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行迹：横渠四为成就于张载晚年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说：“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何为，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知也。”一千多年来，宋代思想家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为”之大言，不知激励着多少以天下为己任之学者为之奋斗一生。这二十二个字，不仅是一代宋儒张载一生生动之写照，更是统摄其政治思想、精神气韵与对人类终极之关怀，并为这“四为”奋斗终生。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号横渠，后人称其为“横渠先生”。他是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宋代理学主要奠基人，关学学派创始人。张载10岁就学，18岁受到范仲淹点拨，直到38岁才考中进士，入朝做官，大器晚成。但其官运不济，入朝一直位居闲职，至50岁才受到神宗召见，他却不与王安石合作，翌年便辞官返乡，开坛设教，著书立说，与门人一道践行乡里，移风易俗。

在张载一生经历中，有两次重要机遇影响其政治思想形成：一是范仲淹对他“劝学”之事件；二是他与王安石“不合”之事件。这两个事件，一个引发了张载思想理论的形成，一个促进了张载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最终构建出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张载21岁，这年夏天，范仲淹任山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张载至延州上书范仲淹，提出九条军事主张，即“清野、四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足用、警败”。范仲淹看后非常赏识张载之才能，并劝他读《中庸》，弃武从文。张载接受了范仲淹劝告，回乡读书。从这年起直到38岁，在这17年里，张载潜心治学。张载读《中庸》后，又读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并博览百家学说。张载在拜见范仲淹时怀有报国壮志，尚是少年，思想不够成熟，但其不群志气，已显露其远大之志。他不像时流书生蝇营狗苟，读书只为稻粱谋，将圣贤书当作求官敲门砖，而是孜孜以求圣贤之道。张载在及第之前曾接受文彦博等人聘请当郡学教授，他在教学中训诫学生说：“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可见在他38岁考中进士时，依然保持着年轻时阔大而不猥琐之大气象。这种精神气质是他在读书和交游中不断取得学术思想进境之重要条件。

张载在50岁时，与王安石发生了“不合”事件，此时距他登科已有十二年。期间，他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签书渭州判官公事。他任县令时，治绩颇佳，在渭州协办边防时，深受军帅蔡挺礼遇尊重。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为推行新法广觅良士，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张载与王安石和神宗相见，神宗对张载提出的“三代之治”构想非常赏识。张载又劝王安石要“与人为善”，但因与王安石“语多不合”，毅然选择辞官返乡。张载辞官不等于弃“道”，回乡后，张载一方面推行古礼，移风易俗；一方面苦心致力于学问，并开坛设教，著书立说。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记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把历年学思所得集成《正蒙》一书，并向世人说明：“此书予历年政思之所得，其言始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也。”张载希望制定出一套能够“与人为善”之政治改革方案，并期待后人实践之。(www.xing528.com)

张载一生中这两次重大机遇改变了他的思想方向。张载21岁时，范仲淹对其“劝学”，让其弃武修文，开启了张载“以儒为宗”入世生涯；而张载50岁时与王安石“不合”，辞官回乡，在庙堂之外度其余生，兴学立教，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泽被后世。这两次转折看似其人生之回转，但从“行道”角度看，却是两次思想之升华。“劝学”事件让张载从泛泛救世口号中寻找到“辟除佛老”之目标，即确定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而与王安石“不合”事件则让张载意识到“辟士大夫中之释者”尤为重要，从而决心著书立说，继往圣之绝学，为天地立心，以儒宗纠世风、正人心。回顾张载一生，不禁让人为之长叹。倘若他早年金榜题名，或许会崭露头角；倘若他稍处事圆滑，或许不至辞官返乡，而是高居庙堂而终。无论是“达”还是“穷”，张载都以“士”之心治学，以“仕”之心为政，角色两面，心却如一也。

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史称“横渠四为”。“横渠四为”之精神，影响了宋代至今无数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时光流转到21世纪，“横渠四为”之精神，仍然光彩照人，召唤着后来学者。现代人在面临各种生活压力和生存困境之时，既无田园可归，也无家园可守，成为在工作和生活空间漂移之冷漠动物，个体生命甚至整个社会似乎抛去了历史重担，既不见担当之身影，又遭遇了归宿困惑。传统的断裂不仅不会使人一身轻松地迈进现代化天堂，反而可能从历史发展脉络之中游离出去而迷失了自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载被冠以“迂腐”之名，我甘愿冒“书呆子”之名，以书生之意气，以“横渠四为”为架构，以现代眼光和历史语境阐述我对天地、生民、圣学以及太平之意义。唐君毅先生曾阐明“保守”之意义：“人类固然要求进步，但求进步，只依于我们觉得一理想为真正有价值，因而以之改变现实，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根蒂、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因而不表现价值，而只是轻薄。”人要有新理想，要实现其自身之价值，固然不能死守旧观念，必需随时代之变化而变化。“横渠四为”之思想不仅不会被时代抛弃，而且是孕育时代新思想、新观念之肥沃土壤，如果说研究历史文化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之事，而是在诠释历史中尝试构建未来、改变现在，那么对“横渠四为”思想之解构，就是一个建构之过程，也是在新时代中将往圣绝学传承并发展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