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人，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帝，官至兵部尚书、太尉兼中书令，长期担任唐军副元帅，功勋卓著，威望崇高，被誉为“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的功臣。其进退直接影响国家社稷，“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310]，为维护和巩固唐王朝的统一安定局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高瞻远瞩，着眼大局的战略远见
郭子仪戎马一生，建立不世武功，但并非一个单纯的战将，而是才兼文武，尤具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善于从全局思考问题，注重以大局利益决定自身的军事行动。因而，郭子仪的诸多建议及军事主张均能切中要害，对扭转战局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部分建言未被朝廷采纳，影响了其实际效用。
安禄山发动叛乱后，郭子仪率军东征，倾全力收复河北。他与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将领勠力同心，在嘉山（今河北曲阳东）大败史思明军，“斩馘四万级，生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311]，使得河北十余郡闻风而动，群起响应，斩杀贼将以迎接官军。在河北形势大为改善的状况下，郭子仪准备“北图范阳，军声大振”[312]。嘉山之胜是自平叛以来，唐朝军队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遏制了安军的攻势，并且隔断了安军前线与后方根据地的联系，从根本上扭转了唐王朝的危急局面。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郭子仪谋划打击安军老巢范阳（今河北涿州市），无疑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决策。范阳是安禄山起兵之地，也是其经营多年的后方基地，粮秣辎重及其家属子女都在这里。范阳的得失对于安军具有重大意义。如果郭子仪能够北上攻取范阳，那么势必极大地动摇对手的军心，沉重打击其士气，也可从根本上断绝安禄山、史思明军的物资供给，彻底改变双方的战场态势。可惜的是，由于潼关失守、长安陷落，刚就帝位的唐肃宗下诏命令郭子仪立即班师勤王，郭子仪不得不放弃这一战略计划。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军在夺占洛阳后继续西进，直逼潼关。唐玄宗急于荡平叛乱，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安军不足为虑，一再催促潼关守将哥舒翰出关攻打安军，收复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洛阳。哥舒翰认为对手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不可贸然进攻，而应据险坚守，等待机会再实施反攻。这一主张是较为稳妥的应对之策。郭子仪、李光弼上言支持哥舒翰，同时再次提出了着眼战略大局的建议：“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313]相比上次“北图范阳”的战略谋划，这次的战略建议更具可操作性，主要是安军虽然仍保持强大的实力，但后方不稳，河北诸郡蜂拥起兵响应平叛。安军在前方受阻于潼关，归路又被切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唐王朝的方向发展之时，如能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潼关持久敝敌，一方面派军突袭，直捣范阳巢穴，则必定可以扭转战局。孙子主张“夺其所爱”[314]，着力打击对全局有重大作用的关键部位，而范阳恰恰就是孙子所说的对手之“爱”。何守法提出“执其所爱则计失”[315]，通过打击其要害以挫败对手的计谋，使其原先的计谋落空。由此可见，郭子仪“北取范阳”的建议乃是战胜对手的釜底抽薪之策，具有很大的胜算。奈何唐玄宗昧于时势，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误以为安军兵少力弱，没有准备，认为哥舒翰逗留不进将丧失战机。于是，他派遣中使再三催促，哥舒翰被逼无奈，只好率军反攻安军，最终导致唐军丧师失地。战争形势顿时逆转，原本处于被动的安军由此掌握了主动权，夺占了潼关，并乘胜直取长安，唐王朝陷于覆亡的边缘。
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举入侵边郡，在攻占河西、陇右后直指关中，京师震动。郭子仪临危受命，被诏任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进攻。但由于仓促奉命，且脱离军队已有一段时间，郭子仪手下无兵，只好一路招募。吐蕃攻势迅猛，日益逼近长安，代宗仓皇逃奔陕州，长安落入吐蕃之手。这时，郭子仪收集散兵4000人，激励部下捍卫国土、驱逐吐蕃，提振了军队的士气。代宗担心吐蕃出潼关威胁自身安全，准备调遣郭子仪去陕州护驾。郭子仪权衡之下，做了回复：“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316]两相比较，高下立判。代宗的主张显然属于消极防御，是一种被动式的防守；而郭子仪采取了积极防御，主动作为，在战略要地蓝田提前部署兵力，有效地钳制了吐蕃，使其有所顾忌而不敢向东进兵。这是郭子仪着眼大局的正确措置，为之后顺利收复长安奠定了基础。
（二）长于料敌察情、持重用兵的战争指导艺术
郭子仪从军六十余年，尤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以天下兵马副元帅的身份运筹帷幄，在东征河北、收复两京以及战略反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又在平定仆固怀恩的叛乱中力挽狂澜，成功击退吐蕃，再次收复长安。深入考察郭子仪的军事指挥行动，可以总结出其独特的战争指导艺术。
一是注重分析敌情，善于把握对手心理特点，“料敌若神”。孙子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317]正确地分析、判断敌情是打胜仗的重要前提。郭子仪在每次作战之前，几乎都要做一番“料敌”的工作。当安军攻占洛阳、直逼潼关之时，郭子仪对当时的形势做了深入分析，指出哥舒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318]，主张哥舒翰应坚守潼关，切勿轻易出击。但是，唐玄宗急于收复洛阳，听信谗言，接连催促哥舒翰出兵，结果一败涂地。
在收复河北诸郡的作战中，郭子仪率军屡战屡胜，安禄山非常恼怒，派出精兵强将增援史思明，准备反扑唐军。郭子仪看到这一态势，分析道：“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战则克矣。”[319]郭子仪认为安军求胜心切，又增加了军队人马，有轻视唐军的心理，可以乘隙取胜，于是下令迎战，唐军果然获胜。在仆固怀恩发动叛乱、引兵内侵的时候，唐代宗惊慌失措，急忙召见郭子仪，询问应对之策。郭子仪认为仆固怀恩不可能有所作为，并为此做了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尝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320]郭子仪深刻地分析了仆固怀恩的致命弱点，即“素失士心”，指出其作乱只是利用了想回乡的士兵而已，而这些士兵正是自己昔日的部下。郭子仪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心理，认为这些旧部下对自己仍然怀有感恩之心，必定不忍心与自己兵戎相向。在平叛过程中，当仆固怀恩领着吐蕃、回纥兵马进至奉天，向唐军发起挑战时，郭子仪否定了部将出战的请求，指出：“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若迫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321]郭子仪深入分析了对手的作战心理，把握了“客兵”和“吾之部曲”的作战心理，针对这两种作战心理，制定出“坚壁待之”的作战策略，“缓之”而不急于速战，以此获取战机的转换，最终迫使敌人不战而退，许多被胁迫的将士又重新归顺唐朝。唐德宗在《郭子仪太师陪葬建陵制》中称郭子仪“料敌若神”[322]，实不为过。
二是以计代战，谋略制敌。中国兵学谋略思想由来已久。孙子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323]。在楚汉之战中，百战百胜的项羽输给刘邦，正是由于刘邦奉行了“吾宁斗智，不能斗力”[324]的指导思想。郭子仪传承了谋略制敌的兵学思想，注重伐谋伐交、威慑攻心，收效显著。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举进犯，唐军望风而逃，长安很快落于吐蕃之手。郭子仪临危受命，冷静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敌强己弱，兵力对比悬殊，决定智取长安。他派遣一支人马到韩公堆（今陕西蓝田北）摆下阵势，“击鼓
山，张旗帜，夜丛万炬，以疑贼”[325]，借此虚张声势，促使吐蕃产生疑惑、恐惧心理；同时派遣射生将王甫潜入长安城内，联络数百名少年豪侠，夜里在朱雀街击鼓，大声呼喊“王师至”[326]。城里的百姓也趁机纷纷传言“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327]，进一步增加了吐蕃的恐惧心理。吐蕃不知唐军虚实，惊恐不安，连夜撤离长安。郭子仪通过城外摆下疑兵阵、城内击鼓惊扰的方式，充分利用吐蕃畏服自己声威的心理，使得其在惶恐不安中主动撤离。
代宗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再次勾结吐蕃、回纥内侵，接连攻陷凤翔、奉天等地，威逼长安。代宗诏令郭子仪率军抵御。郭子仪在泾阳（今陕西泾阳）组织唐军实施防御。这时，仆固怀恩暴病身亡，吐蕃和回纥之间产生了矛盾。郭子仪认为有隙可乘，决定采取伐交的策略，说服回纥倒戈以共击吐蕃。他先派牙将李光瓒前往回纥大营游说，但回纥不相信郭子仪还在世，提出要与他见面。郭子仪不顾个人安危，拒绝了诸将领的劝阻，认为“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往以至诚与之言，或幸而见从，则四海之福也！不然，则身没而家全”[328]，决定亲自奔赴回纥大营。为了表示诚意，郭子仪卸掉盔甲，放下长枪，回纥将帅看见果真是郭子仪来了，都下马施礼。为了分化回纥和吐蕃，郭子仪先是义正词严地对回纥的行为予以有力的斥责：
汝回纥有大功于唐，唐之报汝亦不薄，奈何负约，深入吾地，侵逼畿县，弃前功，结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叛君弃母，于汝国何有！今吾挺身而来，听汝执我杀之，我之将士必致死与汝战矣。[329]
这一番话说理透彻，极具杀伤力，顿时将回纥置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回纥首领药葛罗辩解说是仆固怀恩欺骗了他，郭子仪趁机予以拉拢：“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其所掠之财不可胜载，马牛杂畜，长数百里，弥漫在野，此天以赐汝也。全师而继好，破敌以取富，为汝计，孰便于此！不可失也。”[330]由此成功地争取了对方，二人酹酒发誓，重结旧盟，约定共同打击吐蕃。吐蕃听到唐军与回纥结好，连夜撤军。郭子仪准确把握了回纥与吐蕃互不统属、争权夺利的内在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成功说服回纥与唐朝重归于好，拆散了其与吐蕃的联合，达成了“伐交”的目标，不战而退吐蕃，并趁吐蕃退军之际，与回纥兵一起实施追击行动，大获全胜。
（三）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思想
郭子仪在指导作战时，善于根据对手的不同特点，采取符合实情的战术手段，实现有效打击敌人的目的。他尤其善于对敌情做深入的分析，鞭辟入里，总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精辟观点，故能在作战指导上高人一筹。
一是“贼来则守，贼去则追”的疲敌袭扰战。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派军南下，河北成为唐军与安军交战的主战场。常山郡（治今河北正定）先被安军占领，后被郭子仪率军收复，唐军为之一振。常山郡北通范阳，南抵洛阳，控南北交通之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夺回常山郡，安禄山命令史思明率军追击唐军，同时派出两支军队分头行动，一路从范阳南下，一路由南向北增援，试图南北夹击唐军。
孙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331]孙子强调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对方松懈疲惫、士气沮丧之时予以攻击。郭子仪冷静地分析了彼此情形，认为安军初起，有着较旺盛的气势，急于寻求与唐军展开决战，因而决定主动避开敌人的锐气，尽量疲敝对手，而后伺机破敌。郭子仪率军到达恒阳（今河北曲阳）后，采取“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332]的战法，在坚守营垒挫敌锐气的同时，不断袭扰对手，搅得安军不得安宁，疲惫不堪。等到其气势消耗殆尽的时候，郭子仪、李光弼率军果断出击，大获全胜。此战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郭子仪成功运用了孙子的“治气”用兵法则，避敌锐气并挫敌锐气，同时不断提升己方的士气，养精蓄锐。在这里，“坚壁自固”以及游击袭扰均是消靡对手锐气的有效手段。当双方的士气呈现“彼竭我盈”的状况时，郭子仪率军一鼓作气击败了对手，赢得了作战的胜利。
二是善用伏兵，设伏夹击破敌。郭子仪在平叛过程中，屡次妙用伏击战法获胜。早在安史之乱初期，郭子仪率军进兵河东，设伏兵坑杀安军薛忠义部七千精骑，首次取得伏击战的胜利。在卫州（今河南卫辉）之战中，郭子仪将伏击战的战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乾元元年（758）十月，郭子仪率军击败安军，安太清领兵退守卫州。安庆绪听说安太清战败，统领大军救援卫州。郭子仪获知对手大军压境，知道不能硬拼。他预先挑选出三千弓弩手埋伏在垒墙内，告诫道：“俟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迫之。”[333]等安军赶到后，郭子仪率军迎战，随后佯装败退，以引诱安军。安军不知是计，争相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唐军营垒门前，这时只听到鼓声和呐喊声突然响起，唐军伏兵俱起，箭如雨下。安军惊骇万分，掉头便跑，郭子仪趁势掩杀，大败安军，前后斩杀安军3万余人，俘获千人。(www.xing528.com)
郭子仪善于灵活使用伏兵，除了设伏射杀对手外，还成功地使用伏兵夹击破敌，先后取得了香积寺（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香积村）之战、陕州之战的胜利。至德二载（757）九月，郭子仪率军进攻长安，列阵于香积寺北、沣水以东地区，安军出动大军相对抗。郭子仪自领中军，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率后军，随后唐军与安军展开激战。这时，安军预先埋伏好的精锐骑兵企图袭击唐军侧后，郭子仪派人侦察得知情报后，派遣仆固怀恩率回纥四千骑兵歼灭了安军的伏兵。回纥兵又迂回到安军阵后，与唐军主力夹击安军。经过一番鏖战，唐军斩杀对手6万多人，俘虏2万余人，顺利收复长安。郭子仪乘胜进军，准备收复洛阳，与安军在陕州新店（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西）遭遇。双方在此排兵布阵。安军倚山扎营，占据了有利地形，对唐军构成了居高临下的态势。唐军违背了孙子所说的“高陵勿向”[334]的用兵原则，郭子仪部初战失败。但是，凑巧的是，这时正在南山搜伏的回纥兵果断参战，从背后袭击安军，导致安军大乱。郭子仪看到安军阵形已乱，抓住时机，率军乘势猛冲，与回纥兵前后夹击，大败安军，乘胜收复陕郡。
郭子仪先后两次采用夹击战术获得胜利。考察这两次作战可以发现，郭子仪通常是采取“以正合，以奇胜”[335]的兵法，也就是“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336]。尽管在陕州之战中，回纥兵从侧后突袭安军的军事行动，并非郭子仪的预先部署，但是郭子仪能够不失时机地发起反击，与回纥兵合力夹攻安军，从而逆转了战局。由此可见，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郭子仪获胜的关键在于适时把握战机，正兵与奇兵前后夹攻对手。需要注意的是，担负奇兵“或捣其旁，或击其后以胜之”[337]的作战任务的回纥兵，是一支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骑兵。唐军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回纥兵屡屡在关键时刻担任了突击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廷借用回纥兵平叛，实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唐自立朝起，便格外重视骑兵建设，李世民尤其注重在作战过程中发挥骑兵的突击作用。他亲选精锐骑兵，由手下骁将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统率，常常作为前锋担负攻坚任务，或作为一支机动力量在关键时刻投入使用，有时还作为一支奇兵迂回侧击对手。初唐时期，轻骑兵得到了快速发展。之后，朝廷逐步完善马政制度，骑兵建设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唐玄宗即位后，奉行开疆拓土的国防政策，不断扩大节度使的权力，逐步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布局，边防兵力增强而关中兵力日益削减。安史之乱爆发后，兼任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所拥有的兵力超过18万，约占唐朝边防兵总数的2/5，而郭子仪、李光弼统率的兵马却相形见绌。为了早日平叛，唐廷向回纥借兵。在香积寺之战、陕州之战中，回纥骑兵均充当了奇兵的角色，从阵后袭击，与唐军主力夹击安军，为最终取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因敌制宜的攻守城战法。郭子仪身经百战，擅长野战，也成功地指挥过攻城战和守城战。他在组织实施攻守城作战中，善于据情定策，根据作战对象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攻守城战法。孙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338]郭子仪在实战中很好地践行了孙子的这条用兵原则。
自古以来，攻城战远比守城战更为不易，需要耗费更大的兵力和物资。孙子有感而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339]当然，如果巧妙实施谋略攻城，则情形就大为不同。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二月，兵部尚书、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攻打河东（今山西永济西）时，采取了里应外合之计，“河东司户韩旻等翻河东城迎官军，杀贼近千人”[340]，击败安军崔乾祐部。这种攻城法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至于守城战，虽然可凭借守城器具作持久防御，但是守城的关键仍然在于守城将领对作战态势的深入分析及其所制定的作战指导思想。根据郭子仪所指导的守城战的战例，他在守城时通常强调“坚壁挫锐”，后发制人。恒阳之战时，郭子仪命令军队“坚壁自固”[341]，而后反击获胜。代宗广德二年（764）十月，仆固怀恩引领吐蕃、回纥等数十万人马南下，进逼奉天（今陕西乾县）。唐军将领请求出战迎敌，郭子仪认为对手乘势而来，不可以和他们硬拼，于是决定“坚壁待之”[342]。对手看见唐军森严壁垒，不战而退。这两次守城战的战法如出一辙。郭子仪在面对强敌攻城时，故意隐藏兵力，实施坚固防守，不与其争锋，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殆尽时，再趁机发起反击。就此而言，郭子仪深得《孙子兵法》的“治气”思想之精髓，并在战争实践中成功予以运用。
（四）宽厚得人、信赏明罚的治军思想
郭子仪治军注重简约宽缓，“训师如子”[343]，犹如吴子所谓的“父子兵”，将士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以至郭子仪离开军队时，士卒哭泣，“如子弟之思父兄”一般思念主帅；当郭子仪回到军队，士卒“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344]。郭子仪之所以能够深得将士拥戴，根本在于宽厚得人。
郭子仪“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345]，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宽厚对待部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作战勇猛，善于打硬仗，在平叛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刚决犯上”“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346]。如何使用这样一名个性鲜明的骁勇战将是对军事指挥员统御才能的考验。郭子仪“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恃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347]。在平定叛乱的非常时期，郭子仪在用人方面使用了非常之法，极力容忍仆固怀恩在意见不合时对自己的不敬，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军事才能。正因为郭子仪信任、看重仆固怀恩并放手让其统兵作战，使得其在平叛战争后期屡立大功，成为平叛战争胜利的关键人物。
郭子仪宽厚对待将士，“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348]，而将士也甘愿为其效力，即使是后来飞黄腾达、地位显贵了也是如此。史载：“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349]郭子仪以宽厚仁爱之道治军，深得将士拥护，上下关系和谐，极大地凝聚了军心，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当然，郭子仪虽讲究宽厚，但也不是无原则的一味纵容，如果有人行为不轨，超越了底线，则断然予以严惩。代宗宝应元年（762），河中军发生兵变，突将王元振作乱，杀害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唐廷诏令郭子仪出镇绛州（治今山西新绛）。郭子仪拘捕了王元振，斥责道：“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350]果断将其诛杀。吐蕃占领长安后，射生将王甫率众人在夜里击鼓大呼，吐蕃兵惊慌逃离长安。王甫自任京兆尹，聚众二千余人扰乱京师。郭子仪进城后，将其斩首示众，稳定了长安城内的秩序。河中戍军将领贪污、士卒残暴，成为驻地的祸患。郭子仪到河中后，将首恶14人斩首，迅速安定了当地秩序。可见，郭子仪并非一味宽容迁就部下，在必要时坚决从严治军，用重刑惩治不法之徒，收到了震慑性的效果。因此，“御下恕，赏罚必信”称得上是郭子仪治军的鲜明特点。
郭子仪在选将用人方面也颇有可取之处，其中不计前嫌举荐李光弼堪为典范。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任命郭子仪充任朔方节度使，率军东讨。这时，李光弼心有疑惧，因为他原先与郭子仪同为前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部将，彼此互不服气，双方关系不和睦。在国家、军队急需用人之际，郭子仪摒弃个人恩怨，向朝廷举荐李光弼，于是唐廷“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351]。后来，李光弼率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这里自然不能不提郭子仪的举荐之功。对于那些有卓越军事才能者，郭子仪敢于大胆使用，有时为了能更好地发挥部将的作用，不惜让出自己的职位。代宗宝应元年（762），郭子仪的部将仆固怀恩在平定河朔过程中立下大功，郭子仪主动提出“请以副元帅让之”[352]。唐廷予以采纳，任命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全面负责河北方面的军事行动。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平叛战争中大显身手，与郭子仪善于选将用人是密不可分的。郭子仪能够着眼大局用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也不计较部将小节，敢于放手使用，从而能够充分发挥麾下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五）忠心爱国、不矜功伐的武德
中国兵家历来强调一名优秀将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从军事、政治、修养、心理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将帅应具备的条件。《孙子》提出将帅须具备“五德”，又提出“将有五危”[353]；《吴子》认为将帅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做到“威、德、仁、勇”，[354]后人称之为“五慎”“四德”论。后世兵家在孙、吴之论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为将之道的理论体系，而武德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郭子仪在军事实践中体现了忠心爱国、不争功不诿过、律己严而待人宽等诸多传统武德，彰显了一代大将风度。有学者将郭子仪建功立业的生存智慧总结为隐忍大度、敏锐机警、公而忘私、贵则自抑、善掩锋芒、胸怀坦荡六个方面，[355]主要还是着眼于其武德因素。正由于拥有突出的武德人格，郭子仪才超越了其他战功显赫的将领，成为唐代“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356]的特别人物。
一是忠心耿耿，以江山社稷为重。郭子仪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始终忠心耿耿，毫无怨言。他前后屡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的诬陷，尽管当时手握强兵，有时正与敌人交战，但只要“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357]。郭子仪功高震主，不仅遭到权臣的妒忌，也曾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一再被罢免。但是，每当形势危急，朝廷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郭子仪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临危受命，两次收复长安，尤其是不顾个人安危，单骑见回纥首领，以诚意打动对方，成功地争取了回纥共击吐蕃，力挽狂澜，集中体现了其忠心爱国的武德人格。
郭子仪时刻心系江山社稷，从无非分之想，即使在吐蕃入侵、皇帝出逃之时也是如此。当时射生将王献忠煽动道：“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358]结果遭到郭子仪的痛斥。他将忠诚于朝廷视为第一信条，不仅不背叛朝廷，而且所思所想皆从大局着眼，从巩固江山社稷的长远目标考虑，深思熟虑，尽显自己的赤胆忠心。吐蕃入侵长安，代宗东奔，朝廷官僚都将此归罪于程元振。心生恐惧的程元振劝说代宗迁都洛阳。郭子仪听说之后，连忙上了一封奏章，从古至今纵横议论，深入地剖析了定都长安与迁都洛阳的利弊得失，从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条分缕析，最终得出了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即以长安为都，重建国家。代宗看完奏章，垂泣谓左右曰：“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359]郭子仪的良苦用心打动了皇帝，以至代宗再次见到郭子仪后，不由得喟叹道：“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360]并赐铁券，图形凌烟阁，给予郭子仪异乎寻常的待遇。大历八年（773），回纥准备出卖一万匹马给唐朝，因经费不足，朝廷准备只购买一千匹。郭子仪“以回纥前后立功，不宜阻意，请自纳一年俸物，充回纥马价”[361]，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准许，但却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称赞。此举也突出反映了郭子仪能够从国家利益考虑问题，不愿破坏与盟友回纥的关系，体现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与深沉的爱国情怀。
二是严于律己，胸襟开阔。郭子仪为人处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从不徇私舞弊，尤其在执行军法方面更注重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亲属遵纪守法。当时有一条法律规定，代宗丧葬期间严禁杀生。但是，郭子仪的一名亲属却偷偷宰羊，违犯了这条法律。左金吾将军裴谞报告朝廷，要求对其予以惩治。郭子仪知道后，主动惩治了自己的亲属，并向裴谞致谢。郭子仪曾经立下军令，严禁无故在军营中骑马。有一次，他的夫人乳母之子违犯了这一条禁令，都虞候秉公执法，杖杀了这名违令者。郭子仪的几个儿子向父亲告状，要求惩办都虞候。郭子仪将儿子们训斥了一顿，认为应该尊重都虞候的处决，维护军法威严。
郭子仪在严以律己的同时，却能够宽以待人，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表现出远超常人的隐忍大度。大历二年（767）十二月，盗贼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当时大家都认为鱼朝恩一向忌恨郭子仪，怀疑是他指使人干的。郭子仪心知肚明，大臣们都很担忧他会闹事。但是，等到他入朝以后，皇帝提及此事，郭子仪大声哭泣，上奏道：“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362]他隐忍了祖坟被挖的奇耻大辱，不仅没有责难鱼朝恩，反而借此事做了一番自我批评，由此“朝廷乃安”，很好地维护了唐王朝内部的安定团结。一次，宦官鱼朝恩邀郭子仪赴宴。丞相元载担心二人关系和好对自己不利，就想挑拨离间，暗中派人对郭子仪说鱼朝恩想谋害他。郭子仪的部下“衷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363]。鱼朝恩看到郭子仪只带了十几名随从前来，感到很惊讶，郭子仪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他。郭子仪的坦荡胸怀极大地触动了鱼朝恩，也使得他之后不再诬陷郭子仪了。正如有学者指出：“郭子仪能够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并不是说他把小人想得十分良善，而是他不和他们计较，用自己的胸襟、正气和宽容感化他们。”[364]这正是郭子仪独有的武德人格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三是胜不居功，败不诿过。郭子仪在功过面前表现出高尚的武德情操，不争功，不诿过，谦逊得体，勇于担当，从而展现出极强的人格魅力。他率军东征西讨，屡获大胜，“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365]，但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自我夸耀，反而多次主动请辞官爵。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朝廷不知道如何赏赐仆固怀恩，郭子仪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副元帅之位让给仆固怀恩。后来，郭子仪率军平定仆固怀恩、周智光叛乱，代宗因其功勋卓著，特地封他为尚书令。因为唐太宗曾经担任过此职，后来尚书令设职不设员。郭子仪坚决推辞尚书令之职，认为自己功德浅薄，不适合担任该职。代宗只好接受郭子仪的辞呈。在收复长安之战中，郭子仪率军与安军在长安西的清渠一带交战，因冒进中计，被安军两翼包抄夹击，唐军大败而逃。郭子仪只身向皇帝请罪，请求处罚自己，“乞降官资，乃降为左仆射，余如故”[366]。郭子仪在战败之后，主动承认过错，勇于担当失败的责任，要求降低自己的官阶，体现了赏功罚过、不诿过于人的优秀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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