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人类发展史，如果不简单地用政治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也不要站在西方人立场和东方人立场来解读人类历史，可以发现有一个客观规律在主导人类进化，找到黑、白、棕、黄四大人种呈梯次分布之奥秘，找到与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相作用之奥秘，也能找到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不中断之奥秘，找到为什么是欧洲国家把世界推向现代文明之奥秘，找到人类拥有天地究竟有多大之奥秘，也能找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下人民共同追求之归宿。从人类进化史来看，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一是原始洞巢时期，二是部落国家时期，三是君主国家时期，四是民主国家时期，五是世界趋同时期。人类处在原始洞巢时期，主要是处理“人与天”关系，鬼神是人类思想之产物。那时人间尚无帝王出现，谁也想不到天上会有一个统一之帝，人类便想象出各种天上之神，千奇百怪，各家族、种族、部落都按其特性及千奇百怪想象，信仰千奇百怪之神，这时，人类一切行动都听从神之旨意，也受制于神。人类进入部落国家时期，主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这时，人类开始进入游牧农耕文明，人类已不再是一种随缘而生之物，已成为一种经济动物，并开始形成部落，为了争夺领地和财产，不断发生战争，在战争中开始形成国家。强国又不断扩张和掠夺，人类从此陷入文明与掠夺怪圈，至今不能自拔，人类四大古文明也在此时期产生和发展。人类在君主国家时期，主要是处理“人与集权”关系。当国家太多、太小、太散，既难抗击外国入侵，彼此之间又战争频繁时，时代呼唤英雄出现，大英雄统一了小国，建立了君主大国，当一个大国为一家所有、一人所有时，又显得太不平等，人人都要争取权利，时代又呼唤国家由君主制度变成全民制，历史又进入一个新时代。人类在民主国家时代，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在民主国家里，人人都是国家主人，人人都是君主，人人都为争取生存权、经济权、政治权等而争战不休。未来人类社会将走向趋同，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后，又会回归到处理人与天关系上来，由于人类对地球无节制掠夺，大自然被破坏了，人类应理性回归。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三大文明——以古埃及为中心近东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在农耕文明时代发展起来的。既分散又定居的农耕文明，注定处于易受攻击地位，因而注定处于守势。当农耕文明一再受到掠夺后，最迫切愿望是有伟人横空而生，组织并领导当地人进行抵抗，因而农耕文明深化而成为对权力崇拜。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注定要对农耕文明进行掠夺，因而处于攻势，游牧文明也就深化出对民主崇拜。当人类社会进化完全由西方游牧文明主导后，进化速度明显加快，而进化中产生碰撞也更加剧烈，以致发生几次世界大战，使进化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人类疯狂扩张，把主要矛盾从人与人矛盾转向人与天矛盾。当人人都为争取权力而奋斗时，人与人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主要竞争是经济竞争，而无节制经济竞争之恶果又变成全人类向大地母亲疯狂夺取，并把废弃物全扔给上天父亲，这叫做侵天掠地，或者叫做欺父凌母，人类又走进更惨重生存困境。人与世界之关系是一个永恒话题，人类困惑也是永恒话题。在困惑面前，人类不是在迷惘中等待，而是以自身勇气与智慧去面对，并在不断破解困惑之中成长发展。回顾人类发展历史，困惑都是在人类自身勇于面对挑战中破解的。但是，在破解困惑时，新困惑又不断产生，在人类面前总是存在一个未知世界，一个需要探索世界，一个能够体现人生价值世界，一个更富有挑战世界，更是一个令人向往世界，因为人类一直在梦想一个共同理想家园。人类记忆具有简化特点，它只保留印象最深部分，对自身历史也是如此。原始人茹毛饮血，那是古老时代所特有安宁与平和，常常令人回味，而古老的“大同梦”正是这样产生的，它既包含着对远古记忆，也包含着对未来描述，经过乌托邦想象，最后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终极目标。
中国大同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篇》。《礼运篇》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相对于大同世界是小康社会。《礼运篇》接着写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求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非，用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公，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是两个存在着根本性对立之社会，一个是理想社会，一个是现实社会。大同是一个美好社会理想，一个无比善良愿望。大同社会最根本之处是“天下为公”，即实行公有制；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家”，即实行私有制。天下为公必定实行财产公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人们对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十分珍惜，不浪费，更不会暴殄天物，爱护公有财富是社会成员道德标准。财富公有，人人共享。财富从何而来？“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人劳动，各尽其力，不劳而获是可耻的，而人人参加劳动，自然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关系不但亲密友好，而且是自由平等的。而小康社会因为财产是私有的，人人为己，最后导致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产生了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关系紧张，充满了憎恨，理想家园不复存在。大同社会又是一个充满温情社会，“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人类和睦生活在一个大集体中，每个人都得到供给和照顾，爱成为无私无伪之博爱，人人心平气和，心地善良，没有盗贼，没有战争，天下太平，地久天长。大同梦是中华民族一个永恒之梦，既古老又常新。老子和庄子提出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在这个理想国中，人人无智、无欲、无为、无家、无族，也无国界，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又返归于斯。在这个理想国中也不存在任何社会规范，举贤尚能之价值标准毫无意义，因为贤和能导致人类竞争萌生，至德之世不需要竞争。“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不载也。”在这个理想国中，人人如野鹿般自由快乐，不需要专人来管制，每个人都无目的地生活在自然世界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而陶渊明提出的理想社会是桃花源。桃花源是一个人人自食其力，没有剥削压迫之社会。“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里民风淳朴，对外热情好客，一见渔人，便盛情款待；对内古风犹存，“衣裳无所制”。人类文明之进步，其代价是纯朴人性丧失。生活在桃花源里，人人知足常乐，“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桃花源是与外界社会隔绝的乐土，又是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天地，一切行为都是顺着自然规律进行，一切事物都符合自然发展，人人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对外热情而不侵扰，对内和睦相爱，这也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理想社会。(www.xing528.com)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不仅是中国人之梦想，也是全人类共同梦想。西方理想国和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大同思想一样，源远流长，也是历久不衰。莫尔的《乌托邦》相当于《礼运篇》，生活于老庄、孔孟年代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往后又有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林顿的《大洋国》，到了现代社会，还有赫茨卡的《自由之乡》、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等名著问世，可以说整个人类思想史充满了“大同”和“乌托邦”情绪。西方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大同思想相似，热衷对未来理想社会之精神设计，都是对理想王国的向往，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回顾整个人类发展史，那些提出大同梦想和乌托邦思想者，都是有天地心的理想家，他们从身体力行之实践，到天翻地覆之革命，虽然结局有惊人相似，或灰飞烟灭、一蹶不振，或痛定思痛、锐意革新，但这些思想对人类寻求未来之路不无裨益。提出大同梦想和乌托邦思想者和实践者，其道心和热情不可埋没，他们为建设和完善人类世界进行了艰苦探索，其探索本身就是壮举，实现了就不是乌托邦，正是因为乌托邦永难实现，乌托邦思想才具有持续活力和永久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有天地心者不断追寻，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之精神。当严酷社会现实取代了乌托邦幻想时，人们又发现这是一个新的幻想时代。莫里斯·万斯纳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说：“正当新的、辉煌的科学力量变得对我们有用时，我们都面临一种贫困——缺少对乌托邦的虚构想象……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能够以合理的精确度略述在中间空虚的彗星或小行星上建立一个太空移民聚居地所必需的过程，但当描述人们在哪里将做什么时，这个领域中最活跃的人物也只是在一个无重力的新环境中，为我们重现了包括花园俱乐部和其他一切在内的城市郊区。”这时，乌托邦之价值便凸现出来。中外乌托邦思想家都是站在各自时代之前列，表达了时人之期望，代表那个时代人类最进步之思想，由于其目标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和接受，常常被视为空想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乌托邦思想最终将引起社会新变革，这已成为一个不争史实。乌托邦之积极意义在其具有超越性，不但超越现实，也超越自身。乌托邦既是梦想的，也是真实的，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寻梦史。人类不能没有梦想，几千年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正是人类有一个个梦想诞生，以及梦之幻灭和梦之圆成，才使人类不断超越旧梦境，向未知世界迈进，人类才有进步和发展。人类当前的困境是什么？需要做什么样之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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