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概述

所谓地缘战略，是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地理环境对战略的影响，从而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方略。地缘战略思想则是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唐太宗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唐王朝利益的战略思想。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现代的独具特色的思想内容。唐太宗在位期间，国土广大，边界线绵延曲折，地缘形势复杂，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历观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所发生的诸多地缘关系，既有与唐军事利益攸关的，也有与唐政治、外交利益攸关的，还有与唐经济利益攸关的，更多的则是几种利益兼而有之，错综复杂。唐太宗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与北方突厥，西面吐蕃，西北高昌及西域诸国，东北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之间的关系。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正是在处理与周边地缘关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业绩斐然。唐太宗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迈之气魄，重新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疆土，为后来中国版图的确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这一辉煌业绩的获得，是与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密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来，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也不乏可取之处。

（一）着眼于争夺关中、巩固中国的固本思想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建国的历史，大凡起兵争取天下者，都必须熟谙天下山川形势，确定战略方向。一旦丧失地利，则可能招致无可挽回的损失。唐太宗能够夺取天下，先得地利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唐太宗在起事之前即对天下大势明了于胸，对关中（通常指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武关以北、萧关以南之地）的地缘战略地位始终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看到了它在军事上的特殊而重要的地缘价值。起事之后，他积极进取关中，使它成为统一天下的巩固的根据地；登基后又致力于关中建设，使其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唐太宗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始终注意抓住“根”“本”，在太原起事、入据关中的过程中，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太宗即位后，在治安中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深根固本的思想。

关中本位思想是唐太宗一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思想，也是其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缘背景，既受到传统地缘战略的影响，也与当时的地缘形势密切相关。关中地区四周山水拱卫，地形固若金汤，南有挺拔巍峨的秦岭，西有峰峦起伏的陇山，北为梁山，东有黄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渭河及其支流流经八百里秦川，平原上土地肥沃，河渠纵横，物产丰富，自古有陆海之称，为我国古代开发较早的文明地区。丰富的物产和内部完固的山河大势，使关中成为经济和军事上的必争之地。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134]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分封诸王，韩生向他献策：“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135]萧何亦劝谏刘邦：“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136]刘邦平定天下后，定都洛阳。齐人娄敬过洛阳进见刘邦，建议迁都长安：“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37]三国荀彧也有一段评论：“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138]正因如此，顾祖禹得出结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139]就关中的对外交通而言，它恰好处于中枢地带。长安犹如轴心，呈扇状向四周辐射出去。关中的东面为华北平原；南经栈道与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相通；西拥陇东，与河西走廊相接，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东南沿汉水盆地入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关中地区的政权可利用南面的巴蜀之饶、北面西面的胡马之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与东面华北平原的政权对抗。

唐太宗首先看中关中的险要的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条件，四周有崇山峻岭、高原险关作为屏障，易守难攻，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开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胁和关东军事力量的进攻；其次关中地区受战争破坏较小，人力、物力资源较丰富；最后从人事关系上讲，李渊出自关陇贵族，关中亲属故旧较多，容易得到支持。这些因素为唐太宗形成关中本位思想提供了客观依据。

唐太宗关中本位思想在军事力量设置上有较明显的体现。从当时折冲府的地区分布特点，可清楚地看出其所采取的重首轻足的方略，即重关中而轻四方，当然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而言。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即因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贞观十年（636），确立军府的专名为折冲府。折冲府在全国的分布极不平衡，这种地区分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应付当时军事斗争的地缘战略构想。从当时军府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折冲府的设置首在保障关中。折冲府很大部分分布于京城附近，其中关内道有折冲府288个，约占折冲府总数的43.8%，关中成为府兵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就是所谓“重首轻足”“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140]。当然，这里还要考虑到人口因素。因为折冲府是府兵制，依人口密度而设置。关中在隋末战祸小，从而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关中为中心的府兵配置，是因地制宜的固本地缘战略。从折冲府的分布数量来看，是自关中向外辐射，自近而远，由多到少，由密而疏。另外，折冲府的设置还具有北多南少、关内河东多于河西（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的特点。这是唐太宗基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突厥入侵而采取的对策。河东道的太原一向为突厥骑兵入侵的要冲，河北道（治今河北大名东北，辖今京津冀地区，以及辽宁、河南、山东部分地区）的幽州则是抵御契丹、奚等少数民族的边防重镇。这一时期的南方战事很少，至于西北及西南的边境冲突，则是在贞观后期才占据主要地位。适时向西北陇右道增置折冲府，反映了唐太宗顺应情况变化的灵活态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引数字及折冲府比例，均为贞观十年时的统计数，之后折冲府数有所增减损益，但基本格局并未大变。就折冲府的地区分布而言，小而言之，关内道为“重”，余道为“轻”；或者说“中国”为“重”，四方为“轻”。大而言之，北方为“重”，南方为“轻”。当然，根据地方情势而部署的军事力量不单是府兵，尚有军、守捉、城、镇等地方性质的军队；从府兵本身来说，在于居重驭轻、重首轻足，控制整个军事局面。这也是唐太宗关中本位思想之实质所在。

由上观之，太宗“深根固本，治安中国”之思想，既有传统政策沿袭之因素，又有出于当时初唐政治、经济背景考虑之因素，特别是对地缘因素的考虑，为巩固政权、密切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进而增强国力而不得不为之。

（二）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地缘藩屏思想

唐太宗地缘藩屏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怀辑”政策绥纳归附民族，并将其内徙安置在唐朝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行为，从而达到令其“世作藩屏”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世作藩屏”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夷狄内属，并为唐州县充作藩屏，如突厥等；二是唐对周边民族政权抚顺伐叛，扶植亲唐势力，作为唐周边缓冲地带，如吐谷浑等。唐太宗对周边民族政权的处置，基本上还是成功的，至少在当时已经收到了一定成效。

其一是置内属少数民族政权于周边，以作藩屏。贞观四年（630），李靖率唐军击灭东突厥，生擒颉利，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仍然有十万人。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太宗曾召集朝臣廷议。当时群臣展开激烈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大多数朝臣主张将突厥降众迁至黄河以南兖（今山东兖州）、豫（今河南汝南）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141]。二、颜师古、窦静等主张降户须居住河北，“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142]。三、温彦博否定了前述意见，建议“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143]。四、魏徵强调突厥世为寇盗，反复无常，“弱则请服，强则叛乱”^[144]，不能将其留在中原，应该驱出塞外。最后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对突厥降户采取怀辑政策，即将这些离开其聚落故地、款塞内附的降部徙于临界内地的河南、朔方（治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之境，实际上成了唐北方的屏障。贞观四年七月，唐太宗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李大亮向太宗上言：“伊吾之地，率皆沙碛，其人或自立君长，求称臣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145]这一建议为唐太宗所采纳，令李大亮于碛口贮粮，以招慰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治今新疆哈密市伊州区）者，于是伊吾城主举其属七城降唐，以其地置西伊州（632年改伊州），成为唐王朝西北的重要屏障。此后，将周边游牧民族降众徙于内地或边州安置成为唐朝绥纳归附民族的一项重要政策^[146]。后又有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等各率其部落来降。唐太宗均用内徙方式安置他们，以此巩固唐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

其二是在唐周边地区扶植亲唐政权，以作藩屏。吐谷浑位于唐西南、青藏高原东北一带。史载：“吐谷浑，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属晋乱，始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地数千里。”^[147]随着吐谷浑渐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对唐边境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由于吐谷浑主要聚居于青海沿岸附近地区，与唐边界接壤，故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及临洮、榆中、皋兰、永登等县地）、岷州（今甘肃岷县一带）、鄯州（今青海西宁市、湟中、海东市乐都区等地）等地常被其侵扰。顾祖禹曰：“镇河湟环带，山峡纡回（《志》云：西宁万山环抱，三峡重围，红崖峙左，青海潴右），扼束羌番，屹为襟要。汉武使霍去病破匈奴，因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宣帝时，赵充国留屯金城，尽平诸羌，关陇宁谧。后汉建武十一年，马援等击破先零诸种羌。时议者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欲弃之。援因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坚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从之。其后马贤、庞参，往往树绩于此。”^[148]隋炀帝为经略西域，乃亲征吐谷浑，西域之道赖之以宁。唐初为屏藩陇右，建雄镇于鄯州，也是地理形势在起作用。由于青海诸山脉的结构，导致吐谷浑与陇右间的通道主要有河北、河南二道。北道自兰州经今海东市乐都区、西宁而向西；南道自河州经今循化、贵德而向西。唐数次对吐谷浑用兵，其主力军亦循此二道以指向吐谷浑国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西北）。唐为保障陇右之地及河西通西域之道的安全，对吐谷浑或者以和亲实行羁縻，或者质其子以求控制，和亲、质子无效则出兵征讨。贞观八年（634），唐太宗诏唐军征讨吐谷浑，大获全胜，随后拥立亲唐朝的慕容顺为可汗。同时，唐太宗担心他“不能静其国”^[149]，乃遣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之声援。唐太宗之所以要在征服吐谷浑之后扶植一个亲唐派执政的政权，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解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二是仍让归附的吐谷浑居其故地，作为唐西南边境的屏障。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借此以解决整个西南的边境安全问题。当然，随着吐蕃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吐谷浑不足以抵挡来自吐蕃的进攻，这样一来，吐谷浑也就不能胜任唐西南藩屏之使命了。

（三）纵横捭阖的地缘制衡思想

唐自立国以来就处在四夷的包围之中：北有东突厥，西北有高昌（都高昌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东）、西突厥，西有吐谷浑、吐蕃，西南有南诏，东北有契丹、奚、高句丽等。如何巩固新生的大唐政权，如何对广土众民实施有效的统治，始终困扰着唐太宗。在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及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唐太宗找到了一条“驭夷之道”，即灵活选择战略盟友，对远近政权实行地缘上的互相牵制，以收平衡地区势力、稳定地区安全之效。

唐太宗实行地缘制衡的思想及其基本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远交近攻，拉拢与孤立并用，以唐与东突厥、薛延陀的地缘制衡关系最为典型。贞观初年，唐北方的主要威胁来自突厥，此外还有铁勒。史载：“铁勒，本匈奴别种。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分散，众渐寡弱。”^[150]铁勒诸部一度称臣于突厥。到贞观二年（628），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正“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151]。是时，唐太宗看到了北方这两支力量的此消彼长，决计采取远交近攻策略，拉拢薛延陀以孤立突厥，借薛延陀之力在北面牵制东突厥，为唐军攻打东突厥起战略钳制作用。^[152]史载：“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153]次年又遣使入贡，颉利可汗因此而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154]。由此可见，唐太宗这一远交近攻策略对突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次是扶弱抑强，保持地区均势。为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保持和平友好之现状，唐在必要之时讨伐欲图割据称雄、野心膨胀的地区强权势力。这一思想与其他思想均有所不同。它强调借力打力，“以夷制夷”，唐廷并不公开出面扮演角色，仅在幕后操纵而已，如方法得当，措置适宜，则能费力小而收效大，显示其特有的优势。扶弱抑强思想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联众弱而制一强，以唐联合铁勒余部扼制薛延陀的地缘制衡关系最为典型。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后，北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置于颉利可汗统治下的薛延陀取代了过去突厥的地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薛延陀的坐大根源于唐太宗的扶植政策，即大力扶持薛延陀以扼制东突厥。孰料去了一突厥，又来一薛延陀，令太宗大为伤神。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乘唐平突厥、朔塞空虚之际，“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揵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155]。为此，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638）“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156]。薛延陀的败亡与其说归因于唐朝，不如说归因于铁勒的内讧。史载：“薛延陀多弥可汗，性褊急，猜忌无恩，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多弥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157]这说明铁勒内部薛延陀与其他部存有尖锐矛盾，尤其是势力正处于发展中的回纥，俨然充当了反对薛延陀的领导者。唐太宗巧妙地利用了薛延陀的内乱及铁勒内部的混乱，乘势取之，同时也是出于地缘安全考虑，“恐其为碛北之患”^[158]，因此采取与九姓铁勒联合的战略，“乃更遣李世与九姓敕勒共图之”^[159]，达到了联众弱而图一强的目的。联系之前及之后的军事行动，可知太宗迅速击破薛延陀，乃是希图彻底解决北方战事，为后复讨伐高句丽保证侧翼安全，免除后顾之忧，从而使唐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二是扶一弱而抑多强，以唐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地缘制衡关系最为典型。唐太宗奉行“扶弱抑强”的地缘政策，这既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又有地缘背景上的考虑。从地缘位置来看，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不接壤；从距离上讲，新罗是三国中离唐最遥远的，其北面是高句丽，西面是百济。唐之所以扶植新罗，正因为新罗居于高句丽、百济的侧背。新罗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高句丽、百济的一种牵制。即使新罗暂无力量发动进攻，终究是高句丽、百济的后顾之忧。正因有了新罗这一盟友，才使得高句丽、百济有所顾忌，不敢倾其全力、明目张胆地出兵攻唐。百济视新罗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有了百济对新罗的战争。在唐太宗前期，主要是百济进攻新罗，新罗频频遣使向唐告急；太宗后期，百济、高句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又处于危险境地。愈到太宗晚期，朝鲜半岛的形势愈是险恶，也愈不利于唐对三国实行地缘制衡。因为百济不仅袭占新罗城池，导致唐之藩臣——新罗岌岌可危，而且干脆断绝了对唐的朝贡。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若再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唐太宗苦心经营的宗藩体系在这里有可能遭到瓦解。在此情势之下，唐太宗决定出兵，首先打击毗邻唐朝且势力强大的高句丽，其着眼点正在于抑强扶弱，以保持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均衡，便于唐控制该地区局势。

最后是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以唐与吐谷浑、吐蕃的地缘制衡关系最为典型。唐太宗平定吐谷浑后，在其国扶持亲唐派建立政权，牢牢控制了吐谷浑。借此唐可保障丝绸之路通畅，打开唐朝与西方联系的通道。当此时，吐蕃日渐强大，“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160]。但后来吐蕃与吐谷浑关系交恶。在此种情形下，唐太宗全力支持吐谷浑，不仅因吐谷浑已完全置于唐控制之中，而且在地缘位置上吐谷浑处于唐与吐蕃之间，吐谷浑之得失对于唐至关重要，否则唐太宗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之打算将落空。正由于此，唐太宗对吐蕃之侵扰实行坚决反击方针，“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161]。最后，唐军大败吐蕃，“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162]。唐、吐谷浑、吐蕃的关系趋于正常化，这正是太宗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之地缘制衡策略获得成功的生动而有力的证明。

综上所述，可知唐太宗的地缘制衡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持唐周边地区的势力均衡，不容许出现任何一个足以威胁唐政权的势力集团。其途径是：对各少数民族实行分化，扶持弱小方，牵制强大方；一旦某一势力日益坐大，打破地区势力均衡之时，即予以抑制。

（四）隔断南北、积极进取的地缘隔绝思想(www.xing528.com)

西域地处中西要道，北接强大的游牧部落，南邻青藏高原，地缘位置非常重要。早在西汉时期，为抗击匈奴，汉王朝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大力经营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西汉末年，汉王朝无暇西顾，匈奴卷土重来，至东汉初年，匈奴完全控制了西域。他们屡寇边境，攻掠河西，使得河西诸郡城门为之昼闭。西域俨然成为匈奴南侵汉朝的后方基地。若想保住河西，则非得控制西域不可。西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缘战略地区。

唐太宗在位期间，西域面临着来自南面吐蕃、北面西突厥的威胁。唐太宗非常重视经略西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着眼于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改变唐在西域被动的地缘态势，为最终牢固控制西域创造条件。自东突厥灭于唐之后，相继归附或入贡于唐者，有伊吾（治今新疆哈密市伊州区）、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葱岭（包括帕米尔高原、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诸国、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朱俱波（今新疆叶城）、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等。值得指出的是，唐以伊吾地为西伊州，后来成为唐太宗进图西域的前进基地。贞观初年以来直至十三年唐出兵攻打高昌的这段时间内，西域数国与唐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唐太宗采取和平地缘方式与西域诸国交好，使他们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保持均衡现状。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唐与高昌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利益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予以解决。唐与高昌之间的冲突还牵涉另一支不可忽视的西域力量——西突厥。要想继续贯彻唐太宗的地缘制衡战略，就非得先平定高昌、征服西突厥不可，否则西域诸小国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也势必影响唐对西域的控制。不平定高昌，则无法打开西域之门；不征服西域，则无法隔绝西突厥与吐蕃的联系，当然更无法将唐势力推进到中亚地区。

首先探讨唐太宗平定高昌的地缘考虑。高昌地处河西走廊与西域交接处，控西域出入中原之要道，“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163]。西域由于天山与塔里木盆地及沙漠的分隔，形成三条主要交通道路：中道出玉门关或由碛口，经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至葱岭。此中道又有二支道，一由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西北逾拔达岭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西南）。一由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北逾天山至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与北道合。北道自伊州（治今新疆哈密市伊州区），经浮图城、弓月城（今新疆霍城县西北）至碎叶城。南道自阳关经楼兰（罗布泊湖西即所谓碛道，隋末唐初已闭塞）、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于阗，至疏勒与中道合。^[164]高昌正好地处三道的交会点。如果从军事地缘上看，高昌是西域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是联系西域与中原的纽带。高昌失则河西危，河西失则关中危！此种利害关系对于熟悉边情且当初曾领兵平定陇右、统一西北的唐太宗来说，当是再明白不过的。

唐征讨高昌的直接起因是高昌为贪图私利而控扼道路，进而影响西域各国向大唐朝贡。根据史书记载，可将唐出兵理由归为五点，也即高昌在以下五个方面触犯了唐王朝的利益：遏绝西域朝贡；与西突厥联合攻打伊吾等小国；蔽匿奔高昌之中国人；朝贡脱略；无藩臣礼。^[165]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唐对西域的统治，也损害了唐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声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维持西域势力之均势，保证唐对西域的有效控制，攻打高昌，势所难免。唐太宗出兵攻打高昌，也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随着唐朝国势强盛，国威远扬，唐王朝的商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向周边延伸。唐太宗经营西域，不仅是为了远扬国威、慑服西夷，同时也意图巩固并拓展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以此促进中西贸易往来。唐讨伐高昌，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屡屡跟唐对立的西突厥与高昌结成盟国，不仅共同遏绝往来西域的商贾行旅，而且攻打内属唐朝的西域小国。史载：“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166]西突厥是远比高昌更可怕的潜在对手，其与高昌结盟，更增加了西域地区的不稳定性。为最后打击西突厥计，首先须断其右臂、除其盟友高昌，而后向前推进，俟时机成熟，剪灭西突厥。

唐太宗平定高昌，是在相继击灭东突厥及吐谷浑之后进行的，即来自北方与河西走廊的威胁皆已解除，乃开始展开对西域的经营和对高昌的征讨。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遣侯君集率部正式征讨，次年八月即平定高昌。本来与高昌结盟的西突厥听说唐军到来，迅速向西撤退。高昌平定以后，唐太宗欲以其地置为州县，魏徵和褚遂良等人极力反对。褚遂良认为：“此河西者方以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167]显然，褚遂良希望以高昌为唐守边，长为藩翰。但是唐太宗没有采纳魏、褚建议，仍以其地置西昌州，将高昌划归唐王朝版图，“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168]。尽管后来唐太宗表示后悔不用魏、褚之策，但并没有因此废罢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胡如雷先生认为，唐太宗之所以在高昌置州县，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有效地确保中西交通孔道的畅通和安全，以利于唐朝进一步经营西域；一则也为了防止西突厥的卷土重来。^[169]又林立平先生指出，陇右道东起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渭州（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中经凉（治今甘肃武威）、甘（治今甘肃张掖）、肃（治今甘肃酒泉）、瓜（治今甘肃瓜州东南）等州，西抵西州、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沿河西走廊呈窄长状自然排去，宛如利剑直插西域，而剑锋正当西州。陇右道州郡的排列特点，充分显示了斩断南北蕃戎交连之势的战略思想。^[170]

现在探讨唐太宗统一西域并设安西四镇的地缘考虑。唐太宗经营西域的关键在于设置安西四镇。四镇的置废与西域关系极大，而统一西域则是前提。只有在西域建立巩固的政权，才能有效地应对西突厥与吐蕃的威胁，才能确保河西的安全，从而维护唐王朝的稳定与统一。

唐太宗统一并经营西域可分为三部分：首先平定焉耆，其次统一龟兹，最后设置四镇。其实质则是与强大的吐蕃和西突厥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唐太宗一旦得手，则不仅能够阻绝“南羌北交”之势，而且可将唐朝势力向西推进到中亚地区，进一步扩大唐帝国的影响，伸展其势力范围。唐与西突厥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贞观十六年（642）九月，唐太宗欲经营西域，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镇抚高昌，并图龟兹，以经营西域诸国。史载：“焉耆国，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即汉时故地。”^[171]贞观初年，焉耆一度与唐友好，后被西突厥拉拢，结成姻亲，“由是相为唇齿，朝贡遂阙”^[172]。“相为唇齿”说明西突厥与焉耆结成密切的地缘关系，有着共同的利害认识，遂成唇齿相依之势。贞观十八年（644）九月，郭孝恪率部夜袭焉耆王庭，生俘其王。平定焉耆是唐太宗统一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贞观二十年（646），“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173]。唐太宗借西突厥可汗求婚一事，不失时机地使其割让西域五国与唐，实质上可视之为唐与西突厥对西域地缘主导权争夺的胜利。从一个侧面看出唐太宗对西域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有着较清醒的认识。自唐平定焉耆之后，西突厥加紧控制龟兹。唐太宗为进一步打击西突厥并统一西域，遣阿史那社尔等将率部进讨龟兹，生擒龟兹王。唐太宗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虽未直接与西突厥交锋，然而次第平定高昌、焉耆、龟兹，犹如断其双臂^[174]，从而遏制了西突厥南进势头，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据史载，阿史那社尔“执诃黎布失毕、那利、羯猎颠献太庙，帝受俘紫微殿。……拜布失毕左武卫中郎将。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175]。至此，唐太宗在西域正式设置四镇，职责在于“抚宁西域”^[176]，而要达此目的，须北防西突厥之南侵，南防吐蕃之北犯，更重要的是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结，以免四镇受到南北夹击。安西四镇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唐太宗主动经营西域的战略意图。还有一点须在此指出，即唐太宗较好地选择了进取西域的时机。贞观后期，吐蕃虽逐渐强大，但还无力进攻以龟兹为中心的天山以南地区；在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因内部不统一，力量互相削弱，不能向南发展。这一时机对唐是有利的。因此从贞观十四年（640）到二十二年（648）的八年间，唐太宗把唐帝国的军事政治力量牢固地安置在西州地区，并发展到天山以南的龟兹地区，设置四镇，初步控制了西域。^[177]唐太宗经营西域能取得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须归因于此。

贞观后期，唐太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西北，全力经营西域。从灭高昌，设西州、庭州及安西都护府，到伐焉耆、征龟兹及南迁安西都护府，基本上都是他自定的，甚至是力排众议的决定。由此不仅说明唐太宗对西域的特殊关注，更表明其对经营西域深思熟虑，当有通盘考虑。分析唐太宗设四镇以经营西域的地缘决策，必须将其与在此之前的积极经营河西、灭高昌、设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南迁龟兹等一系列军事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而绝非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孤立的事件，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说关中是唐的首脑的话，那么河西地区是狭长的臂膀，安西四镇则是伸出去的手掌。尽管安西四镇远离唐统治中心，但通过河西依然忠实地贯彻着唐统治者的意图，置于唐太宗的绝对统治之下。唐朝廷在这里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

安西四镇的设置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和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和贞观九年（635）分别解除了北方东突厥和西面吐谷浑的威胁以后，开始将目光投向西北。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178]。安西都护府的设置是唐太宗经营西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尽管当时唐太宗还未控制西域，但在河西走廊与天山及西域地区的交界处——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并有为以后全面统辖西域预作行政组织准备之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贞观二十三年（649），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至龟兹，始设四镇。当时的西域形势是：南方的吐蕃已经崛起为一支力量强大、屡犯唐边境的民族政权，北方的西突厥虽遭挫折，但其力量仍不可小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安西四镇成为唐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四镇恰处于西域的中枢地带，又是唐、吐蕃、西突厥三方力量的交汇处。控制了四镇，则控制了西域；控制了西域，则隔绝了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阻止了南北夹击唐朝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唐太宗自然不得不严控四镇，倾其全力来经营西域。王永兴先生曾经指出：“唐代经营西域的方针策略，多为太宗所制定：以凉州为经营西域的总部，以西州为前沿根据地，以在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为前方指挥机构。从凉州进至西州，从西州沿银山道经焉耆进至龟兹，形成自经营西域的总部到前方指挥机构的大动脉。”^[179]这一席话可谓切中要害。虽然不能说这时唐太宗对西域的经营很完善，但至少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为奠定了西北军事的基本格局，也影响了其后统治者的地缘战略决策。

当然，在肯定安西四镇的地缘隔绝作用的同时，绝不能仅局限于西域地区，而应将之与河西地区联系起来考察。河西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西域。要想准确理解唐太宗的地缘隔绝思想，不但应当研究安西四镇，更不可忽视河西。史载：“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180]“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181]。尽管这是就玄宗时期的节度而言，但其所涉及安西、河西节度之职能也适用于太宗朝安西都护、凉州都督。就此而言，西域、河西、内地结成密不可分、利益攸关的地缘关系：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

唐太宗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地缘战略思想，并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是善于根据周边地缘态势，灵活制定策略，调整战略方向和重点。从唐太宗的主要军事活动来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贞观元年（627）至四年（630），平定东突厥，着力巩固北方；第二时期自贞观五年（631）至九年（635），主要是征服吐谷浑，安定西部边境；第三时期自贞观十年（636）至十四年（640），坚决反击吐蕃，平定高昌，尤其重视高昌的地缘战略地位；第四时期自贞观十五年（641）至二十三年（649），以西域地区为重点，兼顾北方和东北，平焉耆、征高句丽、灭薛延陀，又平龟兹，这是战事频仍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地缘战略重点，且每个地缘战略重点都有一定的方位指向性，大体上符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并收到一定成效。太宗曾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182]此话很能反映他的这一特点。

第一时期的地缘战略的重点是东突厥，其方向来自北方。从地理位置及距离、威胁而言，东突厥的侵扰对唐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直接关系着新生的唐政权的存亡兴替。正因如此，唐高祖、太宗都对东突厥深予关注。东突厥居处黄河以北、阴山一带，毗邻唐疆界，可直下山西高原，并能够迅速抢占河东，轻易占据形胜之地，从而对关中构成致命威胁。正因东突厥占有此种地利，加之颉利可汗的贪婪好物、掳掠成性，突厥在唐太宗登基后不到两个月即南侵，直到被李靖击破，始终没有停止对唐的骚扰活动，其中地缘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东突厥败后，西面的吐谷浑渐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政治联系与经济交往。贞观六年（632），“吐谷浑寇兰州，州兵击走之”^[183]。又据史载：“太宗时，伏允遣使者入朝，未还，即寇鄯州。”“有诏止婚，遣中郎将康处真临谕。又掠岷州。”^[184]在第二时期，吐谷浑成为唐的地缘战略重点。第三时期，吐蕃与高昌相继成为触犯唐利益的周边政权。唐太宗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恩威兼施，文武并用，或胜而后和，或先礼后兵。这一时期由于高昌阻绝西域诸国与唐的联系，开始成为破坏唐帝国体系的一个地缘障碍。唐太宗果断出兵平定高昌，稳定了西北地缘格局。第四时期，唐太宗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意欲在有生之年将之纳入唐宗藩体系之中。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征高句丽前曾对侍臣说：“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185]这可视为太宗晚年用兵频仍的重要动机，同时也可看出在这一时期，太宗的地缘战略呈现多方向、多重点的特色。一方面努力经营西域，先后平焉耆、龟兹，又先后两次击败薛延陀，将其彻底扫灭；另一方面东征辽东伐高句丽，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仍然准备讨伐高句丽。这一时期的地缘战略既有成功之处，也有许多教训。多个方面出击，兼顾几个战略重点，其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

二是立足民族政策制定地缘战略，将民族政策与地缘战略融为一体。从唐太宗对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处置来看，可以管窥其地缘战略思想之一斑。纵观其对外民族政策，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形：首先是对内属归附之少数民族政权的措置；其次是对周边多侵扰之少数民族政权的措置；再次是对地处战略枢纽之少数民族政权的措置；最后是对势力日益坐大之少数民族政权的措置。若究其实质，以上四种情形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充分地利用少数民族政权，使其“为我所用”。第一种情形很能反映唐太宗在不同情况下善于采取灵活的地缘战略对策的智慧。这主要表现在对归降后的东突厥的处置上，最后将其徙于河南、朔方一带，成为唐王朝的北方藩屏。前面已有论析，此不赘述。第二种情形是对那些经常侵略唐边境、掳掠财物、威胁唐统治秩序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而言的。概观唐对外用兵，不外乎是由于少数民族政权违犯了以下几种情况：或浸失臣礼，或侵渔邻国，或降而复叛，或弑君专政。一旦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违犯其中一项或几项情况，唐就将履行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权力与责任了。唐太宗在征讨高句丽之前曾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186]应该说处理这几种情况的出发点兼有政治、军事或许还有经济的考虑，但往往是政治上的色彩比较浓厚。第三种情形以对高昌的军事斗争较为典型，反映了唐太宗对高昌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将之纳入唐帝国整体战略之中，为后来唐势力西进并成功经营西域，预先做了铺垫。第四种情形以薛延陀为代表。贞观十二年（638），太宗“以其强盛，恐后难制，癸亥，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187]。这为后来薛延陀的内争埋下了伏笔。唐太宗借分化瓦解少数民族内部势力之手段，达成其削弱和控制该少数民族政权之目的。

三是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既持重又果敢的全方位地缘战略思想。对于关乎国家利益的众多的战略性矛盾，唐太宗能够有条不紊地按问题的轻重缓急逐个解决。立国之初，最先对唐构成威胁的是东突厥。隋末丧乱，突厥乘势崛起，开始成为中国主要边患。唐初经济凋敝，国力不济，强盛的突厥迫使唐太宗仅以固守幽州、太原、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延州（治今陕西延安东北）、泾州（治今甘肃泾川）、灵州、凉州为北方之边防线，更无力反击突厥。尽管唐还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存有冲突，但轻重缓急之下，显然颉利可汗乃是此时唐太宗首先要对付的敌手。解决东突厥后，唐朝换来几年的和平，国力也蒸蒸日上。吐谷浑、高昌次第成为影响唐太宗实施地缘战略的制约因素。唐太宗果敢出兵，迅速平定吐谷浑、高昌，并力排众议，在高昌设州置府，为后来将大唐势力推进到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前进基地。之后亲征辽东，尽管未能达成预期目标，但遏止了高句丽向西蚕食的势头，其影响也极其深远，为后来高宗取得东征高句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唐初经营西域之步骤，首先以凉州为基地，随后推进到伊州和庭州，由近及远，逐步推进。贞观初李大亮为凉州都督，贞观四年（630）命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安抚西突厥部落散在伊吾者，此即唐经营西域之始。同年，伊吾归附，唐以其地为西伊州，于是唐经营西域又进一步。贞观八年（634）唐征吐谷浑，乃一面求陇右之安全，一面廓清通西域道路上之障碍。至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置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以凉州都督郭孝恪为都护兼西州刺史，于是唐经营西域之基地又推展至西州。同时唐在天山之北已取得浮图城，以其地为庭州，庭州遂为天山北路经营之基地。贞观二十二年（648）灭龟兹，又将安西都护府移置此地，葱岭以东诸国莫不慑服。唐至此达成了其经营西域的战略目标，然后以安西、北庭为基地，长驱直入，远征西突厥。

四是善于用多种策略手段配合地缘战略的实施，以加速扩大其功效。唐太宗善用离间分化及争取盟国、孤立敌人之计，乘其弊而取之。如对突厥，当其势力强盛之时，“倾府库赂以求和”，不轻启战事；待其离乱之势已成，乃离间以孤立之，最后出兵一举将其击灭。具体言之，唐太宗的主要策略有：一、贞观元年（627）唐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议亲，以削弱突厥内部势力。二、贞观元年十二月，太宗以书谕梁师都，师都不从。于是遣兵就近图之。因为突厥与梁师都互相结盟，攻打梁师都等于断突厥右臂，所以这一举动可视作唐太宗为以后征讨突厥提前做的准备，同时也是向突厥传出了一个信号。三、贞观二年（628）利用颉利与突利的内部矛盾，拉拢突利可汗。四、同年利用薛延陀部酋长夷男叛颉利，册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以上均是在征讨颉利之前所实施的非军事辅助策略，对于最终达成战略目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唐太宗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征伐西突厥，获得极大成功。如利用乙毗射匮、阿史那贺鲁、真珠叶护等，使西突厥内部分裂，利用回纥、东突厥之兵与唐兵联合进攻。他还经常用外夷大将以攻夷，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等，建立了赫赫战功，取得良好的效果。

五是从地缘角度并结合实际需要出发的务实政策。唐太宗在处理各类内政外交问题时，具有冷静的现实主义思想，也注重从地缘角度予以分析，做出决策。贞观五年（631），地处中亚的康国求内附于唐。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188]按康国君姓温，本月氏氏，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乃西越葱岭，支庶分王，世称昭武九姓。其地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隋时臣于西突厥，贞观元年曾入贡于唐。此时唐太宗并非不想得到康国，但因为这时唐朝立国不久，国力尚未恢复，加上康国与唐相距遥远，以唐初之国力，控制西域尚且不行，又怎么能够“师行万里”“求服远之名”呢？唐太宗拒绝康国内附是一种务实态度，符合当时唐之国情。后来康国在唐高宗时期归附，可视为太宗地缘战略的继续。

综上所述，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影响。尽管如此，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仍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阶级性质决定了他必然要实行强力的对外政策，唐太宗的主观努力和客观历史条件造就了其较为开明的民族观，但他又未能摆脱历史的束缚，所有这些必然会影响并反映到他的地缘战略思想里面。他曾经说过对少数民族“不必猜忌异类”^[189]，但他又往往对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拜薛延陀部真珠可汗之子皆为小可汗，就是显例。凡事都有其两面性，地缘制衡一方面可以造成均势状态，维持暂时的和平，但同时也容易制造或扩大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或为个别怀有野心的少数民族政权首领所利用，酿成祸乱，尤其是多立可汗，不仅使少数民族政权内部不和，而且往往会发生互相倾轧、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唐太宗灵活应变的地缘制衡思想、冷静务实的地缘藩屏思想、积极进取的地缘隔绝思想，以及关于治内与服外并举，相互为用，因时制宜的地缘战略思想，等等，都可以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