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国防思想及演变》

贞观时期，唐中央王朝对广阔的国土实施有效的管辖，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管理达到了极高水平。这一时期的唐王朝不仅内部稳定，生产发展，国力上升，而且能够适时有效地反击入侵者，拱卫边境，保障边疆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从而使中原与边疆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联系，将唐朝先进的科技文化、生产工具带到边疆，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将西域置于唐政府的统治之下。如此巨大的成功，与初唐强大的国防实力及其在正确的国防思想指导下制定、推行的国防政策息息相关。

（一）唐太宗国防思想的时代背景

唐朝建国之初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之中，主要面临三个棘手问题：一是北方的突厥空前强大，屡屡骚扰边境；二是内乱不已，唐政府忙于统一战争，稳定国内，无暇他顾；三是国力不振，有待恢复。在这三个问题之中，如何解除北方边患是摆在初即帝位的唐太宗面前的最突出的问题。他一方面感到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是耻莫大焉，曾立誓要系颉利可汗于阙下；一方面又深知国力单薄，需要通过轻徭薄赋政策，休养生息，不便大举用兵。这就决定了在两难之间，须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当时有三件典型事件反映了初唐国防虚弱而取退让自保之策：一是唐高祖向突厥称臣纳贡，二是豳州对阵，三是渭桥之盟。这三件事对唐太宗产生了较大的刺激。正如太宗对侍臣所言：“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114]这促使他采取积极措施，经武备战。主要是通过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整顿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及政治上整顿吏治，开明廉洁等，获得中小地主及农民的支持。因此，唐太宗即位后的最初两年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一方面在内部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增强国力，做好最后与突厥决一雄雌的准备；一方面先灭梁师都以削弱突厥的力量，并拉拢突厥北面的薛延陀族，以孤立颉利可汗。

唐太宗是以巩固当时的政权、维护其统治作为国防思想的出发点的。他的国防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不断演变的过程，是伴随着对外战争而逐步产生、发展、成熟起来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及国防实践，不断得到修正、补充和完善。

唐太宗国防思想的形成及演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产生阶段，时间跨度从贞观元年（627）至四年（630）扫平东突厥，基本奉行积极防御与羁縻的国防政策。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部侵犯至渭水之北，太宗与其订立“渭桥之盟”，突厥才撤退回去。事后，太宗解释道：“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115]这里的“静”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也隐含了暂取守势以积蓄国力待机反击之意图。唐朝建国之初，唐太宗正确处理了战争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国防服从于国家建设，这表明太宗这时已经开始考虑国防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贞观三年（629），突厥内外交困，而唐朝内部政局稳定，经济有很大发展，剪灭颉利势力的条件已经成熟。从当年年底到第二年，唐廷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率部出击颉利可汗，最后生擒颉利而还。至此唐朝北方的严重边患基本上解除了。唐朝声威远播，各国、各族遣使至长安朝贡，四夷君长诣阙请求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凡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是初唐国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数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基本上解除了北方边患，而且标志着太宗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极大地提高了唐朝及唐太宗本人的声望，客观上加强了唐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二是发展阶段，时间跨度从贞观五年（631）至九年（635）征服吐谷浑，基本奉行积极防御与羁縻的国防政策。北方的东突厥败后，西面的吐谷浑渐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交通与经济交流。贞观八年（634）至九年（635），唐太宗派唐军大举征讨吐谷浑，很快就结束了战事。唐太宗平定吐谷浑，从近者来说，是解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保障唐对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远者来说，则是力图控制吐谷浑，将其作为防范日益强大的吐蕃的屏障。

三是成熟阶段，从贞观十年（636）至十六年（642）成功招抚铁勒诸部，基本奉行怀柔羁縻和威服兼施的国防政策。东突厥汗国灭亡后，薛延陀汗国在漠北崛起。随着势力日渐强大，薛延陀对唐朝国防构成新的威胁。唐太宗采取剿抚并用之策，先是向其示好，之后利用薛延陀的内乱以及铁勒内部的混乱，乘势出兵扫平薛延陀，取得了“北荒悉平”的战果。为安抚铁勒诸部，唐太宗亲往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后来铁勒诸部十一姓各遣使入贡，并且请求唐朝在他们各部“置官司”以统辖之。唐太宗赐宴回纥等族使者，颁赉拜官，并赐其酋长玺书。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下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等。他们又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这样，北方各族同唐朝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边境长期安宁。

四是进一步发展阶段，从贞观十七年（643）至二十三年（649）经营西域，基本奉行威服的国防政策。唐太宗经营西域早在贞观十三年（639）出兵高昌就已经启动了。高昌国是西域诸国向唐朝朝贡时的必经之路，其对当时所过西域贡使任意拘留、抢夺贡品。这样高昌成为一个与唐朝对立的力量，阻挡了西域往来唐朝的商贾贸易。唐太宗为改变这种情况，于贞观十三年（639）正式出兵征讨高昌，次年平定高昌。唐太宗决定以其地置西昌州，并将高昌所属各县并为安西都护府，置于交河城，留军镇守。唐太宗之所以将高昌置于唐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有效地确保中西交通孔道的畅通和安全，以利于唐朝进一步经营西域；二则为了防止西突厥卷土重来。事实证明，唐太宗这样做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也是他统一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唐太宗平定焉耆、龟兹，并在西域设置四镇，开始对西域实施卓有成效的管辖。

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之中，政治、经济诸因素极大地影响并制约了唐太宗国防思想。唐朝初年，政治上能不能从根本上缓和阶级矛盾，对唐政权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唐太宗采取了“抚民以静”的施政方略。唐太宗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君道”，即传统的儒家“仁义”思想。当时的政治背景如下：一是国家未安，国内政治不太稳定；二是唐太宗与大臣以亡隋为鉴，注意吸取历史教训，开始调整统治政策。前者直接制约了国防发展，使国防暂时降到次要地位，服从于国内建设；后者则通过朝廷所实行的各项政治改革措施，对国防产生间接影响。这两点都对唐太宗的国防思想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当时的经济背景如下：一是经济萧条，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二是百姓未富，人民生活困苦；三是国家财政处于严重的拮据状况。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变国家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首先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基于以上情况，唐太宗在政治上精简中央和地方机构，整顿吏治，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为减省国用，唐太宗并省州县；提倡俭朴，力戒奢靡；同时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这样做，既有利于农民安居乐业，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利于节省财政开支，增强国力。他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均田制，为恢复和推动唐初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实行轻徭薄赋，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对此曾经有过表述：“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116]唐太宗在边地推行屯田制，以节约国家开支；对农民的户等划分更加符合贫富实际状况；重视马政，为建立高质量的骑兵队伍奠定了基础。另外，唐太宗还非常注意增加户口。隋朝强盛时户九百万，贞观时期户不满三百万。太宗招徕、赎还隋唐之际没落沿边各少数民族和被掠夺去的汉人。贞观三年（629），汉人自塞外来归、突厥内附以及开边为州县所增的人口，总共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同时，大力奖励男女嫁娶，提倡鳏寡婚配，以达繁殖人口的目的。历贞观一朝，全国户数得到了很大的增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二）唐太宗国防思想的主要内容(www.xing528.com)

唐太宗国防思想主要反映在战争观、建军治军思想、边防思想等方面。他的战争观包括积极防御的国防观、反对穷兵极武的慎战观和居安思危的备战观，其中积极防御的国防观是其战争观的核心。

唐太宗的积极防御的国防观在反击东突厥的战争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唐朝建国初年，当时是突厥强而唐朝弱。面对强悍的东突厥，太宗尽管有向其称臣纳贡的耻辱，也只能委曲求全。唐太宗即位后忙于稳定内部统治，发展社会经济，反击东突厥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因此，唐太宗对东突厥采取防御态势，静以抚之，但绝非单纯防御、专守防御，而是为了反攻的积极防御。他的积极防御思想主要体现在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军事实践上。一是以退为进，首先在内部休养生息，集中力量恢复经济，增强国力，为以后的决战提供充足的保障；二是采取各种手段孤立和削弱东突厥，如消灭梁师都、拉拢薛延陀，使颉利可汗处于南北受敌的状态；三是等到条件成熟，立即抓住时机，果断反击，一举成功。唐太宗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所做的各项准备，都是为最后的反击服务的，充分表明唐太宗善于灵活运用积极防御思想并在国防实践中获得了成功。

唐太宗一贯秉持慎战观，向来反对穷兵极武，指出：“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亟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117]他还强调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鬓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118]唐太宗久经沙场，深知战争给国家与民众所带来的深重浩劫，一贯主张慎重对待战争，在具体作战指导上也强调持重待敌，在条件成熟时再及时出击，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绝对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主张居安思危的备战观，《贞观政要》载其言：“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贼盗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119]他后来又说道：“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120]唐太宗在《备北寇诏》中历数北寇自古侵掠边境的事实，给国家安全带来莫大的危害，提出“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碍华戎”“御以长算，利在修边”“城寨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计度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121]等一系列对策，以此御敌防患。由此可见，他的备战思想是建立在深入分析彼己情况的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提出的举措也具有可操作性。

唐太宗的建军治军思想也具有丰富的内容。他重视改革和发展兵制，通过推行均田制，为府兵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府兵所用的武器、装具和征途所需的粮食必须自备，从而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节省了开支。当然，府兵制能否顺利推行，归根结底还在于府兵是否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以保障其能够自备打仗所需的器械和粮食。他还重视选练、善于用将，在用人方面能够舍短取长，知人善用，并能打破民族偏见，大胆任用少数民族将领，诸如尉迟敬德、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都发挥了各自独特的作用。唐太宗任用大量少数民族将领并取得巨大成效，对于唐朝继任统治者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唐高宗、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等纷纷效仿，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唐太宗还初步确定了内重外轻、互相维制的武装力量配置原则。唐朝在全国各地部署折冲府时，基本遵循了“居重驭轻”的原则。唐太宗划天下为10道，置军府657个，其中仅关内道（治今陕西西安，辖今陕西秦岭以北，甘肃祖厉河流域以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阴山、狼山以南的河套等地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就有288府，约占军府总数的43.8%；在关内道中，京兆有131府，约占关内道军府数的45.5%。正因如此，陆贽总结道：“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122]唐太宗确立的这一原则保障了初唐的国防安全，而唐玄宗违背了“居重驭轻”原则，直接导致后来的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治军思想是唐太宗国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注重以法治军，在贞观时期重视立法，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军事法律。《贞观律》包含《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宫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等律令，涉及警卫皇宫、保卫关津要塞、军队调动、将士职责、军队刑罚等内容，对于强制将士履行职责、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统一军队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还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亲自带领将卒习射，采取讲武、狩猎等方法训练部队。他主张对军队训练要“教得其道”，改进训练方法，建立起一套适应府兵特点的训练制度。

唐太宗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内外并举、德威兼施的边防思想。他认为巩固边防的根本在于内政，指出：“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123]任何一个王朝，若要长治久安，莫不励精图治，注重内政外交双管齐下。一旦内外关系处理失调，则危及社稷，有损国家利益。唐太宗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得出了“治安中国，四夷自服”的结论。他的这一结论隐含了正确处理治内与服外的思想，即“中国既安”是治内，“四夷自服”是服外。在这二者的关系中，治内为主，服外为次；先治内，后服外。若从内外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唐太宗的军事实践活动，大致可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其指导思想是立足内政，力避战事，以治内为主，先“治安中国”而后威服四夷；后一阶段主要是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其指导思想是谋定而后战，修文不偃武，侧重于服外，治内次之。唐朝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力得到很大的恢复。唐王朝国力的迅速强大为实施军事反击、威慑四夷提供了必要条件。

唐太宗在治边时成功实施了羁縻而治、和亲安远之策。所谓羁縻，通常是指在不改变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加强联系的方法，中央王朝对边区政府施加一定影响，从而建立一种既有地方的相当自治，又使中央与地方保持相当牢固的政治关系的格局，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羁縻府州始于贞观三年（629）十二月，其时南蛮的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来朝，唐太宗“诏以东谢为应州、南谢为庄州，隶黔州都督”^[124]。贞观四年（630），东突厥归附之后，一部分迁居内地，余部仍居原处。唐太宗在仍居原处的东突厥余部设置羁縻府州，如在突利可汗辖区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顺、祐、化、长等四州都督府；将颉利可汗辖区分置为六州，又以定襄、云中两都督府统辖六州。在羁縻府州行政管辖方面，唐廷任命各少数民族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部众，收到明显效果。此外，唐太宗在西北地区也推行羁縻而治之策，收到了巩固西北边防的良好效果。从贞观初年至末年，唐太宗发起持续近20年之久的西北边疆战争，先后扫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汗国等。唐太宗西北边疆战争深刻改变了西北地缘政治格局，东、西突厥和高昌等先后被灭，薛延陀汗国瓦解，西北地区各民族、部落或归附，或有内附之意图，为之后唐太宗在灵州大会铁勒诸部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薛延陀汗国瓦解之后，“诸俟斤互相攻击”^[125]，漠北地区暂时出现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无论哪一个部落都不具备统一漠北的实力，混战的结果无非就是两败俱伤，并有可能危及唐朝北疆安全。唐太宗认为，“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来降附，或未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126]，决定适时把握薛延陀汗国瓦解、铁勒诸部落请求内附的有利时机，亲赴灵州会见并安抚铁勒诸部，以彻底解决边防安全和民族问题。贞观二十年（646）八月，唐太宗乘车驾北上，九月抵达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127]。唐太宗在灵州接见各部落酋长及使者，与诸酋长、使节数千人隆重集会。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11部上表归顺，诸蕃酋长一致请求上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表示诚心归附。回纥等部开通了通往长安的“参天可汗道”，周边各民族入朝长安的使者“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128]。此后，唐太宗在漠北推行羁縻府州制度，设立六府七州，各州府均以本部酋长任都督、刺史，对漠北实行羁縻统治，安置内附部落，妥善解决了民族问题，安定了西北边疆，促进了当时各民族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国防。

唐太宗巩固国防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注重抚顺伐叛、德威兼施是关键要素，也就是古代兵家通常所说的文武并举、刚柔相济。文武之道向来为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但能否做到却因人而异。唐太宗在运用文武之道时，注重因情势而定，军事手段与政治、文化等手段交互迭用，多管齐下。面对复杂的边防态势，唐太宗推行积极防御，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组建并训练了一支极富战斗力的军队，在西北边疆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用兵西北过程中，唐太宗并未迷信武力，尤其在唐军力量尚未占据优势地位时，深刻意识到一味用武并非良策。唐太宗对此做了总结，指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29]。在此思想指导下，唐太宗较好地处理了武与文、战与和的辩证关系，武力打击与怀柔招抚相辅相成，或先行招抚，以怀柔方式争取北方部落归附，以文德感化对方，遣使慰抚招降之，一旦招抚不成，再继之以武力打击，“降则抚之，叛则讨之”^[130]；或以武力打击为主，尤其当一方势力严重威胁边疆安全之时，唐朝则坚决予以打击，如贞观四年（630）任命李靖、李世等名将率军打击东突厥，贞观十五年（641）、贞观十九年（645）至二十年（646）先后两次派大军北击薛延陀，彻底消除北疆安全威胁。在军事打击之后，唐太宗辅以政治招抚，亲赴灵州会见铁勒诸部酋长及使者，以诚心感化之，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

（三）唐太宗国防思想的影响

唐太宗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他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将积极防御思想作为制定国防政策的一个指导性原则，更是对其后的唐朝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高宗守太宗之成，基本上遵循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取得了东服高句丽、西平西突厥的巨大成果，唐朝疆域达到空前广阔的程度。武则天在处理国防问题上也基本秉承了太宗遗风，唐玄宗在其统治后期则将太宗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推向极端，走向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此后唐朝皇帝大都仅图内顾，已无力向外发展，但唐太宗的国防思想对宪宗、文宗仍有一定的影响。如唐宪宗即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131]。宪宗以太宗为标榜，力图有所作为，后来取得了削平藩镇的业绩。后人对唐太宗的国防思想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北宋范祖禹指出：“太宗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优于汉高，而规模不及也。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132]范祖禹在这里将其与前代的汉高、孝文相比，并指出唐太宗的卓越武功，这武功当然包括了唐太宗登基以后成功的国防实践活动。何去非对唐太宗也有过一番评论：“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方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然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133]认为唐太宗发起的一系列征讨周边诸族或小国的军事活动并非穷兵黩武，而是强化中央政权、促进大一统的正当行为，发挥了巩固国防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