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行俭生逢初唐蓬勃发展之际，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饱受儒学熏陶，乃是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儒将风度的兵家群体的杰出代表。他在幼年时就学于弘文馆，博览经史，精通诗书，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饱学之士；同时出身于军事世家，受家族的影响，对军事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常有独到见解。长期从政的经验及其边疆经历，加之精明干练的作风，最终促使裴行俭成长为善于治边抚众的一代名将。
（一）“伐叛柔服”，军事威慑与怀柔招抚相结合
大凡中国历史上卓有建树、名垂青史的将帅，其中为数不少者并非凭借超凡的战功，而是善于从国家政治的高度、战略全局的视角思考军事行动，注重收揽人心，将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巧妙结合，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损失，以最小的代价达成预期目标。这一类将帅正是孙子所说的“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276]。在常人看来，他们没有智谋的名声，没有显赫的战功，被世人认为只是泛泛之辈，但在孙子眼里却是最高明的将帅，因为其能够做到“胜于易胜者也”[277]，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278]。裴行俭恰是属于这一类的卓越将领。
李渊、李世民父子创建大唐帝国，文治武功相得益彰。高宗即位之后，唐朝继续向外开疆拓土，疆域空前辽阔，而如何经略边疆、处理中央与边疆民族关系成为当务之急。在此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已就此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在处理西北边疆民族问题时，唐太宗注重文武并举，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交互迭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灵活掌握，或先行招抚，以怀柔方式争取北方部落归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79]，以文德感化对方，遣使慰抚招降之，一旦招抚不成，再继之以武力打击；或以武力打击为主，尤其当边疆民族势力严重威胁唐边疆安全时，唐朝则对其实施坚决打击，彻底消除边防安全威胁。唐太宗军政兼施，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朝廷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最终促成灵州盛会，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裴行俭所处时代正是大唐国威远播、万邦来朝的鼎盛时期，唐朝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唐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增无减，高宗朝的对外用兵以战胜居多就是明证。在国力空前强大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复杂关系成为检验朝廷以及边疆将吏军政能力的试金石。高宗调露元年（679）六月，吐蕃大举内侵，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勾结吐蕃，联合出兵直逼安西城，西域形势处于危急状态。在朝议欲发兵征讨之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陈述理由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在京师，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虏，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280]裴行俭曾长期在西域任职，熟悉夷情及当地的地形，深知西域远离中原，沿途多戈壁、荒漠，劳师远袭是兵家大忌，再加上前不久唐朝军队刚打了败仗，刘审礼率军征讨遭到覆没，损兵折将，挫伤了军队的锐气。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裴行俭极力反对武力征伐，主张便宜行事，争取智擒柔服对手。这一方案可谓极具胆识，乃大智大勇者才能付诸实施。该方案虽要长途跋涉广袤漠地，直抵西突厥腹地，无疑带有一定风险，但与一味用武相比，则显然是更为高明的做法。唐高宗同意了该方案，诏命裴行俭率人护送波斯王子到波斯册立波斯王，同时担任安抚大食使。
为了尽快制止可能发生的骚乱，裴行俭精心实施了一系列的巧妙行动。首先，他只带了少数随从上路，以此迷惑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使对手消除了戒备之心。其次，裴行俭扬言天气炎热，“未可涉远，须稍凉乃西上”[281]，表示要等到天气凉快以后再继续前进。阿史那都支派出的侦探打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返回禀报。此后，西突厥对裴行俭的行动不再做任何防备了。再次，他借打猎之名，召集人马进行军事训练。裴行俭召来了当地各部落的酋长，说道：“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282]此话一出，各部酋长子弟热烈响应，争相跟从他“纵猎”，人数接近1万。裴行俭经常率领他们出去游猎，“阳为畋猎，校勒部伍”[283]，打猎为虚，训练为实。最后，他率军“倍道西进”[284]，快速行动，乘对手意想不到、措手不及之时，迅速擒获了阿史那都支，随后又以此迫降了李遮匐。裴行俭采取智取的方式，先用计擒获阿史那都支，又趁势迫降李遮匐，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裴行俭率军凯旋后，唐高宗慰劳道：“卿权略有闻，诚节夙著，兵不血刃，而凶党殄灭。伐叛柔服，深副朕委。”[285]这一席话可作为对裴行俭此次行动的最好评价。
（二）以谋取胜、“制敌尚诈”的作战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兵学历来崇智尚谋，“贵谋而贱战”[286]，将谋略视为用兵之根本。孙子强调“上兵伐谋”，孔子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287]，均赞同慎战重谋。后人发展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主张“太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288]，认为“谋乃行师之本，非谋无以制胜于万全”[289]。在面对“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290]的残酷战争时，古代兵家强调必须预先制定出战胜对手的计谋，做到“先计而后战”[291]，先谋而后动，确定有胜利的把握再行动，不做贸然之举，从而达成慎战与善战的统一。
裴行俭深谙兵家谋略思想，并将其娴熟地运用于战争实践。纵观其用兵，几乎都是贯彻“先计而后战”的指导原则，战前精心筹划，在全面料敌的基础上，针对敌方的致命弱点，制定出最切合实情的作战方案。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起兵反叛，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单于都护府内二十四州的酋长群起响应。唐王朝派遣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率军征讨，屡战屡胜，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在大雪之夜被突厥偷袭，大败而归。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大军讨伐突厥。经过深入思考，他对部下谈了自己的见解：“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292]针对突厥在先前劫掠唐军粮运屡屡得手的情况，裴行俭决定将计就计，运用谋略制胜对手。他命令手下伪装了三百辆运粮车，每辆车内埋伏五名壮士，手持长刀、强弩，派出几百名老弱士兵押运粮车，同时派出精兵占据险要地段，埋伏起来，等待战机行动。不久，突厥兵果然依照惯例又来劫掠粮食，押粮的士兵丢下粮车一哄而散。突厥兵押着抢来的粮车来到有水草的地方，一边牧马，一边准备从粮车取粮。正当他们要卸粮的时候，先前埋伏好的壮士突然从车内跃出，迅猛向对方展开袭击。猝不及防的突厥兵惊恐逃窜，结果又被事先埋伏在险要处的精兵截击，几乎被唐军杀得全军覆没。此后，突厥兵再也不敢劫掠唐军的粮车了。在此次战斗中，裴行俭先是在粮车内和险要处埋下伏兵，而后佯顺敌意，故意照旧派出粮车以引诱对手出动，突厥兵果然上钩；对手抢粮车得手之后，进一步助长了得胜而骄的心理，消除了戒备之心，而后唐军抓住时机一举击灭对手。此次战斗之所以能够取胜，根本原因就在于裴行俭善于施计用谋，以诡道制敌；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运用诡道，主要应归结于其准确地把握住了彼己的不同心理，即突厥兵恃胜而骄的心理和唐军因败而怯敌的心理。根据这一心理状况，他设计了以谋制敌之策，通过一次小胜来提振士气，极大地增强了唐军打胜仗的信心。
裴行俭善用谋略还反映在他具有高超的用间技巧，通过反间计分化瓦解对手，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开耀元年（681），突厥残部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纠合阿史德温傅作乱。裴行俭受命率军征讨，“纵反间说伏念与温傅，令相猜贰”[293]。他采用反间计，挑起伏念与温傅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猜疑而日益疏远。与此同时，裴行俭趁阿史那伏念率兵外出之际，派遣部将袭击了伏念的后方基地金牙山，夺取了他的妻子和辎重；又派遣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率领单于府兵紧追不舍。走投无路的伏念“请执温傅以自效”[294]，在犹豫不决之际，唐军追踪而至，迫使伏念不得不执温傅向裴行俭投降，讨伐东突厥乱军至此获得重大胜利。裴行俭通过用谋使间，成功地分化了对手阵营，随之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促使其内讧，以最小的代价平定了乱军，践行了孙子所说的“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用兵指导思想。(www.xing528.com)
（三）经略北疆的治边名将
自唐太宗经营西域始，西北边疆一直是朝廷重点关注的战略方向。为实施有效的统治，唐王朝在此地先后设置都护府、羁縻府州，不断强化行政管理。但由于边疆民族时服时叛，因此骚乱不断。朝廷为平定骚乱而不得不出兵征讨，遂使北疆战事频仍。与前朝相比，唐朝营造了更为开放的社会氛围，同时弥漫着浓烈的尚武风潮与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大批富有才华者投笔从戎，在频繁的边疆战争中涌现出许多文武兼备的文人儒将，既有军事将领的威猛，更蕴含文人的儒雅，比其他类型的将领更能凸显唐朝礼仪之邦的特点，更能体现以儒将文化立国的唐朝对边疆民族的经略思想——怀柔远人，“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295]。这些文人儒将在边疆战争中建功立业，在治边实践中卓有建树，裴行俭乃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高宗永徽六年（655），裴行俭因对高宗废皇后而改立武昭仪之事不满，并与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褚遂良私下议论此事，结果被人告发，为此被逐出京城，外放边疆，开启了经略北疆之旅。他从出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到接下来担任安西大都护，经略北疆十余年。在经营治理西域期间，裴行俭充分体现了儒将治边的特点。他尊崇仁义礼治，在治边过程中讲究德治，同西域各部各族的酋长、首领保持密切的联系，与之友好交往，尤其注意处理好边疆民族关系，始终与西域各族人民和谐相处。这对封建王朝的边疆大臣来说殊为少见。他在担任安西大都护之时，“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296]。裴行俭在治边时以“安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责任担当，虽遭贬谪出镇边州，但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处处从江山社稷的大局着想，故能潜心经营，赢得民心。西域多数国家“慕义归降”的史实，正是其经略北疆取得成功的真实反映。
（四）“治戎”有方，善于知人抚士
裴行俭善于治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之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知人善任。他素有识人之誉，早在担任吏部侍郎之时，就已经“甚有能名”[297]，执掌典选官吏十余年，为朝廷选拔推举了大量人才。裴行俭善于观察人的才能之大小、长处与短处，“兼有人伦之鉴，自掌选及为大总管，凡遇贤俊，无不甄采”[298]。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在边疆领兵，他坚持选贤任能，发现了人才就悉心培养，大胆使用，先后任用的将领有程务挺、张虔勗、崔智辩、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等，后来都成为唐朝名将，有几十人被任命为刺史、将军。裴行俭能够援引如此众多的优秀将领，足可印证其超常的识人能力。其二是善于抚士，以诚相待。裴行俭对待部下秉持宽严相济的原则，但相对而言更注重以宽待人，强调“抚士贵诚”[299]。他曾经让医生制药，里面有犀角、麝香，送药的人不小心将药丢失了，因为害怕被惩罚而潜逃了。皇帝赐给裴行俭一匹马和一副新马鞍，令史骑着这匹马快速奔驰，不小心摔倒了，马鞍摔破了，令史怕怪罪而逃窜了。裴行俭让随从把这两个人找回来，没有责怪他们，还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们。有一次，众多将士在裴行俭家观看曾经缴获的稀世珍宝，军吏王休烈不慎跌倒，摔破了一个精美绝伦的玛瑙盘。王休烈惶恐不安，叩头流血。裴行俭对他打破玛瑙盘并不在意，笑道“尔非故也，何至于是”[300]。他和部下始终保持融洽的关系，颇受将士拥戴和信服，也从侧面反映了裴行俭的治军之才。
（五）将德与将才兼备的儒将楷模
中国古代兵家广泛地探讨了优秀将帅所应具备的条件，提出了相应标准，但大体不出将德与将才两个方面。当然，将德、将才并非区分得很清楚，只是一种大致的说法而已。孙武提出“五德”，即“将者，智、信、仁、勇、严也”[301]；《黄石公三略》提出将帅应具备的十二项能力，即“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302]；杜牧提出将帅要具备“仁义忠信，智勇严明”[303]，前四者是将德，后四者为将才；戚继光认为将帅必须做到品、学、才、识四者兼备，强调品德为立身之本。由此可见，历代兵家均关注为将之道，重视培养将德和将才，其中将德集中表现为忠、义、仁、勇、信、宽、谨、廉等，将才主要反映在智、明、严、识、理、备、果、戒、约等方面。这充分说明一名优秀的将帅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必须是“总文武”“兼刚柔”[304]、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全才。上述条件尽管很严苛，但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符合这些要求，称得上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杰出将帅，裴行俭就是初唐涌现出来的将德与将才兼备的儒将楷模。
裴行俭一生忠心耿耿，为大唐帝国的安危殚精竭虑，体现了一代良将的高尚品德。他在长期军事、政治生涯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战功显赫，政绩突出，始终能够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思考问题，无论是私议废后立昭仪之事，还是典选官吏，均着眼江山社稷的大局考虑，秉公处事；在执拿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回朝以后，他极力反对将二人斩杀，担心杀降以后就没有人再来投降，同样也是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深邃思考。为了安定北疆，裴行俭在花甲之年毅然请命出征，率领大军千里跋涉，历尽艰辛，最终平定叛乱，充分体现了其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有着开阔的胸襟、功成不居的品德，从不居功自傲。当他平定东突厥叛乱返朝后，侍中裴炎妒忌其战功，向皇帝进言，称阿史那伏念是因为被程务挺、张虔勗等人追逼而无奈投降的。高宗信以为真，裴行俭的战功也因此没有被记录和奖赏。但是，裴行俭不以为意，“浑、濬前事，古今耻之”[305]，指出从前晋朝灭吴之后，王浑、王濬两位大将在皇帝面前争功，一直以来被世人认为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表明自己绝不争功的心迹。
裴行俭拥有多方面的军事才能，除了擅长用兵之外，“尤晓阴阳、算术”[306]。在平定阿史德温傅叛乱的过程中，他率军来到单于府北面。这时天色已晚，军队扎下营盘，刚刚挖好壕沟。裴行俭认真观测了天气，立即下令将军营转移到地势高的山冈。将士们认为已经安置好营盘，不愿再移营，但是裴行俭坚持己见，再次下令催促部下迅速移营。当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原先扎营的地方已经积了一丈多深的雨水，将士们看后无不叹服。准确预测天气变化就是裴行俭精通阴阳之术的一个具体反映。此外，他还撰写了兵书《选谱》，包含“安置军营、行阵部统、克料胜负、甄别器能”[307]等内容，可惜该书已经亡佚。他自幼熟读儒家典籍，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观其一生，早年从政，中年治边，晚年领兵平乱，被誉为“儒将之雄”[308]实不为过。总体而言，裴行俭兼有将德与将才，称得上是一位“文武兼资”[309]的唐代名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