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失衡：人类新困境

当今人类最主要生存困境可以概括为生态失衡，这种生态失衡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困境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时时处处存在着，人类从未经历过没有困境时期。在人类历史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深受自然环境制约，甚至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听天摆布，顺天生存。自从人类发明了工具，开始狩猎生活后，某个群落为了自身生存，需要消灭该地区某些物种，开始破坏所处地方食物来源，被迫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出现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后，人类开始可以在一个地方长期生存，由于刀耕火种，农牧业技术发展，使得大片原始森林受破坏，很多地方环境开始恶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特别是为了争夺领地而发生了战争，不仅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社会人文环境也往往遭到毁灭性破坏，一些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丰茂之地变成了不毛之野，造成了局部地区生存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是由自然环境自身变化而引起的。自从18世纪由现代科技引发了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开始蔓延全世界。

当今世界，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主义已发生了强烈冲突。工业文明有其巨大历史功绩，科学技术被充分利用，社会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也创造了更多物质财富。但是工业文明不断扩张，也造成了无数灾难、流血、贫穷和呻吟，它又使人成为物质之奴隶，金钱之附庸，无限追求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精神，违背了温情脉脉的人文主义精神。现代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把灵魂交给了“魔鬼”，把人之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之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和自力挣得之自由。印度民族独立之父甘地对工业文明之罪行曾进行深刻揭露。他认为，工业文明引起人类永不满足的物质欲望，这种物质欲望最终会把人引向堕落与腐败，工业文明是拜金主义与功利主义产生之土壤，也是引起暴力之热土。甘地提出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印度文明——由手纺车、犁和印度哲学构成——基础之上非暴力社会。他认为：“为了粉饰行将消灭的肉体，为了力图把其生存的时间延长片刻，我们并不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为耻，其结果是我们毁灭了自己，肉体和灵魂同归于尽。为了治疗一种旧病，我们引起了成百种新的疾病；为了享受声色之娱，我们终于连享受快乐的能力都丧失殆尽了。”他还认为：“纺车轮的每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这种思想与中国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思想相似，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心”，工业文明必然带来尔虞我诈，只有返回单纯自然主义社会才能避免种种非道德现象产生，这才是人类最好归宿。

直到20世纪中叶，由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而来的环境问题才真正成为全世界所有人面临的困境问题。科尔伯恩在《我们被偷走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几百万年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局部性地给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人类那时的有些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和形成这个星球的自然力量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在20世纪，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空前巨大的科学技术力量，迅速增长的人口已经把我们对环境的影响从局部扩展到整个地球。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类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生命系统。当人类陶醉于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之时，却突然发现人类自己已深深陷入了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困境之中，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带来的欣喜和以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的欺诈、盘剥、杀戮居然同时并存。人类一方面愁苦于科技的落后，一方面又愁苦于科技的发达。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插上了翅膀，而这个翅膀却被套上了锁链，人类不能套着锁链自由飞翔，人类生存面临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高风险的社会，这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入了前人未曾面对的风险，无法在国际磋商和军备控制方面有多大进展，只要核武器及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卷入新式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可能发生。”科技发展既为人类生存带来巨大空间，也带来许多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在世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严重。通信技术日益发达，网络应用使人与人时刻都可发生相互联系，人与人交往变成“天涯若比邻”，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世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已走向国际化，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由于国际化而相互依存，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局部问题已发展为世界性问题。可以用“蝴蝶效应”来说明世界环境及各种问题关系，一只蝴蝶在北京搅动了空气，可能演变成纽约一场风暴，世界70多亿人都是“蝴蝶”，可以对千里之外环境产生重大影响。1971年由2200名自然科学家联名发出《告全球居民书》中写道：“我们大家都正在经受同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危险的威胁，这一危险在其性质与规模上是任何一个曾威胁过的人类的另外的危险都无法相比的。”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处在更危险的时代了。”21世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问题已将人类逼入生与死绝境之中。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有了深刻认识，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者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www.xing528.com)

工业文明虽然使人类取得空前巨大物质成就，但也带来了严重生存问题和深沉生命忧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先觉者已对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主要有三大反思：一是对现代化之反思；二是对科技之反思；三是对人最佳生活方式之反思。先觉者并提出三个适度回归，成为人类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第一反思提出了“现代性是不是出了问题？甚至提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竖起一块警示牌：此路不通！’”，这个“问题”和“不通之路”，主要是指对大自然肆意破坏，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深度甚至是万劫不复大破坏，还有对传统文化过度破坏，由此引发了对人类本性之破坏。这些严重问题，导致了如此现代化的道路行不通，人类要在现代化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就需要改弦更张。第二个反思是对科学技术迅猛与高度发展产生负面效应提出质疑，特别对相应的社会科学与人文文化滞后甚至被忽视深表忧虑。科技既有推动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之用，又具有超常破坏力，科技不仅对大自然造成深度和广泛破坏，而且已经侵入到各种文化，甚至植入人体内，使人体既受到保护和治疗，又深受其害，而且人性也受到戕害，成为人与社会发展之障碍和对立面。这不是科技自身造成之后果，更不是科技本性，而是人类自身在科技战略和科技思想侵略下所酿成之罪孽。因此有人提出“人性地使用科技”和“使科技具有人性”。第三个反思是关于人类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问题，主要指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平衡问题。现代人对权利、金钱、享受等感官刺激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人类中一部分人可以凭着现有极权、财富和技术，获得大量身外之物，但既得之，却依旧生活在幸福门外，由此萌发了对最佳生活方式之反思，并产生了对物质享受的摒弃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在这三大反思基础上，有人提出了三个适度回归：一是向大自然适度回归。人类已开始觉醒，认为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开战，不能毫无节制地开发、榨取、掠夺大自然，大自然已经忍无可忍地实施强有力报复了。因此，要保护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改与大自然为敌为与大自然为友，敬畏大自然，从生活到心灵都要适度回归大自然。二是向传统适度回归。从生活方式到家庭模式，从人生价值到生命体验，从日常行为到终极关怀，都要向传统适度回归。从权力、金钱、享受三位一体的现代人生追求，向个人与集群和社会和谐融洽回归，从古老智慧中获得现代灵感，重新体验传统中人性之温情与和谐，追回失去或者弱化了的社会与人生认同感、意义感和幸福感。三是向朴素生活适度回归。从无度豪奢生活适度向朴素生活回归，多自己动手、少依赖科技，多节约、少浪费。

由此可见，人类文化正在新思维、新文化基础上，实现世界整体文化转型与重构，就是从与大自然为敌向与大自然为友转向，在生态伦理思想指导下，走向人与大自然共同生存与繁荣，人类从“传统人”——“正直人”——“经济人”向“现代文化人”转向，以偏重科技文化向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共同发展转向。人类自从大自然中独立走出来，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一直存在一种终极之“天问”：“人在何处？”“我们是谁？”“我们走向何方？”人类文明历程已走过五千多年，即使人类已拥有高智能技术，人类还是对人生和生命产生了种种困惑。当代先觉者已经意识到，人类并不是宇宙孤儿和唯一灵长，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只是大自然一员，只是大自然之子，既依赖大自然为生，又需要养护大自然；人类是社会之物，每个个体都要依靠全社会而生存和发展，每个人应该与他人和谐相处；人类不仅要从生物和知识视角来认识自身，还要从大自然之视野乃至宇宙之视野来观照自身，人类必须“走向回家之路”，走回大自然之家，走回文化故土，走回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