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墨家学派：爱与和平

墨子是墨家学派创始人。二千四百多年前，公输般在楚国创造了一种新型攻城工具——云梯，楚国准备利用云梯，集合军队攻打宋国，宋国紧急布置守城，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墨子闻讯后，即从鲁国动身，风尘仆仆，日夜不休，脚磨破了，仍然前行，十天十夜后赶到楚国面见楚王，陈述攻宋利害，迫使楚王放弃攻打宋国计划，史称“止楚攻宋”，可见墨子仗义之精神。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约生于公元前476年，卒于约公元前390年。墨子出生于社会下层，自称是“贱人”，精于手工技术，后学儒业，由手工工匠转化为士。他游历了楚国、越国、宋国、卫国、齐国等国，所到之处，都以国君“听吾言，用吾道”为条件，而不计较个人官位与俸禄，他献书楚惠王，楚王赐地给他，他谢绝而去，越王以百里地封予他，他同样拒绝，却乐意推荐学生到各国做官。墨子一生没有亲手著书，今存《墨子》一书五十三篇，是其学生及其后学者记述编纂而成。墨子学说可以概括为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这十大主张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情况，择务而从事。墨子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混乱，就向这个国家陈述尚贤、尚同主张；如果一个国家贫穷，就向这个国家陈述节用、节葬主张；如果一个国家憙音沉湎，就向这个国家陈述非乐、非命主张；如果一个国家淫乱无礼，就向这个国家陈述尊天、事鬼主张；如果一个国家欺凌弱小，就向这个国家陈述兼爱、非攻主张。这些主张在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之光，值得今人思考和体味。

从孔子倡导仁者爱人之说，到张载提出“民胞物与”，儒家思想始终充满着对人之同情、关怀和爱；佛教也讲世间之人应当平等相爱；基督教也讲博爱，爱人若己；伊斯兰教要求人不生憎恨，不要相互嫉妒，也不要相互抵制；说明爱是人类一切文明共有之愿望与追求。世界上一切宗教与文化无不讲爱，然而对爱讲得最透彻、视爱为立足点，为解决一切问题之出发点，唯有墨家。儒家之仁爱是道德体现，佛教之爱是慈悲体现，基督教之爱是赎罪方式，而墨家思想可以简单称之为爱之理想主义。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与家之间相互篡夺，人与人之间相互仇恨，乃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弟不睦，这些乱象，老子看到了，孔子看到了，墨子也看到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混乱局面呢？其回答各不相同，解决这些问题之方法也迥然异趣。老子认为，社会乱象是人类文明进展使人远离了自然状态造成的，因而只有人类返璞归真，复归自然状态方能真正解决问题；孔子认为既然社会乱象是礼崩乐坏、社会失序造成的，就要重建礼乐规范，恢复社会秩序，一切社会问题就可以解决；墨子认为人类一切乱象皆由不相爱造成的，因而爱是结束人类乱象，实现天下太平最有效方法。墨子说：“今若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察此害亦何由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墨子认为，天下之害根在于人类不相爱，有了爱，天下就会太平，没有爱，天下就会动乱不已；有了爱，家庭就会和睦，没有爱，家庭就会分崩离析；有了爱，人与人之间就会关系融洽，没有爱，天下就会相互伤害。墨子认为，人不相爱，并不是人没有爱，不知爱，而是人之爱往往是自私的，只知爱自己，不知爱他人。墨子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知爱人之身，是以不惮其身，以贼人之身。”诸侯之间不相爱，导致不断发动战争，相互残杀；家与家之间不相爱，导致相互篡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导致互相残害，以致世风日坏；君臣不相爱，导致君不惠，臣不忠；父子不相爱，导致父不慈，子不孝；兄弟不相爱，导致兄弟反目成仇。结果是“天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也”。人间没有爱，整个社会必然陷入弱者肉、强者食之混乱状态。所以墨子提出，解决人类这种混乱状态，实现天下大治，唯一方法就是爱人若己。墨子说：“视人之国，视若其国；视人之家，视若其家；视人之身，视若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所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认为，不相爱是造成一切人类混乱之根源，人类之所以不相爱是因为人只知爱自己之国、自己之家、自己之身，而不知爱他人之国、他人之家、他人之身，因而可以化解这种自私、狭隘之爱为大公、大爱，人类一切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由自爱而爱他，不仅可以消除人间祸患，而且还能真正实现自爱最大化，爱他人就是爱自己。墨子说：“以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一个和谐世界对人人都有利，一个不和谐的世界对谁都不利。和谐是由人人相爱而生，不和谐是由人与人之相怨相恨而起，怨恨别人最终是怨恨自己，伤害别人最终是伤害自己，反过来，爱别人最终是爱自己。所以，墨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得到善报，就要与人为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蓝天下，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要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胸怀和大爱之情，去爱所有人类以及万物万类。

墨子主张“尚力”、“非命”。“尚力”即崇尚主观努力，“非命”即批判命定论、宿命论。人是什么？人与动物之区别是什么？道家崇尚自然，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所特有的，是人与禽兽之本质区别。墨子指出：禽兽、麋鹿、飞鸟、昆虫，它们的羽毛可以做衣裳，蹄爪可以做鞋袜，水草可以为饮食，“雄不耕稼树艺，雌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在动物世界里，鸟有林可居，鱼有水可游，牛羊逐草木而走，虎豹凭尖牙利爪而生，鹰隼靠健翅利喙而活，它们依靠本能就可以生存下去，并繁育生命，延续后代。人比其他动物高级，但也比其他动物脆弱，人没有足够之毛发御寒，也不可能依恃拳脚搏豺虎，人类生存与发展要靠自身努力。所以墨子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力”就是人之主观努力，也就是劳动，劳动是人与其他动物最大区别。墨子出身“贱民”，其思想被荀子称为“役夫之道”，说明墨子思想没有贵族气，而是充满平民意识和情怀。生存问题是人类首要问题，墨子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食”、“衣”、“息”代表人类最基本生存权利，“治”则代表人类最基本生存安全环境。墨子特别关注平民百姓之生存和安全问题。在他看来，这些基本生存问题如果没有保证，人就不可能得以发展和提升，人之文雅也就无从谈起。如何保证人类基本生存权呢？墨子认为，国家“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守，不强必危”。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国家要强盛，人要富贵，就要“力作”，努力劳动，而不是无所事事，消极无为，等待天上掉馅饼。在墨子看来，如果王公大人懈怠，御大夫懈怠，农民懈怠，妇女懈怠，“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矣”。而用这种不为方法治理天下，待养百姓，天下必将大乱，百姓必将离散，入则不守，出则不胜，国家不保，社稷必亡。墨子提出“尚力”和“尚强”思想是下层民众求生欲望和打拼精神之反映，墨子及其信徒也身体力行，穿粗衣，食粗粮，日夜不息，以自苦为乐，尚力尚强。墨子认为“执有命者不仁”，在墨子生活时代，科学尚不昌明，命定说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许多人在追问富贵、贫贱是怎样造成、是由什么决定的？在“执有命者”看来，“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既然一切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呢？墨子认为，这种命定说会“阻百姓之从事”，会使人放弃自身努力，坐等好运到来，这种懒汉思想是“不仁”之表现。墨子从“本”、“原”、“用”三个方面陈述其看法。“本”就是以历史为根据，“原”就是以百姓眼见耳闻为根据，“用”就是以客观效果为衡量真假之标准。从历史上来说，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桀当政天下大乱，汤当政则天下大治；纣当政天下大乱，武王代之而兴，天下大治。天下还是那个天下，民众还是那些民众，由汤、武治理就大治，由桀、纣治理却大乱。所以墨子说：“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治乱安危取决于个人努力，命治则治、命乱则乱之命根本不存在。从“原”之角度讲，命更不存在。墨子说：从古到今，自人类诞生以来，谁曾见过“命”这个东西，谁曾听到过“命”这个东西发出声响？从来没有。自人类出现以来，谁也没有听到过“命”之声响，谁也没有见过“命”之形体，所以，墨子认为“命”是不存在的。从“用”之角度看，信命有百害而无一益。执政者相信命，就不会努力治理国家，而是驱驰田猎，沉湎酒色，暴虐百姓，使下不亲其上，上不亲其下，最后身亡国丧，到头来不说自己无德无能，为政不善，反而说“我命故且亡”，而把其失败之因推给“命”，夏桀、商纣之亡天下都是如此。老百姓相信命，就会在家中不善待其亲人，对外不善事其君上，“恶恭俭则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以至于财用不足，挨冻受饿，不说是自己无能且不肖、工作不努力，却说“我命固且穷”。相信有命者，结果只能是“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一切听任命运摆布，最后政治混乱，财用不足，乃至国破身亡。墨子指出，“命”是古代残暴国君杜撰出来的，并用来欺骗诚实老百姓，使老百姓听顺统治者奴役。尚力崇强必然非命，而非命必然尚力崇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学说也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强、积极进取之精神，人类要以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去创造美好生活和改变自身命运。(www.xing528.com)

孔子贵“仁”，墨子贵“义”。儒家之义是墨家之义源头，墨子之“义”是对孔子之“义”进一步发展与发扬。孔子主张“义以为上”，“以义为质”，“见利思义”。墨子之“义”与孔子之义一样，皆以义为原则和理想，而墨子之“义”不是空头理论，而有实质内容。墨子认为，以义治理天下，人民必众，社稷必安。墨子说：“义，天下之良宝也。”义是判断一切是非善恶之标准，是天下之大利，是上天至高之命令。墨子认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之有无，关系天下治乱强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生活时代，天下大乱，而行义者寡，无义者众，墨子横空而出，为“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而奔走呼号，上说下教，努力行义，他本身就是为义献身之斗士。墨子以自苦为精神，严于律己，宽和待人。“量身而衣，量腹而食”，过着极为俭朴生活，不求享受，只求奉献；不求为己，只谋天下大利，舍身求义。墨家既是一个文化团队，更像是一个结构严密宗教组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踏刃，死不旋踵。”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道义高于一切”。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是“背禄向义”，还是“背义而向禄”，是两种不同人生境界。墨子认为：“背禄向义”者做官是一个好官，“背义向禄”者做官是一个坏官；“背禄向义”者是君子，“背义向禄”者是小人。利义取舍是做人大关节，可折射出人之灵魂和精神。

墨家学说后来失传了，这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无法弥补之损失。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独领风骚，而道家只能作为传统文化之补充而存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儒、道鼎立而三，互相补充和融合。然而，无论是道家贵柔守静，还是佛教慈悲行善，对儒家之补充只强化了中国文化精神之柔静面，从而导致中国文化精神偏于静而弱于动，偏于柔而失于刚，这与墨家学说失传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墨家学说不失传，后继有人，中国文化精神就会儒墨互补，交相为用，而不是儒道互补，中国文化精神必定会显示出更加强健阳刚。墨家学说失传，而墨家精神依稀可见，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他们虽非墨家传人，但在他们身上却体现了浓厚墨家情怀，其仗义行仁之壮举，为后人所敬仰和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