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和黄巢军事思想的相异

李密与黄巢军事思想尽管有诸多相似点，但毕竟是在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出身、社会阅历，还是军事理论素养、军事实践能力等方面都不一样。二者军事思想的相异之处主要反映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李密坚决贯彻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思想，但不懂权变之道，始终局限于中原而陷入四战之地；黄巢则主要奉行大规模流动作战思想，但忽视根据地建设

李密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夺取隋军粮仓、重视军事后勤保障上。李密在当时提出要夺取隋朝的粮仓，主要是着眼于壮大起义军队伍、解决义军食粮的后顾之忧，同时也隐含了依赖粮仓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洛口仓与回洛仓是隋朝在中原地区最大的粮食供应基地，两仓共储粮谷二千多万石。瓦岗军夺取了它们，不仅从经济上给隋王朝以致命打击，而且为义军的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后勤保障，才使得李密能够领导义军与隋军长期作战。当然，李密在后期过于看重这个根据地，不愿离开中原地区，不能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适时地改变战略方向和方针。李世民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要害之处在于“顾恋仓粟，未遑远略”^[444]。

黄巢率领农民军在作战中采用大规模流动作战方式，避实击虚，在运动中歼敌，进展顺利，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起义前期，黄巢从唐军北强南弱和己弱敌强的实际出发，向唐军力量薄弱的南方进军；当义军发展壮大之后，又迅速回兵大举北进，致使唐军惶惶不安，疲于奔命，而使自己摆脱被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在进军的过程中打垮了不少顽敌，驰骋在大江南北各地，然而所到之处始终没有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更谈不上以此来支持仍在进行中的战争和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起义军攻占长安建立政权以后，未能及时乘胜追击，也未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致使唐王朝能在全国各地纠集武装势力，重新取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而起义军则陷于被动应付，原有的优势地位逆转，最终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二）李密缺乏正确的决战思想，未能选择有利决战时机，而是过早与敌决战；黄巢则基本上抓住了战略决战时机，一举夺占两京

李密率军打败宇文军后，瓦岗军还未来得及休整，洛阳王世充就乘机来攻。裴仁基等根据洛阳隋军极度缺粮和利于速战速决的情况，提出坚壁不战、先疲后打的方针是正确的。李密也分析王世充军“三不可当”，即“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445]。李密明知不利于决战，但却惑于众议，下了立即决战的错误决心。加上他骄傲轻敌，不设壁垒，遭到了王世充军的袭击，使瓦岗军遭受到严重损失。瓦岗军大败之后，内部矛盾暴露，众心离散，以致局面不可收拾，终归失败。相反，黄巢在选择决战时机上却比李密要高明得多。当黄巢顺利攻下广州时，唐朝军队部署在从淮河至关中的漫长战区内，兵力分散；同时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矛盾重重，军事上不能协同，互不合作。因连年征战，唐军内部士气低落，士兵厌战情绪严重，屡屡出现逃兵现象，战斗力受到极大影响。此外，当黄巢取得信州之捷时，唐军正处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在代北同李克用激战，在中原受刘汉宏大肆骚扰，逼得唐廷下令关东诸道兵进讨。上述诸因素为黄巢进取两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战争的进程证明了黄巢进行决战的决策是正确的，义军趁机轻取洛阳，顺利入关。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农民起义军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决战时机是否及时，关系战争的胜负和起义的前途。如果失之过早，轻率行动，就会招致失败。如果当决战时机已经到来，仍然迟疑坐困，也会丧失良机，对战局带来不利的影响。《六韬》指出：“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446]黄巢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充分反映了他作为战争指挥者所应具有的通观全局的战略眼光和卓越胆识。

（三）李密在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上灵活性不足，从而在战略上陷于不利；黄巢则能够乘虚蹈隙，灵活地选择战略进攻方向，从而夺取战争的主动权(www.xing528.com)

李密取得瓦岗军领导权后，确实使瓦岗起义军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但是他在关系到起义军前途命运的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当时，柴孝和提出的牵制洛阳隋军、乘虚夺取关中的战略是积极可取的；泰山道士徐洪客的“直向江都”、号令天下的建议虽非上策，也有其可取之处。关中是隋王朝政治中心，又是“四塞”之地，便于攻守；生产破坏的程度较轻，物质条件优于中原地区；同时隋军兵力又极空虚。所以关中是瓦岗军起义后发展的最好方向。即使不采纳这些策略，也可东向徐、青，或北取上党、河东，或南下江汉，与当地起义军建立联盟，都比长期顿兵洛阳较有发展余地。河南在地理上乃是四战之地，周围又有不少敌对割据势力，难于摆脱数面受敌的不利地位；洛阳城坚，隋朝守军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都是精锐，一时难以攻破。瓦岗军不能迅速攻破洛阳，势必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并削弱自己的力量；纵然攻占了洛阳，困于四战之地，也难于建立较巩固的基地以对付其他武装割据势力。但是，瓦岗军主要领导人李密在攻取几个大粮仓后，满足于就食者如流的表面现象，缺乏“一旦米尽民散”的远虑，不接受柴孝和等人的建议，一味地强攻洛阳，结果数十万大军长期顿兵坚城，没有得到巩固、休整和再发展的充分机会，这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

黄巢在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被义军将士共推为王，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建立政权后的农民起义军向何处去，成为关系到义军前途的头等大事。当时东都洛阳已重兵设防，而江南自建唐以来驻兵很少，又是唐王朝财赋的供应地，当地的农民以及王仙芝余部的反抗斗争也正在蓬勃发展。于是黄巢当机立断，正确地选择了战略进攻方向，挥师南下，最后攻占了广州，取得了进军江南的巨大胜利。在广大将士的要求下，黄巢发动北伐。荆门失利，黄巢及时改变方向，沿江东下，转战江、浙，并在江西取得决定性的信州决战的胜利。黄巢乘胜追击，率义军渡淮西进，趁唐廷正忙于与地方割据势力作战、关中空虚的时候，乘隙北伐，直捣唐王朝的心脏——长安。由于在战略进攻方向上选择正确，行动果断，很快就达成了预期战略目标。如前所述，这时的唐王朝正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之中，黄巢果断地向关中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下长安。

李密、黄巢在战略进攻方向上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李密在攻打坚城受挫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向和作战对象，视空虚的关中而不夺，也不引兵东向以号令天下，从而丧失扭转战争形势的机会。黄巢既能灵活巧妙地运用策略，在荆门受挫后及时改变行军路线，随后取得了信州决战的胜利；同时又能始终把握战略进攻的总方向，乘胜袭取两京，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正确地选择战略进攻方向，为黄巢赢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李密具有机动灵活的作战指导思想，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在战略上显得呆滞；黄巢则具有大规模、大范围流动作战、伺机击敌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在高速流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但未能大量歼敌

李密在作战指导上长于分析敌我情况，知己知彼，能够根据不同的敌情实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制敌。大业十二年（616）十月，瓦岗军准备迎战隋军大将张须陀。李密根据敌情，建议翟让率部正面列阵待敌，自己率千余人埋伏于大海寺以北树林中，采取诱敌入伏的战法，歼灭隋军。张须陀骄傲轻敌，瓦岗军利用他这一心理，假装畏战败退，张须陀挥军乘势追奔，恰好进入义军伏击圈。结果义军大败隋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李密协同翟让指挥义军在石子河与隋军交战。隋军刘长恭率军先期进至石子河西岸，不等其他隋军到达，就挥军渡河向对岸义军发动进攻。瓦岗军稍稍后退，隋军乘势紧追。这时，李密看准时机，一面亲率义军主力正面迎战，一面令单雄信等将率骑兵为左右翼，采取正面打击与两翼包抄相结合的战术，一举全歼隋军，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隋军，极大地鼓舞了义军的士气。从李密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在战役指导上能够客观分析战场情况，善于掩袭、迂回侧击，经常运用正面进攻和侧后袭击相结合的战法，以少击众，出奇制胜。与前人相比，其战法具有一定的新意。但是，李密在战略指导上存在失误，缺乏战略上的灵活性，长期顿兵坚城而不做任何变动，使起义军失去了发展机会，无法摆脱数面受敌的不利地位。这与其战役上的机动灵活恰成鲜明的对照。李密本人虽因多种因素未能取得最后胜利，兵败中原，但他西打王世充、东破宇文化及，基本上歼灭了隋军主要的有生力量，加速了隋王朝的垮台，客观上为李渊、李世民进据关中、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李密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黄巢农民起义军运用流动作战形式，避实击虚，消灭敌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作战初期，敌强己弱的条件不可避免地给起义军带来流动性较大的特点。黄巢起义军驰骋南北的大流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根源。从黄巢起义军的士卒出身看，流民、盐贩、戍卒占相当大的比重，不仅习惯流动性生活，更重要的是熟悉山川险隘、交通道路，了解唐军的分布虚实，有利于自己在战略上做大范围的机动，避开对手强点，打击其薄弱之处。从客观情况看，北方藩镇林立，唐军密布，离唐统治中心近；南方藩镇稀疏，唐军较少，且离唐统治中心较远。流动作战可以乘敌之隙，避实击虚，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北方连年灾害，战祸频繁，经济萧条；南方则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向南方发展，不但可以截断唐政府的经济命脉，而且可使自己积蓄力量。黄巢采取流动作战，趋利避害，转战南北，使唐军疲于奔命，使自己摆脱被动，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自发动北伐后，黄巢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取得了占领长安的胜利。但是由于义军一直进行避实击虚的流动作战，除了在信州和潼关两战中重创对手之外，在攻克两京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歼灭唐军的主力。当起义军攻占长安以后，黄巢不能清醒看到面临的新形势，反而错误地认为大局已定，没有派兵继续追击并消灭逃往四川的以唐僖宗为首的残余势力，也没有及时利用当时“近京藩镇悉无兵备”以及藩镇间的矛盾，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消灭藩镇割据势力，使各地武装力量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新会集在唐僖宗的旗帜下，向农民军进行反扑。唐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表面上归顺农民政权，暗地里却“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447]。黄巢得知这一情况后未能及时采取相应的有效行动。由此可见，黄巢农民军虽然完成了夺占京师这一战略进攻的目标，但是在决战阶段却未能大量歼敌，成为之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李密与黄巢在各自的实践过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农民战争思想，尤其反映在指导起义军作战的战略策略思想上，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教训。李密与黄巢军事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体现在农民起义以推翻旧王朝统治为目标的战略思想，因时而动、趁势而起的斗争策略思想，顺乎民意、争取民心的思想，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思想，严明治军的思想等方面。李密与黄巢的军事思想又有一些不同点，体现在根据地建立、决战时机把握、作战指导以及战略进攻方向选择等方面。这表明两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李密、黄巢的军事思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对后来的农民大起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对李密与黄巢军事思想异同的比较，我们可更深入地认识其中的成功经验和值得后人汲取的教训，从而能够更深刻地总结战争指导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