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学：中国历史上最有才情哲学家

中国道家另外一位圣人是庄子，庄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情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学无所不窥。”“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负也。”可见其博学和才辩是卓尔不群的。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庄子曾做过漆园吏，任职不久即辞职归隐，住穷闾陋巷，生活贫苦，以打鞋维持生活。在政治上，庄子鄙视权贵，不满社会现实。他不像当时士人汲汲于功名利禄，而是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楚威王曾派两个使者携重礼聘他为相，他正在濮水钓鱼，竟“持杆不顾”，并对使者说：“听说楚国有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楚王还把甲骨藏于庙堂上。请问，对于龟来说，它是愿意死去而使甲骨得到楚王珍藏呢，还是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自由爬行呢？”来者答：“当然宁愿活着，能自由爬来爬去。”于是，庄子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一生崇尚自然，蔑视权贵，追求生命个体自由，其思想深邃，立论高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其思想和言行主要保存于《庄子》一书中。庄子学说继承老子思想，而思益转深。

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则问：“有先天地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庄子认为，一切具体“物”都不是“自本自根”，所以都不能说明万物存在，没有任何“物”可以作为“先于”万物之创生者。因为若以某物为始，那么“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总是无法避免“在此之前若何”之追问。因此，这样一个万物创生根据不能归之于某种具体之物，故以“道”名之。道不是任何实物，也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因而是“无”，它并不是在时间上先于万物，而是与万物共始终，同时又作为万物存在之根据。而“道”作为万物存在之根据，其自身根据又是什么呢？庄子认为：“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言止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因为“道”本身就是一个最终根据，至于道背后是否存在根据问题，是不能再加以追问的。对于不可知之物，只能保持沉默。庄子又站在“道”之高度审视世界万物，认为万物之间无绝对差别，提出“齐物论”。他说：“举莛与楹，后与西施，恢恑谲怪，道通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以大小、多少、美丑、贵贱等区分事物之标准其实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往往取决于观察者角度，而基于不同主观标准或“成心”，人又形成了各种偏见，且往往自贵而相贱，是己而非人，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是非和争执。所以庄子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在庄子看来，任何学说对于“道”来说都显得褊狭，若不明此理，则会陷入无意义争辩之中。庄子主张用自然齐一来调和是非，以顺应无穷变化，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融通境界。庄子还提出逍遥人生观，对他而言，死生、存亡、穷达、毁誉都如浮云过眼。他说：“傟然而往，傟然而来而已。”对于人类自身无法掌握之事物，不可过分执着，更不要将其作为价值追求对象，而应“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任其来去，随运化安排，这样才能达到“无待”逍遥之境，这是一种充溢着大彻大悟后之达观与洒脱。

什么是人生真正幸福和快乐呢？又如何才能得到真正幸福和快乐呢？至乐无乐，至求无求。超越诸多人生烦恼从而获得人生至乐方式，就是消解那些有待而又不具备根本意义之价值目标。庄子说：“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理，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人类在追求每一个对象背后都隐藏着欲望，而过多欲望正是人类种种痛苦之根源。为此，庄子讲了一个寓言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开启了七窍，也就是开启了欲望闸门，对欲望满足往往被人视为是快乐之源，殊不知，这才是人类痛苦之渊薮。七窍开而浑沌死，当欲望遮蔽了人之本性，至乐也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再也无法亲炙触摸，人生就在浑浑噩噩之中度过。如果人生失去了任何价值对象，人生也就因缺乏一个支点和目标而丧失了生存意义之源，且无法呈现人之独特性。在庄子看来，性命之情就是虚静恬淡，不为物累，不为物役，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他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野鸟虽然捕食和饮水都很困难，但并不希望被养在笼里饮食无忧。“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动物尚且如此，人又何其不然？庄子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民之织而衣，耕而食，就如马之“龁草饮水，翘足而陆”，鸟“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这才是民之常性，故曰“天放”。“天”就是天然、自然，“放”就是自在、自由。民之本性是自然而自由的，自由自在不仅是人之本性、本真，同时也是人性、人生之理想状态。人对物质之贪欲和过分追求往往会损毁、破坏这种状态，从而伤害人之本真价值。只有去除那些多余欲望，人之本真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对于作为生物存在之人来说，人要淡化甚至放弃对物之执着，这本身是一个极高要求，也恰恰只有灵性之人才能提出和实践这个要求，它是一道检验人自身超越性之门槛，尽管听起来苛刻难为，但却是入情入理，一般人会觉得遥不可及，而识道者却“非其志不为，非其心不为”。本来人是生来而自由的，可是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后，却处在无往而不在之枷锁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庄子指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人生最大困境是死亡，人握手而来，也必然撒手而去。生命对任何人来说只有一次，生不能选择，死不能逃避。无论富甲天下者或位高爵显者，在死神到来时也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而生前一切辉煌也将随之烟消云散，付之东流。人一生奔忙又为了什么呢？“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归，可不衰邪！”庄子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生死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所谓“通天下一气耳”，指自然万物都处于无休止转化之中，并无绝对分别，事物生死都是自然运化一个过程，谁知道死亡不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呢？人既非从虚无化来，也不会化为虚无，只不过存在形态和方式有所改变，因此处于生命进程中，需要遵从自然节律行事。所以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者。”人何必为生而喜，为死而哀呢？理解“死生存亡之一体”之道理，也就能够放弃“好生而恶死”之心，坦然接受死亡和一切变化。庄子认为：“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以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亡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世界上一切变化都可以看做是天道运行，而人所应做者不过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正而待之而已耳”。这样人就可以化解内心忧虑和不安，从而达到“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傟然而往，傟然而来而已矣”之境地。所以庄子提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处世之法。(www.xing528.com)

庄子追求自由自在、逍遥外物之人生，他以鲲鹏作喻：“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之潇洒；又以人蝶作喻，有人蝶相梦无分之浪漫；又与神龟作喻，有曳尾于渊之悠然。他认为：“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人生活于世间，要在社会上存身，就要遵循社会法则，世故人情不是想逃避就能逃避得了的，因此要视之若命，安之若命。所以，庄子强调人要学会协调社会与自我之关系，“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在这个世道上，本来就有太多无可奈何之事，如果超脱不了，那就全身心地投入去做。“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而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忘其身，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及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一方面，对于社会上通行之社会规范，应该无条件依从之，或虚与委蛇，以避免来自社会之压力和伤害，从而去除“人道之患”。另一方面，要为自己保留完满自足之心灵空间，应物不伤，随遇而安。如此方可超越由现实束缚而带来之痛苦与烦恼，从而去除“阴阳之患”。这也是庄子“养外”与“安内”合而为一之游世精神，庄子把“命”视为人之“大戒”，甚至认为所谓“圣”就是“达于情而遂于命也”。他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所无奈何。”理解了生命实质之人，不会把人力所无法把握之事当成努力之方向和奋斗之目标。庄子认为：“耳营于钟鼓管籥之声，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侅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坂也，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则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伏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之，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则不得。缭意绝体而争此，不亦惑乎。”庄子认为，追求外在价值不仅未必能给人带来真正快乐，而且追求外在价值往往有赖于时命限定，非仅由个人努力所能实现。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力主内转，即由对外物追求转向关注内心精神世界，恬淡豁达对待一切，这样方能超越现实，获得心灵宁静和精神自由。所以，庄子标举之人生境界是“乘物以游心”，强调“养外与养内”，“外化而不内化”，提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要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并以自然天性作为行为选择依据，“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如此方可进入“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超然之境。人心尽管不可以生化出无穷高妙之境，也必须以生命存在为前提，然而游走于复杂多变社会生活之中，如何才能处处皆春，不为所固呢？《庄子》一书中有一段对话：“颜渊向乎仲尼曰：‘回尝同诸夫子曰：无有所讲，无有所逐。回敢问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不外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这里所言“外化”如《楚辞·渔父》所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也就是随大流，不要危言危行，为世所忌。然而，外化仅仅是一种在乱世中存身方式而已，同时还要做到“内不化”，即坚持精神世界完满与自足。“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不因尘世纷繁多变而扭曲自己灵魂。真正善于养生者，就像牧羊一样，要“视其所后而鞭之”，既不能畏惧和避免社会交往，又不能为社会所固，要有所超越，这才是真正存身养性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