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唐高宗的朝鲜半岛战略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呈现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高句丽占据朝鲜半岛北部，都城平壤（今朝鲜平壤），在三国中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新罗占据朝鲜半岛东南部，都城金城（今韩国庆州）。百济占据朝鲜半岛西南部，都城泗沘（今韩国扶余），在三国中的势力最为弱小。

在朝鲜半岛三国之中，高句丽紧邻唐朝东北边疆，蓄意扩张，进而打破朝鲜半岛的原有秩序，破坏东北亚地区稳定，影响周边地区战略发展态势。唐朝在经略朝鲜半岛过程中，先后面临三种战略态势。一是高句丽积极拉拢周边势力，肆意对外扩张，侵占辽东，严重威胁唐王朝东北边疆安全，形成高句丽与唐朝对抗的战略态势。贞观十六年（642），泉盖苏文击杀对唐示好的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立高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泉盖苏文一改高建武与唐修好之策，积极拉拢周边势力，暗中结盟，潜与薛延陀、黑水靺鞨勾结，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逐渐蚕食辽东之地，妄图称霸东北亚地区，对唐朝中央权威构成严重挑战。贞观十九年（645），唐朝大举征讨，高句丽利用唐后防不稳的弱点，积极联合薛延陀。高句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潜令靺鞨诳惑夷男，啖以厚利”^[46]，意图与薛延陀结盟，对唐军形成夹击之势。但是由于夷男慑于唐朝军威而不敢动，高句丽的企图未能得逞。高句丽与黑水靺鞨建立了联盟关系。唐太宗“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47]。在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中，原先归服于唐朝而后又叛投高句丽的黑水靺鞨充当了高句丽抵御唐军的先头部队，双方在抵抗唐军的军事行动中结成同盟关系。唐高宗永徽五年（654），高句丽联合靺鞨攻打唐朝的羁縻府州——松漠都督府，公然挑衅唐朝的统治权威，威胁唐朝的边疆安全。二是高句丽联合百济攻打唐朝盟友新罗，新罗岌岌可危，形成朝鲜半岛局势可能失控的战略态势。贞观十七年（643）九月十三日，新罗遣使至唐，控告“高丽、百济，累相攻袭，亡失数十城，两国连兵，意在灭臣社稷”^[48]，指出高句丽与百济联合攻打新罗，企图吞并自己，乞兵援救。史载，百济“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49]。新罗西面遭到百济的连续进攻，同时北面遭到高句丽的进攻，处于被百济和高句丽两面夹攻的险境。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50]，新罗危在旦夕。如果坐视不管，势必由此改变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而唐朝也将失去新罗这一同盟，朝鲜半岛局势极有可能失去控制。三是日本企图借扶植百济复国之机，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唐朝联合新罗攻灭百济后，百济残余势力勾结日本图谋复国，日本则企图借此机会，将其势力渗透进朝鲜半岛，遂出兵援助百济，于是出现日本与百济残余势力联手对抗唐朝的战略态势。

出于应对高句丽挑战唐朝中央权威的战略考虑，改变自身在东北亚的被动局面，进而争取战略主动权，唐朝经略朝鲜半岛着眼于维护王朝边疆安全和巩固天下秩序，有效控制朝鲜半岛局势，不使其出现能够威胁唐朝安全利益的势力，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面临朝鲜半岛错综复杂的斗争态势，唐王朝不断调整经略朝鲜半岛的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策略，成效不一，但总体而言是较为成功的。

一是巧妙运筹朝鲜半岛的三角斗争，在局势可控时辑睦和好或居中调停，在边疆安全受到威胁时扶弱抑强，远交近攻。在朝鲜半岛的三角斗争中，唐朝从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朝鲜半岛局势可以控制的情况下，对高句丽、百济、新罗均采取和好政策；在其相互攻伐时，则遣使居中调停。唐朝建国初期，对朝鲜半岛三国均采取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武德二年（619），高句丽王高建武遣使来朝，两年后又遣使朝贡。武德五年（622），唐高祖在赐高句丽王高建武的玺书中指出：“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51]武德七年（624），高建武又遣使，请颁历法。唐朝与高句丽进一步发展了两国和好关系。与此同时，唐朝与百济也保持了和好关系。武德四年（621），百济武王璋遣使入唐。武德七年（624），武王受唐册封为带方郡王、百济王。百济还遣使与唐通贡。贞观年间，百济频繁遣使来朝，贞观十一年（637），遣太子扶余隆来朝，并献贡物。唐朝与新罗建立联系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新罗遣使入唐，贡献方物。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使节赴新罗，册封新罗王。两国由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新罗在政治上依附于唐，向唐朝贡，并受唐册封，而唐则在政治上支持新罗，军事上予其以援助。但是，随着三国势力此消彼长以及相互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三国之间争斗不已。面对朝鲜半岛三国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唐王朝遣使调停。百济攻占新罗6城后，新罗向唐告急。唐高祖为解新罗之危，于武德九年（626）派朱子奢为使，劝说新罗与高句丽结好。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激烈斗争中，唐高祖多次派遣使者劝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朝鲜半岛的政局稳定。唐太宗即位之后，对三国继续执行和好政策。百济遣使入唐，诉讼高句丽阻碍朝贡道路并且侵略其北境，太宗“诏使者平其怨”^[52]；新罗与百济世结仇恨，攻战不已，太宗劝其各自“申和”，“宜忘前怨”^[53]。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派使节赴高句丽，劝其与百济立即停止攻打新罗，否则“明年发兵击尔国矣”^[54]，但高句丽泉盖苏文拒不同意。唐太宗复派使节，再次前往劝说高句丽停止军事攻伐行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十二月，百济王遣使朝贡，唐高宗下玺书，劝其与新罗停止相互攻伐。

唐王朝在处理三角斗争时，注意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灵活应对，谋取有利于己的局面。当高句丽和百济联合攻打新罗，呈现两强击一弱的态势时，唐太宗权衡利害，果断采取“远交近攻”战略，与新罗结盟，共同对付高句丽和百济。高句丽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唐太宗先后两次派遣使节赴高句丽，劝其与百济立即停止攻打新罗。在调停无效之后，为避免新罗被高句丽和百济吞并，抑制高句丽的扩张，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唐太宗决定以武力手段介入，出兵征讨高句丽。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唐太宗调遣水陆两军近10万大军攻打高句丽，新罗也出兵3万助攻。唐太宗分别于贞观二十一年（647）、二十二年（648）两次组织进攻高句丽。更为严重的是，百济开始与高句丽接触，意图合攻新罗通往唐之要地——党项城，以切断新罗与唐的通路。如果听任两国进攻新罗，唐朝将失去重要的同盟，唐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将面临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决定实施远交近攻战略，与新罗结盟，以新罗牵制高句丽。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期间，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55]，牵制了高句丽，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唐朝的军事行动。唐太宗前后三次征讨高句丽，唐高宗即位后继续用兵朝鲜半岛，最终于显庆五年（660）灭百济，总章元年（668）灭高句丽。

二是因敌变化，适时调整战略进攻方针，持久敝敌。孙子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56]，强调要根据战场敌情的变化而灵活变化，因敌制胜。征讨高句丽失利后，唐太宗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进攻方针，由原先的速决强攻战略改为对高句丽实施持久骚扰战略，收到疲敝高句丽之效。

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本想速战速决，毕其功于一役。但是，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唐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虽然攻克辽东十城，但并未实现完全征服高句丽的最终目标。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唐朝君臣就再次讨伐高句丽进行廷议。大臣们提出建议：“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57]唐太宗采纳了该建议，调整了战略进攻方针，决定对高句丽实施骚扰战略，由原来重兵攻坚战改为小股部队骚扰战，意在扰乱其军心民心，打击对方士气，逐次歼灭对方军队的有生力量，消耗高句丽的实力，通过疲敝对方而最终促其向唐臣服。三月，唐廷调兵遣将，命令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率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治今山东莱州）出征，太子詹事李率营州兵由新城道进发，分水陆两路袭击高句丽。李击败高句丽军队，焚其南苏罗城而还。牛进达率水军进入高句丽国内，经百余战，每战皆捷。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诏令“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58]，大获全胜，班师回唐。此后，高句丽举国不安，民废耕业。唐高宗继位后，对高句丽继续实施骚扰战略。永徽六年（655），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联兵进攻新罗北境，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入唐求救。唐高宗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出击高句丽军，大破其众，歼敌千余人，焚其南苏罗城及附近村落而还。显庆三年（658）六月，唐高宗派遣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和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兵进攻高句丽军，大破其众而还，达到了骚扰战略的目的。

三是及时调整战略进攻方向，迂回侧击，先弱后强，先灭百济以孤立高句丽。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以“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59]为名，将高句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倾全国之力征讨，收复了辽东大部分疆土。此后，唐太宗改用骚扰战略，仍着眼于正面攻打，逐步推进，虽然也沉重打击了对方，但始终未能彻底征服高句丽。唐高宗审时度势，决定避强击弱，调整战略进攻方向，联合新罗先打击实力相对弱小的百济，同时亦可剪除高句丽的军事同盟。刘仁轨曾就唐朝经略朝鲜半岛的先诛百济、后灭高句丽的战略做过明确的阐述。苏定方率军灭百济后，留郎将刘仁愿、刘仁轨等分守城池，安抚百济民众。苏定方奉诏讨伐高句丽，在攻打平壤失利后，率军回国。唐高宗敕书给驻守百济的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60]在唐军将士希望引军西归的情况下，刘仁轨陈述了唐朝统治者的战略意图：“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61]将士们听刘仁轨言之有理，于是坚守百济。此后，唐朝与新罗集中优势兵力顺利消灭百济残余势力，粉碎了百济复国企图，使高句丽从此失去了战略防御屏障，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此后，唐朝与新罗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一举掌握了战争主动权。高句丽在唐军与新罗大军的夹击之下，内乱迭起，国力日益削弱，从而为后来唐与新罗联军消灭高句丽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是粉碎日本扶植百济复国进而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保障唐朝东北边疆安全利益。早在4世纪末期，倭国（即日本）曾派兵入侵朝鲜半岛南端的伽倻地区，被高句丽和新罗联兵击败。7世纪以后，日本（此时已由倭国改名为日本）暗中扶持百济。百济灭亡后，其残余势力聚众占据周留城（今韩国扶安）抗唐，并且遣使至日本，请求迎立在日本为人质的前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日本乞求援师。日本齐明天皇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决定派兵护送扶余丰回国。龙朔元年（661）九月，天智天皇遣将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位，企图在百济扶植傀儡政权。龙朔二年（662），扶余丰遣使赴日本乞师援助。随后，日本出兵援助百济，以抗拒唐军和新罗军。龙朔三年（663），唐高宗派遣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部援助驻百济唐军。同年九月，孙仁师率部与刘仁愿、刘仁轨会合后，兵势大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攻打百济残余军队的巢穴——周留城，另一路由刘仁轨、杜爽率水军从水路经熊津江进入白江，封锁白江的出海口，彻底切断周留城与海上的联系。刘仁轨所率水军行至白江口时，正与百济王扶余丰所引日军遭遇，白江口之战爆发，唐朝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历史上首次正面交锋，唐军大胜。之后，周留城百济守军向唐军投降，唐与新罗联军很快平定百济全境。白江口之战不但彻底扫除了百济残余势力，奠定了7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基本格局，同时将日本势力彻底逐出朝鲜半岛，粉碎了日本借扶植百济复国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

五是战后“修功”有得有失，后期处置不当，导致新罗势力坐大。孙子指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62]认为在战胜攻取后却不能巩固战争胜利成果的，必定会有祸患，主张战后务必采取适宜的善后措施，争取民心，巩固战果，进而达到有效控制局势的目的。唐朝在此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唐灭百济后，刘仁轨奉命镇守百济。在此期间，刘仁轨广施德政，劝课农桑，赈济贫民，恤养孤老，修补堤堰，兴复陂塘，整顿户籍，设置官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收揽了民心，百济举国大悦，百姓安居乐业。刘仁轨可谓是战后“修其功”的成功实践者。但是唐朝在此方面的教训更为深刻。在征服百济、高句丽后，奉命镇守百济和高句丽的唐朝将领和官吏缺乏刘仁轨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经验，不善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筹划和实施战后“修功”，最终激起了当地居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百济、高句丽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国家，具有较强的民族独立意识，在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自身的民族特征。唐朝在经略朝鲜半岛时，未能透彻把握百济、高句丽实情，统治政策失之于简单、粗放，导致两国人民因不堪忍受唐廷统治而大量结队逃奔新罗，请求庇护。此外，唐朝在如何处理与新罗的战后关系的问题上也缺乏战略考虑，既未在战前提出战略前瞻意见，又未能在此问题出现后及时采取切实有效的解决手段。唐朝与新罗联手先后击灭百济、高句丽，打破了朝鲜半岛原先三国力量彼此制衡的态势，导致新罗势力坐大，最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对唐朝统治构成新的威胁。唐朝通过扶植百济、高句丽贵族势力，在百济、高句丽故地建立了唐的统治；而势力日益壮大的新罗则企图逐步扩大自己的版图，最终统一朝鲜半岛。为达成此目标，新罗遂转而大力支持百济、高句丽故地人民的反唐斗争，逐步排挤唐朝势力。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政治与军事同盟关系瓦解，最终兵戎相见。(www.xing528.com)

唐朝经略朝鲜半岛的战略既有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又有引以为戒的教训。在边疆安全面临来自高句丽的威胁的历史背景下，唐朝统治者着眼于维护边疆安全利益，有效控制朝鲜半岛局势，在经略朝鲜半岛的实践中权衡利弊，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战略进攻方针和战略主攻方向，巧妙运筹三角斗争，推行远交近攻的联盟战略，粉碎日本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但在战后“修功”问题上考虑不周，处置失当。深刻反思并总结唐朝经略朝鲜半岛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之处约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略朝鲜半岛应重视庙算，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做到先胜而后战。孙子主张在战争之前要进行“庙算”筹划，从道、天、地、将、法“五事”，以及“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63]所谓的“七计”出发，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计算，做到未战而先算，预先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做到先胜而后战。

首先是“知彼知己”，在战争开始之前侦察敌情，全面而详尽地掌握对手情况。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借高句丽派使朝贡之机，派遣郎中陈大德前往高句丽以示慰问，而真实目的在于侦察敌情，摸清高句丽的国情和军情。陈大德在高句丽期间，以游览山水为名，借机留心高句丽的山川地势、民情风俗和军事情况，尤其关注高句丽的兵力、军事部署、物资及粮草储备情况。回国后，他向唐太宗汇报了在高句丽的所见所闻，为唐太宗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情报。为进一步掌握敌情，贞观十八年（644）七月，唐太宗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等将领统率军队，试探性进攻高句丽所占据的辽东地区，以察对手虚实。同年，唐太宗又令李道宗率领骑兵进入高句丽境内，开展侦察活动长达十余日，进一步掌握了高句丽的山川地势、兵力部署等情况。

其次是合理调度兵力，周密准备军械物资。在征讨高句丽前夕，唐太宗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并调度兵力，敕令江南诸州督造船舰400艘，以运载军粮；任命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予以协助，专门负责河北诸州的粮草运输；命令少卿萧锐转运河南诸州的军粮，满足唐军的物资需要；又派行军总管姜行本、少监丘行淹督促工匠在安罗山制造攻城用具——冲梯。唐太宗还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募兵，得到积极响应，应募者云集，“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64]，一举征募了10万兵士。

最后是注重怀柔攻心，鼓舞己方士气，瓦解敌方军心。在征讨高句丽前夕，唐太宗先后发布两道诏书，历数泉盖苏文的罪恶，将其罪行公布天下，表明唐军征伐高句丽是代天伐罪，师出有名，以此争取民心；同时大力颂扬唐朝军威，列举了唐军的有利条件，以此震慑高句丽将士和民众，瓦解其士气。在战争过程中，唐朝注重心战，一方面抚慰将士，敕令治疗患病士兵；在攻城时，将士们一起负土填堑，极大地鼓舞了军队士气；另一方面注重“攻心为上”，对被俘的高句丽军民悉予慰谕，并赏赐粮仗、绢帛，实施怀柔之策，以此瓦解高句丽军队士气。唐朝出兵辽东，高句丽白岩城城主孙代音请求投降，后又反悔。在唐军围攻下，白岩城守军被迫投降。唐太宗表示，“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65]，接受了其投降。当唐太宗巡视白岩城时，高句丽降众欢呼雀跃，仰天下拜，万分感激唐太宗的不杀不辱之恩。在攻打安市城时，唐太宗指挥唐军打败高句丽援军，而后下令将三万余降兵全部释放。在盖牟城之战中，唐军俘虏了七百名高句丽士兵，唐太宗下令将其全部释放回家。唐朝推行的一系列优待俘虏、怀柔服心的措施，极大地瓦解了高句丽的军心士气。

第二，着眼战略全局，因敌制胜，根据战局和敌情变化及时调整战略进攻方针和战略主攻方向。确定战略进攻方针必须贯彻“知彼知己”兵法要则，全面掌握并深入分析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等方面情况，正确估量彼此力量对比，同时还要关注周边战略态势，综合考虑诸多关联因素，并能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自我修正，力争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唐朝在经略朝鲜半岛过程中，无论是战略进攻方针还是战略主攻方向都先后做了调整，更加符合当时的战争实际情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唐太宗三次征讨高句丽，虽然收复部分失地，但未能实现战前定的预期目标。高句丽表面臣服，实质上仍然坚持抗御唐朝的强硬立场。在深刻检讨之后，唐太宗将原先的一味强攻的战略进攻方针调整为持久骚扰战略进攻方针。唐高宗延续了这一战略方针，使得高句丽不堪其扰，举国困敝。相比之下，战略主攻方向的调整更能显示出唐朝最高决策者对战略全局的深刻洞察力、判断力以及对战局的掌控能力。唐太宗三次征讨高句丽均是正面进攻，逐步推进。由于高句丽善于依托城池、山地组织有效防御，加之唐太宗高估了唐朝军力而低估了高句丽军队的作战能力，因此，唐太宗最终未能彻底征服高句丽。此外，气候、后勤补给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军的军事行动。唐高宗总结了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的经验教训，认为高句丽在三国之中拥有最强大的国力，且占据地利之便，所控据的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之地易守难攻，遂果断调整战略主攻方向，由北攻高句丽改为南击百济，一举扭转战略被动局面，掌握了主动权，很快消灭了实力较弱的百济，使高句丽失去了战略同盟，为唐朝后来剪灭高句丽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唐王朝灵活调整战略进攻方针和战略主攻方向，对经略朝鲜半岛具有重大影响。在战局进展不畅的情形下，唐朝最高决策者能够因敌制宜，因情制变，及时有效地调整战略进攻方针及主攻方向，顺利地推动了战争进程。

第三，战争收局务必关注战后“修功”问题。唐朝经略朝鲜半岛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映了战后“修功”的重要性。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葬送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而且还可能导致局势失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首先要将战后“修功”纳入战前“庙算”，将其作为战略筹划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战争筹划阶段就对战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战略考虑，提前做出预案，形成富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其次是以争取民心为核心，下大力做好赢得民众支持与拥护的工作，包括战前的舆论宣传，战争过程中注重严明军纪、不侵犯群众利益，战后优待俘虏等，顺应民意并巧妙引导，怀柔附远，德信取人。最后是注重实效，根据具体情况区分主次，全力解决影响全局的重点问题，巩固战果，控制局势，尤其在边疆地区要注意贯彻“因俗而治”思想，采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同时还要注意恢复当地经济，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稳定社会秩序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灵活运用联盟战略，强己弱敌，营造有利态势。联盟战略是关系到国家与军队生存、发展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运筹三角斗争时，确定与哪一角建立联盟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必须审时度势，因情制变，选择最佳策略，为己方赢得有利态势。唐朝经略朝鲜半岛，善于灵活运用联盟战略，强己弱敌，收效显著。首先是适时把握结盟的时机，遵循“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66]的原则，在己方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选择结盟。唐高祖出于国内初定和朝鲜半岛局势基本稳定的主客观因素，对高句丽、百济、新罗采取和好政策。唐太宗即位以后，半岛局势逐渐发生变化，高句丽与百济结盟，对内攻打新罗，对外挑战唐朝统治秩序，威胁唐王朝东北边疆安全。在此态势下，唐太宗顺势而为，果断与新罗结盟，遣使新罗，令其“纂集士马，应接大军”^[67]，从南面牵制高句丽，以分其势。其次是运用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结交远邦以对付近邻，集中力量打击对己方威胁最大的势力。在三国之中，高句丽紧邻唐朝东北边疆，对唐王朝构成的威胁最大。唐朝在筹划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时，自然将高句丽列为头号打击对象。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王朝距离最远，彼此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罗竭诚示好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使节金春秋将子文王留唐宿卫，创新罗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之始。宿卫实为人质，亦即质子。永徽元年（650），新罗王作五言《太平颂》，派使节献给唐高宗，歌颂大唐业绩。翌年，新罗王又派使节金仁问入唐宿卫。唐则回赠新罗以礼物，并授予从事宿卫的新罗王族子弟和使节以官职，唐与新罗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得到强化，而新罗已然成为唐朝在朝鲜半岛最可靠的盟友与最密切的利益攸关方。最后是“以夷制夷”，以邻制邻。针对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彼此之间因利害纠葛而争斗不已，各方力量不断消长的情况，唐朝灵活调整与三国的关系，采取“以夷制夷”之策。当高句丽欲图扩张称霸时，唐朝统治者遣使册封百济王、新罗王，达到以百济、新罗牵制高句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