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江河作战的战场均在长江流域，交战双方分别是北方政权与南方政权。南、北方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对各自作战指导思想、军兵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北方多平原旷野，将士擅长骑射之术，骑兵成为主要兵种，骑战思想是主要作战指导思想。在骑战思想的指导下，北方政权重视发展适合骑兵作战的武器装备，诸如以刀、马槊、巨弩、铠甲为代表的格斗兵器、远射兵器、防护装具。与北方相反，南方江河湖泊纵横，水渠交错，将士擅长凭水作战，水军成为主要军种，水战思想成为主要作战指导思想。在水战思想的指导下，南方政权重视发展适合水军作战的水战装备，诸如种类齐全、功能多样的大型战舰、中型战舰和小型战船。隋唐政权均是北方政权，擅长骑战。若要实现统一大业，他们势必要挥师南下，横渡长江，而南方政权所拥有的强大的水军是阻止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江河作战关系到北方政权的大一统能否完成和南方政权的隔江自保能否实现。
在江河作战之前，隋朝统治者已经从战略上着手筹划造战船、建水师。开皇六年（586），虢州刺史崔仲方建议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信州（治今重庆奉节东）、襄州（治今湖北襄阳市襄城区）、荆州（治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基州（治今湖北钟祥南）、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104]。之后，隋文帝杨坚接受萧岩等人投降，并说道：“‘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主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其杮于江，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105]隋军在长江中上游大张旗鼓建造战船，不但毫不隐瞒，反而有意将造船削下来的木片投入江中，顺流漂下，以此震慑在下游守备的陈军将士以及陈朝君臣。在此期间，柱国李衍、上柱国杨素、仪同三司元寿、徐州总管吐万绪、吴州总管贺若弼在襄州、永安（治今重庆奉节东）、吴州（治今江苏扬州西北）等地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或者“监修船舰”[106]，或者“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107]，积极为渡江作战做准备，其中以杨素最具代表性。他在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各有等差”[108]。这里的“五牙”属于大型战舰，舰上建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可容纳800名战士，载重量大，船身高，拥有强大的水上进攻和防护能力。“黄龙”属于中型战舰，可以装载100名士兵，舰体介于大舰和小船之间，通常舰上建有两层建筑，在水战中担负冲锋突击的任务。“舴艋”属于小型战船，船体小而轻便灵活，速度快，经常运用于小规模的水上作战或担负突击任务。由此可见，隋已经能够建造多种型号、不同性能的舰船。一旦战事爆发，隋军可以将大、中、小型舰船编组成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水军。这也在之后的江河作战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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