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家、兵家很早以前就认识到，战争双方的对抗不仅是武力的角逐，而且也要受到政治因素、精神因素的重大影响。一味倚仗武力逞强争胜，充其量只是“斗将”，称不上是高明的将领。只有善于合理地利用政治、外交、心战等多种手段辅助军事行动，文武并用，软硬兼施，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取得最佳的战争效益。有学者指出，李密在运用军政策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水平，明显高出同时期的其他农民义军领袖，不愧是知识分子型的隋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76]即使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义军领袖相比，李密运用军政策略的能力也绝不逊色。
中国古代兵家历来注重战前造势，打着为民请愿除弊的旗号，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寻找道义依据。他们主张出兵之前“吊民伐罪”，历数敌人的罪恶行状并大加声讨，以达到孤其势、泄其气、离其心的目的，同时申明自己“替天行道”，以招揽人心。古代兵家强调通过战前有效的舆论宣传，充分宣扬己方“师出有名”，从而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置对手于被动处境。历观兵家惯用的各种舆论宣传载体，檄文可谓是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其功效也尤为显著。檄文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甘誓》《汤誓》《牧誓》，夏启、商汤和周武王通过揭露对手的罪行，宣扬自己的正义行为，达到了瓦解敌军士气并在战前造成有利于己的声势的目的，对于加速战争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更对后世兵家重视在战前及战争过程中运用檄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古代战争实践，檄文具有分化瓦解敌人、震慑敌军将士心理、鼓舞己方军心士气、争取广大民众支持的巨大作用，是打击对手、巩固己方、团结友方、动员民众的利器，受到了古代战争指挥者的普遍重视。
随着瓦岗军力量逐渐壮大，李密率军进占荥阳地区后，开始为下一步攻占洛阳地区做准备。他派军积极抢占洛阳外围地区，在攻占了回洛仓之后，命祖君彦作《为李密檄洛州文》，历数隋炀帝骄奢淫逸、残害人民、“公卿宣淫，无复纲纪”“荒湎于酒，俾昼作夜”“科税繁猥，不知纪极”“恃众怙力，强兵黩武”[77]等十大罪行，痛斥其“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78]，指出隋朝处于即将灭亡之际，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已经抢占了先机，占据了优势地位，号召大家揭竿而起，把握难得的良机，“神鼎灵绎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变鹊起，今也其时，鼍鸣鳖应，见机而作，宜各鸠率子弟，共建功名”[79]；分化瓦解隋朝统治集团，宣示“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80]的优待政策，告诫他们要识时务，顺应大势，“择木而处”，如果“暗于成事，守迷不反，昆山纵火，玉石俱焚”[81]，必将后悔莫及。这篇讨隋檄文一经发布，便震动天下，收到了打击敌人士气、鼓舞己方斗志、争取各方支持、唤醒民众起义反隋和分化瓦解对手的多重效果。(www.xing528.com)
讨隋檄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李密对发布檄文的时间节点的巧妙把握。在此之前，瓦岗军在中原战场正处于上升势头，夺占了战略要地荥阳地区，随后正式建立了政权，促使义军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声望日增，成为威震中原的反隋主力大军。挟战胜之威，李密率兵进军洛阳地区，兵锋直指隋廷。此时的隋朝处于被各地农民义军分割包围的状态之中，所控制的地区日渐缩小，呈江河日下之势。尽管如此，隋朝仍然保存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尚未到能够被义军一击破灭的地步。为营造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打击对手士气，争取更多官吏民众的支持，李密选择在攻打隋朝东京洛阳之前发布檄文，显然是为配合义军进攻隋都洛阳、推翻隋朝统治的军事行动而采取的强有力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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