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圣之精神：为天地立心

古往今来，圣贤并非神仙，而是人间凡人，他们只是先知先觉者，并怀有天地之心，为民之志，或布道传教，或著书立说，开启民智，践行仁爱之心，为理想奋斗终生，甚至舍生取义而不悔，因其合乎天地之道，惠及当世，泽被后代，一直被神化圣化。其仁心圣举，令后来人追捧不绝。其共同血脉曰爱心、曰仁义、曰浩气。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曾经提出“轴心时代”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人类文明出现了重大突破，人类开始关切和思考人自身及与天下和社会关系问题，古希腊、古中国和古印度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他们都对人类发展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经过两千多年发展，其思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有精神财富，使人类文明火种代代相传，给后世无数智者以心灵沐浴。中国已全方位走向世界，中国人必须用全新视野来对待全人类留下先进思想文化。当前，中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场再启蒙，作为当今中国有识之士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继往圣之绝学，最主要是继往圣之精神。继往圣之绝学，是古今中外有识之士一生之求，回顾中外历史，虽然成圣者寥若星辰，后辈虽不求成圣，但争取做一个有独立人格之人是可以努力实现的。保持独立人格，也要警惕走进陷阱。回顾历史，有前车之鉴。在生死荣辱背后，要明白价值取向所隐藏之玄机，有人从容赴死，有人慌不择路。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在上古中西社会相同时代，但国度不同。当时中国正是风云激荡战国时期，原有社会规范出现礼崩乐坏，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百花齐放。当时希腊奴隶主民主制陷入危机，创造自由者没有自由，有自由者却不创造自由，在人类文明面临重大突破时刻，东西方社会都期待有一场新文明变革，都渴望重建一种治国新模式。在大潮汹涌、思想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苏格拉底和商鞅都不甘寂寞，勇于为实现自己政治主张而鞠躬尽瘁，四处奔走呼号，他们如同不避生死而扑向光明的飞蛾，凭着以身饲虎的大无畏精神，在历史转折关头挺身而出，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情状有着惊人一致：矢志不渝、救国安邦、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然而在面临最后生死考验时，一个端坐在监狱里岿然不动，另一个在函谷关前慌不择路。他们的人生终极选择又为何如此截然不同？商鞅悲剧始作俑者，可以说是他自己。苛毒、愚民和好战是商鞅治国思想中最本质特征，其著名论断是：“杀人不为暴者，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商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革时代，也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的大转型时代，也是一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时代。在铁血现实面前，全面国家战争变得赤裸裸，无能庸才被抛弃，昏聩国君被杀戮，明君英主求贤若渴，怀有奇才绝学的谋臣策士，或奔走权贵，或待价而沽，商鞅应运而生，与尚武的秦孝公君臣际遇。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才是变法最终目的，可是商鞅却实行严刑酷法，并通过愚民措施，以高压手段达到尊君强兵目的。商鞅不像后世专制统治者那样需要在“内法”表面披上“外儒”伪装，而是赤裸裸地指出封建专制政权与平民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在本质上是直接对立的。他认为要达到“富国强兵”目标，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最终要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使万民除政府俸禄之外无所赖，然后“坚者破，锐者挫”，摧毁天下民气，使天下变成一个唯霸王是从的奴才社会。所以他制定了严刑酷法，写成《商君书》，把天下百姓都关进他设计的“铁笼”里。《商君书》一书所传达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对于中国帝王们来说，是最“伟大”的发明，而对中国民众来说，则是中国人噩梦之始，于是，独裁专制成为一代代王朝千古不变的恶性肿瘤。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这也是专制之需，愚民是独裁的社会基础。专制者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而愚民者又乐于当愚民，争当奴才而不得。正是这种专制和奴才思想的麻醉和毒害，使秦以后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里变成十分温顺“良民”和“麻木看客”，而不是真正作为国家主人和自由自主人。秦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历代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像商鞅这种游说功名之辈，如果坚持“从道不从君”理念，就往往难得君主重用，必将颠沛流离，坎坷一生，而要追求荣华富贵，就要不择手段讨好君主，以牟取私利。这种人占历代士人中绝大多数，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他们对君主依赖，体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誓死效忠君主之志，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www.xing528.com)

苏格拉底和商鞅在同一时代却有不同作为，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大相径庭。当苏格拉底为争取平等权在与贵族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之际，商鞅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只好投向专制君主之怀；当苏格拉底苦心孤诣地奔波在开启民智、慧度众生之时，商鞅却在煞费苦心地控制社会、愚弄民众；当苏格拉底在引导人民独立思考，争取思想自由时，商鞅却在实施钳制言论，制造顺民之法。一位是开启民智之先哲，一位是专制愚民之鼻祖；一位是逃避世俗之哲人，一位是追求功名之贵族；一位是不畏强权之斗士，一位是君主门下之家奴。权力是君主私有财产，官职只是个人身外之物，君王轮替和喜怒哀乐决定了臣子命运，其兴衰荣辱皆源于一纸公文。当一个人毫无自身独立意志与独立操守，抛弃一切基本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他的，当然可以随时夺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结局，人亡政息大幕落下之后，唯有千古褒贬，任人评说。商鞅最后走投无路，被杀死在郑国黾池，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商鞅悲剧命运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所有权臣加能臣的共同悲剧，虽然后世已没有尸体车裂的残忍酷刑，但是人的思想被“车裂”更是屡见不鲜，更加令人痛苦不堪。虽然苏格拉底悲剧命运也是遭到死刑，但其悲剧是“刺猬式的悲剧”。“刺猬与狐狸”是古希腊一个比喻，有一句谚语说：“狐狸知道许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刺猬”就是那种拥有自己信念者，其信念简单而单纯，并不惜一切代价在所有生活场合里坚持和贯彻到底；相反，“狐狸”是那种没有主见者，随时处于摇摆、怀疑和妥协之中。苏格拉底对自我灵魂的完善和坚守贯彻其生命始终，所以其悲剧是“刺猬式的悲剧”。苏格拉底曾说：“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苏格拉底一生都用自己言传身教关注灵魂，培养内在善心，逃避财富、权力和名誉，始终过着贫寒而审慎哲学生活。正因为他淡薄世俗功名，才使他保持了人格尊严和独立，有了人格独立，其思想才显得自由深邃。苏格拉底把人生之“死”视为“无梦的睡眠”，为人类思想智慧提供了一个殉道者的崇高榜样。苏格拉底和商鞅的悲剧命运，其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苏格拉底是主动牺牲，商鞅是被动殉葬；苏格拉底是开启民智之殉道者，商鞅是独裁统治下之失败者；苏格拉底主动为他热爱的真理献出了生命，商鞅却被自己创立的制度夺去性命。继往圣之绝学，更要继往圣之精神，要记住苏格拉底遗训：“关心自己的灵魂，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