着中国银行业整体结构由寡头垄断转变为垄断竞争。^[73]

王国红、何德旭（2010）运用Panzar-Rosse模型计算了1995—2006年间中国银行业的H值，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外资银行进入强化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但作用有限，因而应该加大引进外资银行的力度，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竞争性管制。^[74]

众多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尤其是外资参股的形式，可以增强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使产权结构多元化，改善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有的学者认为，银行对外开放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较小时，不能改善中国银行业的绩效；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较大时，国家会丧失对银行的控制权，因而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能单纯依靠外资银行的进入，还应该加强自身的管理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