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出身将门，世代统兵领军作战，杨坚本人也曾多次亲率军队讨伐北齐，因立下战功而进位柱国。经历戎马生涯的杨坚益发重视军权。周宣帝在位期间，杨坚被任命为大司马、右司武，由此掌握了军权。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病死后，年幼的周静帝即位，内史上大夫郑译和御史下大夫刘昉等人趁机矫诏拥戴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12]，完全掌握了中央军事大权。次年，杨坚登基称帝后，积极采取多项有效措施集中军权，极大地加强了隋中央政权对军队的控制。
一是完善府兵制度，强化中央军事统率权。隋文帝沿袭魏、周的军事制度，在中央设置十二卫府，即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左、右武候府，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左、右领军府。皇帝通过十二卫府统御全国军队，既包括中央禁卫军，也包括分布于各地军府的地方军队，军权集中于朝廷，最终归于皇帝之手。高度集中军权可以提高中央权威，防止将帅擅权作乱，断绝分裂割据之源，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全面发展和繁荣。
二是整顿私人武装，消除割据因素。北周末年以来，全国各地豪强拥有相当数量的乡兵、部曲，实质上是地方的私人武装力量。显然，对于国家统治者而言，这些实力和数量都不可小觑的私人武装力量是隐性的地方割据势力，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为解决这一问题，杨坚给地方豪强授予卫府初级将领，将其乡兵、部曲改编为国家的府兵，纳入府兵系统，使其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军事力量。(www.xing528.com)
三是实行兵符制度，加强兵员调动的管理。兵符由来已久，最迟在周代已经在战争中使用，以此作为调兵遣将的凭证，常用于国君与大将之间。兵符一分为二，朝廷和领兵将领各执一半。一旦需要调兵遣将，使者持朝廷的这一半兵符面见领兵将领，将领只有将自己的另一半兵符与朝廷的兵符合符之后，才能接受调兵的命令。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军队调动的统一管理，杨坚先后两次颁发兵符，开皇九年（589）闰四月“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13]，开皇十七年（597）十月“颁铜兽符于骠骑、车骑府”[14]，对于强化中央军事集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针对北周时期强迫汉族官员改用鲜卑姓的状况，下令恢复群臣旧姓，改变了兵随将姓的宗法隶属关系，增强了国家对军队将士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中央军事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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