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集团完成统一大业固然有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因素，而对地缘战略的成功运用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李渊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从自身力量弱小的现实出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深入分析天下地缘格局，并充分利用这一格局中有利于己的稍纵即逝的机遇，及时把握有利形势，乘虚入关，抢先占领具有极大政治号召力的长安；之后又利用关中的地缘优势，分兵略地，深根固本，最终一统天下。
（一）正确选择战略方向，不守一隅，谋取地利
若要考察李渊在太原起兵的原因，必须先分析当时的地缘格局。
就太原而言，位于汾水上流，地处太行山和黄河之间，“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19]，占有极大的地利之便，是夺取中原的必争之地。隋朝也十分看重其军事地位，将它作为北方重镇，在这里储存的布帛粮谷可供十年之用，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四战之地。此时李渊集团面临的形势是：北有突厥、刘武周；东有窦建德、罗艺；南有李密、杨侗、王世充；西有梁师都、薛举、李轨等。当此地缘背景之下，太原不足以抵御四面强敌。若李渊只是单纯割据太原，自成独立王国，则其只能苟延残喘，不能有更大的作为。
就全国而言，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具有较大影响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有三支，分别是中原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同时许多大贵族官僚、豪强地主纷纷脱离隋王朝，各农民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南北呼应，使长安、洛阳、江都成为三个互不相连的孤岛。李渊若想代隋而立，创建李唐王朝，就必须摧毁旧隋权力机构及有生力量，尤其要首先打击隋朝上层统治阶级，以灭敌人之威风、长自己之气势。李渊的战略进攻方向有三种选择：一是长安。尽管隋炀帝及大部分朝廷官员不在长安，但它仍是名义上的京城，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二是洛阳。这里集中了隋朝的主力部队，是其精锐所在。三是江都。隋炀帝及多数朝臣悉集于此，若能擒贼先擒王，则其影响自不待言。
李渊显然认真考察了全国的地缘格局及太原的地缘处境。正是结合地缘格局之深刻分析，李渊在制定和实施整体战略时才避免了失误，使其更加稳妥可行。在三个战略方向上，李渊否定了后两个方向，选择了西入长安的战略进攻方向。其时，李密领导的瓦岗军长期在中原活动，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中原一带拥有强大的势力。李渊若南下中原攻打洛阳，则无异于自投罗网。史载：
渊以书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使祖君彦复书曰：“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且欲使渊以步骑数千自至河内，面结盟约。[20]
李渊又修书一封给李密，并说“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21]，言下之意是李密日后要当天子。李密得书非常高兴，以书示左右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22]李渊的卑辞推奖、坐观虎斗之策略取得了极大成功。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李渊具有清醒的地缘战略意识，认识到在群雄争霸、逐鹿中原之时，不宜过早卷入其间，而应暂时采取观望的态度，保持超脱的地位，耐心等待有利时机。
李渊弃太原而西入长安，不偏守一隅而放眼全国，这也显出他深远的战略眼光。当然他也并非将太原拱手让人，仍然重视其作用，令四子李元吉镇守，承担后勤补给任务，为自己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力、物力。
李渊起兵太原绝非贸然行事，而是立于对天下大势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并进行深入的地缘分析，做出了正确的战略方向选择，为乘虚袭取关中奠定了基础。
（二）乘虚袭取天下要害，据险养威(www.xing528.com)
关中自秦以来，开始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关中地区四周山水拱卫，地形完固，自古即被称为“四塞之国”；同时还是隋朝的都城长安所在地，乃当时天下之要害，又兼人口众多，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除此之外，关中还是当时实力并不强大的李渊集团能够全力夺取的地区。在群雄逐鹿中原之际，隋军在关中的守备空虚，易于李渊集团乘虚袭取，而洛阳隋军遭瓦岗军围攻，也无力西顾。李渊起兵河东，地近关中，便于入据，而当时关中隋军兵力空虚，外无救援，又给李渊以入据的良机。就李渊集团的势力而言，要想在中原战场击败包括李密、窦建德在内的对手，也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寻找一个易守难攻的根据地以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关中正好符合一个优良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从地缘上讲，它北托长城，西依陇右，东阻潼关，南靠秦岭，既可避开突厥的威胁，又可不过早地与瓦岗起义军、窦建德起义军冲突，易于实现这一阶段的战略目的。因此，对李渊集团而言，夺取关中既便于代隋而立，又利于东向以争天下。李渊紧密联系当时关中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做出了乘虚袭取关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其实早在入关之前，李渊对此就有一个全盘打算。据史记载，他得到李密的回信后曾说过以下一段话：“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23]从中亦可见李渊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全国斗争形势及地缘格局，尤其看到了关中独特的地缘优势，定下了进据关中之策。
隋炀帝南巡江都后，关中地区力量空虚，京师及周围地区的军事力量很弱。为此，隋末几支势力都曾想一举进占关中，达到号令天下的目的。但是后来除了李渊以外，其他集团均为眼前小利所惑，留恋于一时一地的利益而在其他地方攻城略地，无暇顾及于此。唯有李渊集团从举兵之初起，便牢牢把握住这个战略目标，冒着丢弃晋阳根据地的危险，毅然进军关中。这就是由李渊亲自制定的“据险养威”战略。
对李渊集团来说，进军关中既是一步险棋，又是一步赢得成功的妙棋。这里既存在有利因素，隋朝并未在李渊集团进军沿途部署隋军主力；同时也存在不利因素，李渊集团进军途中有黄河天堑阻隔，一旦出兵，还要防备突厥乘机袭取后方以及瓦岗军从河南抢占关中。这时的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兵力明显强于李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李渊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与突厥修好，订下盟约并向其借兵。二是主动修书李密，承认李密的盟主地位，以此赢得李密的信任，隐瞒了自己的企图。三是在进军关中过程中强调快速机动，以速度来弥补军力不足的缺陷。从整个进军过程看，李渊的作战指导方针是能绕则绕，能打则打。霍邑之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霍邑距晋阳很近，东逼晋阳，西屏河东，且有隋将宋老生的3万精兵盘踞于此，不得不除之。
河东之战是一场关键战役，也是进军关中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李渊集团内部对于打河东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裴寂为代表，认为“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24]。另一种意见以李世民为代表，认为“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25]。李渊对这两种意见采取兼顾折中的办法，留小部兵力监视、阻击河东隋军，亲率主力进军关中。这一战略决策有力保障了李渊集团原定的“乘虚入关”方针的顺利实施。因为形势变化很快，稍有迟疑，能否顺利入关即成问题。因而这一决策既着眼于进军速度，又考虑了后背的安全，是较为稳健的方案。后来李渊集团进展顺利，很快占领了长安。
（三）分兵略取周边地区，巩固关中，深根固本
李渊入据关中后，当时的形势是：刘武周盘踞于北，薛举集团窥伺于西，梁师都在朔方，李轨在武威，对关中都构成一定的威胁。但若进一步进行分析，刘武周远在马邑，且有李元吉在太原对他进行监视，一时不致为患；朔方梁师都想勾结突厥进犯关中，因李渊以金币贿赂突厥而未实现；对李轨则采取安抚策略，争取其中立；对关中威胁最大的乃是薛举集团。李渊到长安尚不及一个月，薛举就曾进攻扶风，被李世民击退。面对这一形势，李渊及时应变，定下了先巩固关中、打击关中周围割据势力的战略方针。
当时客观上有不少因素有利于李渊集团巩固关中。比如陇西、凉州各割据势力画地为牢，无视长安；瓦岗军专心在中原扩张势力范围而无意西向；东都隋军主力对李渊军不甚重视；等等。
为巩固关中，扩大地盘，李渊派刘文静出潼关略取新安（今河南新安）以西地区；派郑元寿、马元规等略取南阳、荆襄地区；派李孝恭略取汉中、巴蜀地区。当然，他派遣李世民率军平定薛举集团乃是最具战略意义的行动。李世民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作战策略，最终击败了薛军。浅水原之战的胜利，使陇右地区尽为李渊所有，既巩固了关中，又扩张了势力，消除了西顾之忧。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四月，突厥唆使刘武周向唐发动进攻，袭陷榆次（治今山西晋中市榆次区）。此时，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起兵将领宋金刚被窦建德起义军战败，投靠刘武周。刘武周令宋金刚进攻太原，之后李元吉放弃太原逃至长安，关中震动，河东有尽失之可能。在这一形势下，唐廷就河东问题产生了“争”与“弃”的分歧。李渊认为：“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26]李世民不同意这种消极主张，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27]李渊同意了李世民的意见，尽发关中兵，令李世民统率征讨刘武周。河东决策是事关全局的一项重要举措。显然，李渊在此问题上没有从战略全局着眼。如果放弃河东，宋金刚引兵西向，唐不但无法东向以争天下，关中一旦失去河东屏障，也势难巩固；只有收复河东，巩固关中，才能贯彻原定统一的战略方针。幸好李渊善于采纳良策，认真听取了李世民的意见，及时修正决策，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集团采取多种举措，全力巩固关中，基本上达到了“深根固本”的目的，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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