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与黄巢军事思想的相似之处：中国兵学通史易致热销

李密与黄巢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军事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各自颇具特色的军事思想，在各自领导隋末瓦岗农民军和唐末农民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比较二者军事思想，他们在战略思想、具体的策略思想、争取民心思想、治军思想等方面都具有相似之处。李密与黄巢在取得成功方面有诸多相似点，在最终失败方面也有一些惊人的相似，足资后人深思。

（一）善于利用矛盾因时而动，趁势而起，攻虚击弱，从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隋末和唐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李密和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矛盾，迅速发展壮大自己，并有意识地离间统治集团间的关系，进一步造成其内部的互相倾轧，从而达到削弱其统治力量的目的，为最后打败敌人创造条件。

隋朝末年，隋炀帝统治残暴，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对外连年发动战争，结果造成国家经济濒于崩溃，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况。大业元年（605）以后，隋炀帝不断征发民众修宫室、掘长堑、建洛阳，以及修长城、伐木造船、凿山开道、开凿运河等，征发人数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一两百万人。广大劳动人民在无休止的徭役和繁重赋税的压榨下，到处流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从大业七年（611）起，隋炀帝连年发动战争，在四年之内对高句丽连续发动了三次战争。沉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当时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隋末农民起义由此爆发，李密也加入了反隋行列。大业九年（613）六月，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礼部尚书杨玄感乘隋炀帝出兵高句丽远在辽东的机会，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举兵反隋。李密到达黎阳，为杨玄感出谋划策。李密提出了上、中、下三个方案：“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423]李密提出的中计是建议杨玄感“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424]。至于下计则是“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告之，先己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425]。李密在此提出的上计、中计是建立在对形势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之上，针对隋朝统治者的疏漏，抓住其要害，及时出击，一举置对方于死地，或者批亢捣虚，迅速袭取对方防守空虚的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用心经营，据险固守，可以形成万全自保的态势。但是，目光短浅的杨玄感选择了下计，不久就被隋廷镇压下去了。后来，李密投奔了瓦岗军。他充分利用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分散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迅速壮大了瓦岗军的力量。李密向翟让提出建议：“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426]提出了“席卷二京”的战略目标。此计类似于李密先前向杨玄感提出的“三计”的“中计”，均着眼于适时打击对手的薄弱点，趁机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此后，李密指挥瓦岗军实行远距离迂回作战，攻虚击弱，一举袭占了隋王朝的洛口仓和回洛仓，为瓦岗军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也正是利用了唐王朝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的结果。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就逐渐走向衰落，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唐中期到晚唐，宦官始终专权，朋党斗争迭起。宦官不仅操纵文武大臣的任用升降，以其所掌握的禁军大杀朝臣，甚至可以废立皇帝。晚唐官吏间则有朋党之争，有的官吏勾结藩镇，有的投靠宦官，各树党羽，互相倾轧。从穆宗时开始，以李德裕和牛僧孺为首的两派官僚集团，展开激烈的朋党之争，由此带来吏治大坏，贿赂公行。武官为了当上节度使而贿赂宦官，文官为了当上宰相也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非常严重，它们之间战争不断。许多藩镇节度使长期镇守一方，久而久之，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朝廷的软弱无能也助长了他们与朝廷对抗的气焰。唐中央政权与藩镇势力之间、各藩镇相互之间、各派政治势力和集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互相掣肘，互相攻讦；有利则争，无利则避；号令不一，政治紊乱。如身为招讨使的宋威曾表示“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427]，在荆门打败过起义军的刘巨容也主张“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428]。坐镇淮南的高骈吃了败仗之后，拥兵自保，即使唐廷一再斥责也不出兵，故意让起义军“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429]。这些都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和矛盾，给了起义军以利用矛盾分化敌人的可能性。特别是北伐渡江后，黄巢抓住各藩镇只求自保的弱点，及时发出文牒，对孤立唐廷，减少阻力，顺利进军关中，收到一定的效果。

由此可见，李密与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能够从初起时较弱小的不利态势，逐渐发展壮大并一度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敌我力量之对比，同时看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区出现的薄弱环节。李密、黄巢正是抓住了这一薄弱环节，把握时机趁势而起，攻虚击弱，在夹缝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利用敌人矛盾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二）确立并贯彻以推翻旧王朝统治为根本目标的战略思想

推翻隋炀帝暴政、夺取隋朝政权，一直是李密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瓦岗农民起义军在翟让领导时期，仅是一支以瓦岗寨为根据地“聚党万余人”的小股农民军。它同当时许多起义军队伍一样，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主要活动在流经河南荥阳至开封的汴水流域，以“劫公私船取物”谋求生存为目的。因此，瓦岗军在当时全国兴起的诸路农民起义军中并无多大影响。李密参加瓦岗军后，向翟让建议制定一个明确的反隋斗争纲领，以引导瓦岗军夺取更大胜利。他建议翟让率领精兵强将“席卷二京，诛灭暴虐”^[430]。不久，李密建议袭取洛口仓，再次提出“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431]的口号。翟让接受了李密的建议，瓦岗军也由此确立了推翻隋炀帝暴政、夺取隋朝政权的战略目标。在隋末农民起义过程中，瓦岗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威震中原的反隋起义的主力军，与其贯彻李密提出的推翻隋朝统治的战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唐代末期，政治腐败，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赋税繁重，广大人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战乱不已，百姓无法承受沉重的兵役徭役，社会阶级矛盾终于以农民大起义的方式全面爆发。王仙芝率先起义，发布檄文，揭露唐王朝的黑暗统治，并且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天补平均”反映了起义军的斗争目标，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平均财产和土地的强烈要求。当唐王朝招降王仙芝时，黄巢坚决反对投降朝廷，指出起义的目的是“共立大誓，横行天下”^[432]，后又提出要“讨国奸臣，洗涤朝廷”^[433]，以推翻唐王朝为起义军的政治目标，以“黄王起兵，本为百姓”^[434]为根本目的，由此确立了以推翻唐朝统治为政治目标、解救百姓为根本目的的战略思想。

正是由于李密与黄巢在起义之初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确立了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目标的战略思想，并在以后的斗争过程中不断予以充实和完善，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和根本利益，所以深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三）广泛发动群众争取民心的思想

瓦岗起义军的行动顺应民众愿望，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和利益，有力地鼓舞了士气。同时，李密从长远考虑，向翟让建议：“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弊，大敌一临，死亡无日矣！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435]李密及时地提出了“直取荥阳，休兵馆谷”的作战方略，把夺取隋朝粮仓作为当务之急。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李密与翟让率领精兵7000人，乘隋军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袭占兴洛仓；四月，李密又遣兵攻占回洛仓。兴洛仓又称洛口仓，它与回洛仓是隋朝政权赖以维持在中原地区统治的两个最大的粮食供应基地。瓦岗军夺取这两个粮仓，不仅从经济上给隋王朝以致命打击，而且为起义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李密率军袭占粮仓之后，立即开仓放粮。受到救济的远近民众，纷纷参加义军，从而使瓦岗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拥有数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瓦岗军袭占洛口仓的战略意义是巨大的。它既解决了军粮问题，使起义军得以支持长期作战，士气更加旺盛；同时又广泛地动员了群众，壮大了队伍。

黄巢起义军也非常注意争取人民的支持。黄巢攻占广州后，广大将士一致要求“北还以图大事”，夺取两京，推翻唐王朝的统治。黄巢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北伐，首先发布即将进军北上的文告，痛斥宦官专权、官吏贪污、科举流弊，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436]等口号，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占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勒令唐朝官吏向新政权自首，下令三品以上的大官僚停职，四品以下的留用；对那些与起义军为敌的官僚贵族则进行了镇压，如来不及逃走的宰相崔沆、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等大官僚均被处死；对贵族及富豪家的财物，则加以没收，有些当即分给了贫民，从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并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www.xing528.com)

李密、黄巢为求得起义军的生存、发展和壮大，非常注意争取民心。无论是在起义初期，还是在顺利进军之时，都能够采取果断措施，或是开仓济贫，或是惩处贪官，均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对于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和最后夺取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注重军政兼施，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紧密配合的策略思想

李密攻占回洛仓以后，一面令部队据此仓城“大修营堑”^[437]，从军事上做好进攻东都洛阳的准备；一面“使其幕府移檄郡县”^[438]，令记室祖君彦作书，以笔代剑，向隋王朝展开政治攻势。这篇近三千字的讨隋檄文，既表明了李密灭隋的坚强决心，又体现了李密斗争的策略思想。檄文揭露了隋炀帝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恃众怙力、穷兵黩武、妒贤嫉能、滥施淫威等十大罪状，号召广大人民奋起推翻隋朝的反动统治。李密在指挥瓦岗军作战中，能够正确运用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军政兼施，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成效：一方面给隋朝官吏以心理威慑，促使其走向崩溃；另一方面又加速了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促使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地方势力乘机起兵。

黄巢攻占广州后，在广大义军将士的要求下决定北伐。出征前夕，他以义军百万都统的名义发表了文告，痛斥唐王朝“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439]等罪恶，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440]的政治主张。同时勒令唐统治者立即归降义军。这一文告深刻揭露了当时政治腐败的现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为即将开始的北伐指明了方向，赢得了广大义军将士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黄巢率起义军主力顺利进军，很快打到了河南。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内部的军心，他向诸道官军发布了文牒：“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441]利用唐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分化了敌人，减少了进军的阻力，矛头直指唐僖宗，也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黄巢成功地运用政治手段以配合军事进攻，有效地孤立了唐廷，减少了进军的阻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李密、黄巢在对隋、唐统治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注重军政兼施，逐渐形成了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思想。他们在与统治阶级的殊死斗争中，始终以军事打击手段为主，同时又善于运用有效分化瓦解对手的政治手段，军事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李密发表讨隋檄文，黄巢则发布文告、文牒，均起到了鼓舞义军士气、分化瓦解敌人、推动斗争形势进一步向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发展的作用。

（五）令行禁止，严明治军思想

瓦岗军拥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与李密严于治军是分不开的。史载：“密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躬服俭素，所得金宝皆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442]由此可见，李密既严于治军，同时又能安抚将士，这就能够有效地调动起义军广大官兵的参战热情，提高其斗志。李密还善于使用选锋。他曾精选八千骑兵，号称“内军”，以秦叔宝、程知节等将统领。他非常欣赏这支劲军，曾夸耀道：“以八千人足当百万。”义宁二年（618），李密与王世充在洛水交战，李密亲率敢死士数百人诱敌，结果大败王世充。从这点可以看出李密对军队的治理和训练是相当成功的，从而保证了瓦岗军较强的战斗力。黄巢领导起义军转战南北，一直重视训练和严明军纪。黄巢从广州北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夺占了两京，进军如此顺利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起义军比较注意军纪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李密、黄巢均严于治军、严明军纪，这是保证起义军屡战屡胜的根本原因。严于治军就能多打胜仗；反之，则可能打败仗。起义军后期的失败也从反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六）缺乏统观全局的战略筹划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

在瓦岗军日益发展壮大的同时，北方窦建德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在江淮之间杜伏威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都各自发展，形成以瓦岗军为中坚，窦、杜两支起义军为左、右翼的三大起义军力量。他们连连击败隋军主力，动摇了隋王朝的统治。就在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地主官僚集团，如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太原李渊先后起兵，形成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既相互矛盾，又共同反隋的复杂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柴孝和向李密献策，认为：“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天下可定。”^[443]柴孝和的战略设想是有远见的。因为瓦岗军位于中原，处在洛阳和江都的隋军夹击形势之下，且中原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瓦岗军虽已有较大军力，但立足是不稳的，入关作为根据地，攻守自如，可以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李密没有接受柴孝和的建议，只派柴孝和率部西向，探察情况，虽有发展，但终因粮食不济，只好返回。李密不肯西向的实质，是满足于已有的成就，特别是舍不得放弃中原的粮仓。由此也可看出李密尽管长于战役指导，但却拙于战略规划，没有统观全局的战略意识。正因为其战略远见不足，最终导致失败。

黄巢率军夺占长安以后，战略上的主要失策是没有集中主要兵力，打击对长安威胁最大的敌军。黄巢起义军连下两京、进入关中之后，士气高涨，兵强马壮，拥有数十万屡经战阵的大军。反观唐军，士气低迷，军队陷于混乱分散状态，一时难以有效实施统一指挥，同时唐王朝上下震恐，惊惶失措，自顾不暇。但是黄巢没有统观全局的战略头脑，在如何巩固胜利成果、建立全国政权的问题上缺乏战略远见，在对手作鸟兽散之时，却始终坐守长安，无所作为，从而给了敌人以调和内部矛盾、纠集兵力反扑的机会，以致最后败出关中，前功尽弃。

李密与黄巢在处于有利形势之时，由于战略远见的不足，结果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李密与黄巢在敌我力量发展出现变化的时候，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战争发展趋势缺乏预见性，或固守一地，或对敌人丧失应有的警惕。由于战略指导上的失误，大好形势毁于一旦，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