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阻击安军的战略指导之得失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以讨宰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举兵南下，安史之乱由此爆发。安禄山亲率主力迅速南下，以直取东、西两京为战略目标。面对猝然兵变，唐廷全无防备，仓促间采取了一系列应急举措，其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主要是如下三条：首先是任命了一批将领率军抵御安军，以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以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长史，就地募兵，控制要隘，阻遏安军；以九原（治今内蒙古五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随时领兵开赴前线。其次是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新增设的河南节度使，组织军事力量阻击安军。最后是命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前往东京洛阳募兵，迎击安军；命令前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统率在长安临时征集的5万人马，屯驻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作为抗击安军的后续部队。

安军自范阳急速南下，势如破竹，二十余日进抵河南，先后攻陷陈留、荥阳、虎牢，击败了封常清率领的唐军，长驱直入，攻占了东京洛阳。封常清率残部退却至陕郡，向高仙芝建议道：“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87]高仙芝接受其建议，率军退守潼关。监军边令诚为泄私愤，向上进献谗言，玄宗命令斩杀高、封二将，改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领兵进驻潼关。玄宗急于收复失地、迅速平叛，要求“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88]，命令哥舒翰出关作战，尽早收复洛阳。哥舒翰本想据险固守敝敌，但在诏令之下不得不率兵出关，结果遭到伏击，被安军击败，潼关、长安先后失守，唐王朝命悬一线，几乎到了覆亡的边缘。

唐阻击安军的战略指导有得有失，失大于得。唐廷战略指导的成功之处是开辟了侧翼战场，从南、北两翼尤其是在河北方向沉重地打击了安军，对其后方构成威胁，迫使安禄山在洛阳屡次调兵回救，以保证自身后方的安全。郭子仪、李光弼率朔方军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今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西北）、嘉山（今河北曲阳东）等地击败安军，有力地遏制了安军的攻势，扭转了山西、河北战场态势，稳定了唐廷的北方战线，为以后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安禄山为应对河北、河南军民的抗击，被迫分兵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安军的军事力量，也牵制了其西进袭取两京的军事行动。

唐廷战略指导的主要教训在于料敌不明，“怒而兴师”，急于求成，犯了《孙子兵法》所说的“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89]的错误，最高统治者直接干预前方具体的军事行动，最终落得几近亡国的下场。安军集结精兵强将自北向南快速进军，趁内地兵力空虚、武备废弛之际，实施战略突袭，长驱直入，进展迅猛。这里有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安禄山制定的突然袭击的战略方针基本奏效，二是在进攻中拥有对唐军的兵力优势。尽管唐军在综合实力上强于安军，但当安禄山突然发动叛乱并快速南下，此时唐廷的大部分兵力还远在边陲，一时难以救急。因此，唐廷在兵力对比上是暂时劣于安军的。但是，急于收复洛阳的玄宗昧于形势，不知彼不知己，高估了唐军实力而低估了安军实力，先是听信边令诚“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90]的谗言，震怒于高、封败退并武断斩杀二将；之后又听信杨国忠的一面之词，以为安军在陕州“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91]，遂强令哥舒翰主动出关进攻安军。哥舒翰是一名长期戍边、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对前线战场敌我态势了然于胸。他对玄宗做了一番比较透彻的战场态势研判。(www.xing528.com)

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以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92]

哥舒翰的战略意图是利用潼关天险稳固防守，以收挫锐敝敌之效，在消磨对手锐气且等到其出现内变时，我方再乘隙攻击，可以一举获胜。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稳妥可行的作战方案。但是，意气用事的玄宗固执己见，听不进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杨国忠又在一旁怂恿：“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93]促使玄宗决定主动出击，逼迫哥舒翰出关进攻安军。孙子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94]显然，唐玄宗正是这样一个自乱其军而招致失败的不明智的统治者。他在不明彼己军情的情况下，却一再误信边令诚、杨国忠的不实之词，导致其进一步误判了战场态势，由此做出了不正确的战略决策，直接插手潼关守将的作战指挥，拱手让出潼关天险之地利，逼令哥舒翰在彼强己弱的态势下出关作战，遂酿成潼关、长安失守的局面。毋庸置疑，唐玄宗的错误决策是导致这一败局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