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疆土广袤,地形复杂,部落众多,更兼远离中原,与长安相距遥远,互通声息不便,因此在此地实行有效的管辖绝非易事。唐朝统治者因地制宜,在西域推行了一套特殊的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既有别于内地,同时也借鉴了内地州县制的做法,从而较好地适应了边疆的特殊情况,确保唐廷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唐廷全面有效经略西域的标志就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先后设立。唐太宗派军平高昌、设西州,以此为楔子,艰难地打开了经略西域的局面。西州既是大唐踏入西域的门槛,也是后来坚守西域的最后防线,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皆由其控扼河西进出西域之门户的独特地缘位置所决定。因此,唐初设安西都护府,即将治所置于西州。唐军乘胜南进,先后平定焉耆、龟兹,“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76]。在击败西突厥之后,为加强对天山北部的管辖,唐廷在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设置了北庭都护府,由此形成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诸地军政事务的局面,也揭开了唐王朝经略西域的新篇章。
为加强对西域广土众民的治理,安西、北庭大都护府主要通过分处各要地的军镇、州府实现有效管辖。军镇是指以安西四镇为代表的军政合一的驻军单位。“凡军镇,二万人以上置司马一人,正六品上;增仓曹、兵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七品下。不及二万者,司马从六品上,仓曹、兵曹参军事正八品上。”[77]军镇位于军事要地,驻有重兵,负有监护之责,是镇压叛乱、抵御外敌的主要兵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镇的兴衰置废,反映了唐廷经略西域的进退成败。军镇能否在天山南路立足并有所发展,直接关系着唐廷能否对此地实施有效管辖,中央政令能否通达西疆,当然也事关经略西域的战略大局。有学者认为,军镇是唐朝西域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军镇”之下的“守捉”“城”“关”“烽”“铺”等组织编织成一张覆盖整个西域地区的防御网。[78]唐王朝声威远播、国力强盛之时,军镇能够充分发挥安边靖乱的职能,但当唐朝国力衰退之后,军镇的处境也愈发艰难。8世纪末,在吐蕃大举入侵西域后,唐廷最终彻底放弃了安西四镇。唐朝势力退出西域,也由此丧失了对该地区的管辖权,宣告了经略西域的终结。
除军镇之外,分散各地的州府也是唐廷有效管辖西域的重要倚靠。西域的州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直属州,另一种是由各部落首领管辖的羁縻州。唐廷根据西域的特殊社情、民情,顺俗施化,因地制宜,采取了迥然不同的两种管理制度。唐在毗邻内地的西州、伊州、庭州等地建立直属州县,因为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风俗接近中原,汉族人口较多,所以唐廷决定在此实行与中原相同的管理制度,对其进行直接管辖。西域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与中原大相径庭,唐廷采取因俗而治之法,在这些地区建立羁縻府州,任命各地部落首领为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以此实现对各地的管辖。(www.xing528.com)
需要指出的是,羁縻统治能否取得成效,以及取得多大成效,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拥有强大的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否正确处理好文事与武备的关系。唐太宗、唐高宗以及唐玄宗前期之所以在经略西域上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大的兵威与灵活有效的怀柔招抚能够巧妙结合使用,恩威兼施,刚柔相济,根据战略态势的发展变化,相机采取政治策略或武力打击或二者综合实施,牢牢掌控了战略主动权,故而在处理边防事务、筹划西域经略问题上显得游刃有余。此外,能否选用熟谙边事、善于抚驭的治边将吏,对于经略西域也非常重要。被誉为“武纬文经”的一代治边名将郭元振,曾任安西大都护,守边多年,善于运用政治策略安抚边疆部落,以诚相待,深受各酋长爱戴,虽无显赫武功,却取得了“安远定边”的不世业绩,由此足见一名优秀边将对于巩固边防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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