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之孙，历任监察御史、宣州团练判官、中书舍人等职。杜牧富有才气，诗文造诣精深，同时还特别留意兵学，“慨然最喜论兵”[392]，屡屡上书权臣，对当朝军事问题发表个人见解，不少主张颇有见地，尤以所献平定刘稹之策、防御回纥扰边之策最为著名。其论兵之作主要有《注孙子》《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上周相公书》等。
杜牧的兵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主张“知兵”，揭示“用仁义，使机权”的兵学本质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杜牧高度认同孙子这一观点，在不同文篇里反复申论：“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393]他曾谈及自己对“兵”的认识历程：“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为国家者，兵最为大。”[394]无数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地说明了战争可以立国，也可以亡国。杜牧在诵读经史子集的过程中，领悟了经国治军的道理，提出了“知兵”的兵学主张。他在不同场合都谈到了“知兵”，首先认为圣人知兵，周公“有淮夷叛则出征之”，孔子则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叱辱齐侯，服不敢动”[395]。其次认为良将知兵，列举了自西周至隋唐的诸如姜太公、王翦、韩信、赵充国、司马懿、诸葛亮、杨素、李靖、李
、裴行俭等良将，指出他们深谙文韬武略，先计而后战，“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396]。最后主张卿大夫、儒者应当知兵，“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397]，认为身居高位的儒者没有“不知兵”“不制兵”而能够做到制止暴乱、拯救百姓、安定国家的。当国家发生暴乱、外敌入侵之时，儒者还能以“不知兵”为借口进行逃避吗？杜牧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唐朝儒者知兵者少，大胆针砭时弊，反映了杜牧过人的胆量和密切关注现实的务实精神。
杜牧主张为政者不仅要知兵，还要做到“文武并用”[398]。他批评了本朝开元末年的错误朝政，儒者上奏建议“罢府兵”，武者上奏主张对外征战，文臣武将各执一词，统治者认为均有道理，“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399]。杜牧认为这就是未能正确处理文与武的关系，治国理政不可偏执一端，罢兵为祸，纵兵为患，稍有不慎，都必将危及社稷。因此，杜牧主张“外齐武事，内治文教”[400]，认为只有文武兼治才是圣贤之道。
杜牧还从深入探讨孙子兵学要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孙子》所蕴含的治军用兵之道就是“用仁义，使机权”[401]，由此进一步拓展了“兵”的内涵，揭示了仁诈辩证统一的“兵”的本质，实际上是“文武并用”兵学主张在战争方法论上的具体反映。学者于汝波指出，《孙子兵法》的仁是智者之仁，而非迂腐之仁；《孙子兵法》的诈是“仁诈”，而非“不仁”之诈。仁与诈，互相界定，互相为用，以取得和保持战争的胜利为目的。孙子吸收了古代仁信思想中的某些成分而去其迂腐观念，吸收当时正在兴起的诡诈思想而将其严格界定在对敌斗争范围之内并使其受仁的制约，从而最早将仁与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战争指导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02]
杜牧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明确揭示孙子仁诈辩证统一思想的兵学家。一方面，他指出在战争中必须“用仁义”，肯定了仁在经国治军中的作用，认为“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403]，强调只有这样，才可以“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也”[404]。杜牧又提出“先王之道，以仁为首”[405]，强调“善用兵者，先修治仁义，保守法制，自为不可胜之政；伺敌有可败之隙，则攻能胜之”[406]。这里的“仁义”主要是指统治者实施仁政，以争取民心、得其效命。杜牧还提出“仁”是将帅所应具备的“五德”素养之一，认为将帅如果不具备“仁”的品德，“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407]，也就是不能与士卒共患难，这样就必然不能得到士卒的衷心拥戴并为其效命。因此，正如杜牧所言“夫兵之主，在于仁义节制而已”[408]，高明的将帅善于运用仁义治军，以此锻造一支“仁义节制”之师。另一方面，杜牧主张在用兵中须“使机权”，认为这是一名称职的将帅首先应具备的素质。他指出“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409]，认为战争指导的第一要义是“用智”，而战场上的“用智”则体现为通权达变。唯有在指导作战时善于变通者，才称得上是良将。如何在用兵中“使机权”是杜牧关注的重点，也是其着力探讨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410]，主张深入分析利害，趋利避害，在“常法之外，更求兵势，以助佐其事也”[411]，设法获取有利的态势，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最终赢得胜利。由此可见，杜牧既重视“仁义”，又强调“机权”，二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深刻揭示了孙子用兵之道的奥妙，对先前兵家思想内涵做了极大的充实和完善；同时也纠正了世人只关注兵法之“诡诈”而忽略其“仁义”的成见，有助于正确理解孙子仁诈辩证统一的用兵理念。
（二）“经邦致用”的战略筹划和作战指导思想
杜牧论兵涉及面广，既有兵学理论的探讨，又有现实问题的对策，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体现了其经邦致用的深层用意。杜牧十分重视战略筹划，提出“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412]，主张在庙算、全胜、知敌等方面取得优势，为而后的军事行动创造先机之利。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避实击虚、示形诱敌、乘势取敌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并注意联系现状深入剖析，积极向朝廷建言献策，反映了其密切关注时局、务求实用的兵学特征。
1.注重庙算
杜牧主张在战前要全面、深入地比较、计算敌我双方情况，从战略层面进行评估，对战争胜负得出一个合乎实情的判断性结论。他提出“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413]，强调先分析敌我双方在“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的优劣情况，再比较双方在“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七个方面的得失，而后可以在综合考量后预测战争胜负。在庙算的过程中，杜牧特别强调要权衡利害，指出“计算利害，是军事根本”[414]，一方面要见利思害，“我欲取利于敌人，不可但见取敌人之利，先须以敌人害我之事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我所务之利，乃可申行也”[415]；另一方面要见害思利，“我欲解敌人之患，不可但见敌能害我之事，亦须先以我能取敌人之利，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有患乃可解释也”[416]。只有利害相参，充分考虑和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才能更深刻地探求事物本质，才能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也才能更好地服务庙算。
2.推崇全胜
杜牧非常推崇孙子的“全胜”思想，充分肯定其“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417]的兵学观点，主张“以计胜敌”[418]，并就实现“全胜”的途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提出了“伐其未形之谋”和“败其已成之计”两种伐谋手段。杜牧高度肯定了伐谋的作用，强调“攻必伐谋”，指出“天下人皆称战胜者，故破军杀将者也；我之善者，阴谋潜运，攻必伐谋，胜敌之日，曾不血刃”[419]；同时还进一步充实了孙子的伐谋内涵，列举了春秋时期的晏子之对和士会之对两个事例，认为它们是伐谋的两种不同手段：“晏子之对，是敌人将谋伐我，我先伐其谋，故敌人不得而伐我。士会之对，是我将谋伐敌，敌人有谋拒我，乃伐其谋，敌人不得与我战。斯二者，皆伐谋也。”[420]在此基础上做了高度总结：“敌欲谋我，伐其未形之谋；我若伐敌，败其已成之计，固非止于一也。”[421]极大地深化了历代兵家对孙子“伐谋”思想的认识，所总结出来的两种伐谋手段融理论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对指导后人实施伐谋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其次是断敌退路以屈敌。杜牧列举了三国时期魏将陈泰逼退姜维、迫降蜀将的战例，陈泰围攻蜀将勾安、李韶防守的麹城，姜维率军从牛头山赶来援救。陈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返道，则我之擒也。诸军各守勿战，绝其还路。”[422]采取了切断对手退路之策，姜维因害怕失去退路而匆忙撤军，勾安等人被迫投降，陈泰不战而胜。
最后是严密围困，兵不血刃拔城。杜牧列举了司马昭围攻寿春之战与慕容恪围攻广固之战两个战例。司马昭认为寿春城池坚固、人马众多，不能采取强攻的方法，如果对手有援军相救，己方将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主张“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423]，深沟高垒，围城长达九个月，使寿春守军自困，最终破城。慕容恪围攻广固也采取了类似的战法，“筑室反耕，严固围垒，终克广固，曾不血刃也”[424]，未经交战就顺利夺取了城池。
3.主张“料敌”“知胜”
杜牧反复强调“知敌”“料敌”的重要性，指出“先知敌之众寡，然后起兵以应之”[425]，强调要“料敌之政”“料敌之将”“料敌之众”“料敌之食”“料敌之地”，认为“诸侯之谋先须知之，然后可交兵合战；若不知其谋，固不可与交兵也”[426]。他主张要透过表象把握敌情，“先见敌人已败之形，然后攻之”“窥伺敌人可败之形，不失毫发也”[427]；识别战场上的各种假象，准确把握敌方的真实意图，具体反映在“相敌”三十二法。为了说明“知敌”的重要性，杜牧列举了淝水之战中的苻坚因不知敌、不料敌而惨遭失败的战例，指出苻坚犯了“不知敌不可伐”的致命错误，从反面深刻印证了孙子的“知胜之道”。
杜牧就如何“知敌”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不知敌情，军不可动；知敌之情，非间不可。故曰‘三军所恃而动’”[428]，强调要知晓敌情就非用间不可，并且探析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这五种间谍各自的作用、特点等。他认为“因间”是指“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429]，并列举了东晋祖逖、西魏韦孝宽任用敌国乡人的成功事例予以佐证；认为需要先有针对性地选择敌国内适合担任“内间”的官员，“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败丧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430]，对于这些敌国官员“可以潜通问遗，厚贶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431]；认为“反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当敌方派遣间谍来刺探我方情报时，“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432]，要么策反敌方间谍，使其为我服务，要么故意将假情报透露给敌方间谍，使其不知不觉中被我利用；“死间”是指“吾间在敌，未知事情，我则诈立事迹，令吾间凭其诈迹，以输诚于敌，而得敌信也”[433]，但与此同时，充当死间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若我进取，与诈迹不同，间者不能脱，则为敌所杀，故曰死间也”[434]；“生间”是指“往来相通报也”[435]，明确了“生间”的选拔标准，“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趫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436]。在这“五间”之中，杜牧认为“乡间、内间、死间、生间，四间者，皆因反间知敌情而能用之，故反间最切，不可不厚也”[437]，强调“反间”是获取敌情的重要渠道，在“五间”中占有重要地位，务必要给予厚待。
4.主张避实击虚，出其不意
杜牧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用兵法则，对其中的“避实击虚”做了深刻的阐发，鞭辟入里地指出：“夫兵者，避实击虚，先须识彼我之虚实也。”[438]当敌人一旦出现虚弱之处，“因伺敌人有可乘之便，然后出而攻之”[439]。但是，“敌若无形可窥，无虚懈可乘”[440]，那么我方虽然已经准备好了战胜对手的战具，也不能打败敌人。因此，杜牧强调要“击其空虚，袭其懈怠”[441]，以此可以取得良好的军事打击效果。这一兵法原则还被杜牧作为解决唐廷北疆边患问题的指导思想，在给朝廷宰相李德裕的上书中做了详细阐释。
杜牧首先回顾了汉朝攻打匈奴的情况，指出汉朝都是在秋冬时节攻打匈奴，而这时的匈奴正处于“畜肥草壮，力全气盛”之时，最终的结果是汉朝胜少败多，原因就在于其在军事上犯了“避虚而击实，逃短而攻长”[442]的错误。因此，他着眼制服回鹘而提出了避实击虚、出其不意的作战指导思想，建议“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饰诫誓，仲夏潜发”[443]。杜牧之所以主张在仲夏时节出兵征讨回鹘，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回鹘的游牧活动随季节而变化，“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444]。若选择在此时出击，以集中统一指挥的唐军突然攻击分散而无防备的回鹘，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唐军在仲夏时节征战大漠比在秋冬更为有利，“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445]，有利于充分发挥唐朝军队的战斗力，而游牧民族正好相反，北方游牧民族在秋冬时节的战斗力处于鼎盛时期，而在仲夏时节则处于恢复期。唐军如果采取这一策略，就可以趁其不备掩击对手，一举消除北疆边患。这实质上是杜牧对其注解《孙子兵法》时所提出的“击其空虚，袭其懈怠”兵学观点的实践运用。杜牧所提出的避实击虚、掩其不备打击回鹘的作战策略得到了李德裕的高度称赞。
5.攻守适宜
攻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兵学范畴。在战争中，交战双方根据彼己实力、战场态势、地形条件、军心士气、军需补给等诸多情况，综合分析判断后决定采用进攻或者防守的战法。攻与守是战争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也是指导和研究战争的基本着眼点。孙子最早深入探讨了攻守关系，主张从兵力的多寡来确定采用哪一种手段，“守则不足，攻则有余”[446]，兵力不足的时候采取防守，兵力有余的时候实施进攻。历代兵家不断探讨并深化攻守的兵学内涵，最后得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447]的结论，认为攻与守都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有效手段，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而作出恰当的抉择，攻守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要注重把握进攻与防守的主动权，做到攻守适宜。
杜牧传承并发展了先前兵家的攻守思想，主张先立足自守，再等待机会进攻。他指出“未见敌人有可胜之形，己则藏形，为不可胜之备，以自守也”[448]，保证己方不被敌人打败。杜牧强调防守时要做到“韬声灭迹，幽比鬼神，在于地下，不可得而见之”[449]。当战场出现转机之后，“敌人有可胜之形，则当出而攻之”[450]，毫不犹豫地抓住敌方空隙，迅速发起猛烈进攻，“势迅声烈，疾若雷电，如来天上，不可得而备也”[451]，使敌人猝不及防，仓皇失措。他还主张要灵活地采取攻守战术，尤其要选择适宜的攻守方向，进攻敌人要做到“警其东，击其西；诱其前，袭其后”[452]，组织防守行动时要警惕对方声东击西，加强防守那些敌人表面假装不攻而实际上准备进攻的地方；实施进攻行动时务必要打击对手要害之处，“既攻其虚，敌必败”“或以轻兵健马冲其空虚，或以强弩长弓夺其要害”[453]；在本土作战与进入敌境作战应采取不同的攻守手段，“我为主，敌为客，则绝其粮食，守其归路；若我为客，敌为主，则攻其君主”[454]。杜牧特别强调了攻守行动中军事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一方面要防止泄密，“攻取备御之情不泄也”[455]，要求做到“我深堑高垒，灭迹韬声，出入无形，攻取莫测”[456]；另一方面采取示形动敌之策，力争获取敌方防守情报，“昼日误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敌人畏慑，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帘视外，敌人分张之势，我则尽知；我之攻守之方，敌则不测”[457]，由此详尽地知晓敌方的防守态势，同时又严密地保守己方的军事机密，从而完全掌握了攻守的主动权。
杜牧深入探讨了攻守之道，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指导实践。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其侄刘稹奏报朝廷，欲为留后，代行节度使之职。宰相李德裕极力反对姑息安抚之策，主张用兵征讨。唐武宗采纳了李德裕的用兵方略，下诏讨伐刘稹，并任命李德裕负责全面筹划军事行动。黄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刺史杜牧上书李德裕，提出了平定刘稹叛乱的用兵方略。
其一是“扼险”断其粮。杜牧指出，昭义镇土地贫瘠，多仰赖从太行山以东地区输运粮谷，建议使河阳“万人为垒，下窒其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458]，派军扼守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南面的险要之地天井口，“山东粮谷既不可输，山西兵士亦必单鲜”[459]，以此断绝对手粮谷供应，迫其陷入困境。这一用兵主张有其兵学理论支撑。杜牧指出“馈用之费，人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险厄远近也”[460]，如果能够“料此以制敌，乃为将臻极之道”[461]，善于扼险制敌是将帅用兵的高超境界。
其二是“径捣上党”。杜牧主张“以忠武、武宁两军，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由绛州路直东径入，不过数日，必覆其巢”[462]，将对手老巢上党（此处指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作为重点打击目标，攻其所必救，以此夺取战争的胜利。之所以要直接覆灭对手巢穴，是因为这是彻底平叛的关键而有效之策，“凡是敌人所爱惜倚恃以为军者，则先夺之也”[463]。
其三是“贵欲速擒”。杜牧认为“若上党久不能解，别生患难，此亦非难。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变，故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464]，建议“贵欲速擒，免生他患”[465]。因为藩镇林立，犬牙交错，彼此关系错综复杂，诸镇对刘稹持观望态度，所以平叛行动一旦久拖不决，则势必激起各镇趁机作乱。除此之外，杜牧主张“速擒”还有军事上的考量，认为“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466]，速战速决，避免师老兵疲。杜牧的用兵策略得到了李德裕的赏识，并被采纳。会昌四年（844），唐廷顺利平定昭义刘稹叛乱，“泽潞平，略如牧策”[467]，充分说明杜牧的兵学主张绝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实情并可运用于军事实践的经世致用之策。
（三）注重练兵与将帅选任的治军思想
杜牧传承了古代兵家的治军思想精髓，但又不囿于兵学理论的研讨，而是密切关注现实，敢于指斥唐朝军队弊端，并就此提出富有针对性的治军主张，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治军思想。
一是注重练兵。杜牧非常关注练兵，详细列举了士卒训练科目，包括“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闲驰逐，便弓矢，习击刺”[468]。他主张平时要教兵习战，加强训练，如果“不教人之战，是谓弃之，则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469]。推此及彼，杜牧联系了当时唐军存在的“不蒐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的“五败”问题，重点探讨了排在首位的“不蒐练”即不练兵的问题，指出“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处荣逸，为家治具，战士离落，兵甲钝弊，车马刓弱，而未尝为之简帖整饰，天下杂然盗发，则疾驱疾战。此宿败之师也，何为而不北乎！是不蒐练之过者，其败一也”[470]，因为军队平时不练兵，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失败。
二是注重赏罚。杜牧主张“赏不僭，刑不滥”[471]，强调要把握好赏罚的分寸，适可而止，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做到“善无细而不赏，恶无微而不贬”[472]，还列举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吕蒙大义斩乡人、曹操马踏田禾割发代首等严格执法的事例，强调只要违犯军法军令，不论地位高低都要依法处罚，“故能威克其爱，虽少必济；爱加其威，虽多必败”[473]。
三是注重将帅的素养与选任。中国历代兵家都非常重视将帅的作用，对将帅的培养、选拔、任用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形成了全面、深刻而系统的将帅论。杜牧深受孙子、曹操等兵家的影响，十分留意将帅理论的研讨，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有关将帅的诸多问题。他对何为良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标准，指出“晏子举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也”[474]，认为“文武既行，必也取胜”。他主张将帅应在平时树立威信，与士卒和睦融洽，恩威并施，“恩信威令先着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伏”[475]，由此就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杜牧认为徒有“文”或者徒有“武”都不足以胜任将帅之职。他反对文武分途，指出“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搢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476]，由此造成了文人不知兵、行伍者不知书的状况。杜牧对此痛心疾首，并从其直接关系社稷之安危的高度进行了论述，“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477]，认为只有“才兼文武”者方能担当大任。他赞同孙子的将帅“五德”观，具备“智、信、仁、勇、严”的综合素养，方是“才兼文武”者。具体而言，杜牧指出：
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478]
在“五德”之中，杜牧尤其强调其中的智、仁、勇，指出“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在此问题上的兵学主张。
除了具备“五德”外，杜牧认为将帅还须有勇于担当、不贪图功名的品质，做到“进不求战胜之名，退不避违命之罪”[479]。其实，这是杜牧深刻反思本朝穆宗长庆元年（821）发生的藩镇之乱所得出的结论。他指出“自长庆已还，益轻边事，选拔将帅，多非贤良，豪夺种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赐。见利则往，见弱则欺，罔酬恩荣，不顾廉耻，积帛藏镪，丘累陵聚”[480]，尖锐地揭露了当时军队将帅贪利图财、卑鄙无能、寡廉鲜耻、欺负弱小的丑陋面目，由此导致“战士离落，兵甲钝弊，积三十年，掷之不问”[481]，因而成为军队积弊。
正因洞悉军队之弊，杜牧强烈呼吁要慎选将帅。一方面要注重为将综合素养，将帅在用兵之前须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敌我优劣，也就是“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482]；平时治军要像吴起为将一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483]。另一方面，杜牧又主张君主要赋予将帅便宜行事、临机决断的权力，并引用了《三略》原话“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484]，将帅全权指挥战场作战行动，不受到任何掣肘，“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485]，由此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相机处置，因利而制权，因敌而制胜。他还强调要“量人之材，随短长以任之，不责成于不材者也”[486]，并列举了曹操巧妙选择作战能力和胆略各不相同但能互补的张辽、李典、乐进三位将领镇守合肥（今安徽合肥）的成功案例，充分说明统帅要做到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反之，“将无权智，不能铨度军士，各任所长，而雷同使之，不尽其材，则三军生疑矣”[487]，从反面论述了任用将领之所长的重要性，进一步阐明了灵活任用、人尽其才的用将观点。
【注释】
[1]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隋唐五代存目兵书共著录166部，776卷，现均已亡佚。
[2]《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3]《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4]《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
[6]《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
[7]参见黄朴民：《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5—270页。
[8]《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昭公三十年。
[9]《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10]《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11]古族名，史书又称其为“蠕蠕”“芮芮”“茹茹”等。
[12]《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13]《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
[1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传下》。
[15]《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
[1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1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1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19]《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
[20]《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
[2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
[22]《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2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
[24]《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
[25]《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
[26]《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
[2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引李靖语。
[28]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中华书局，1973年。
[2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行军篇》。
[30]《通典》卷一百五十七《兵典十·乡导》。
[31]《通典》卷一百五十七《兵典十·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
[32]《通典》卷一百五十七《兵典十·乡导》。
[3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
[34]《通典》卷一百五十一《兵典四·间谍》。
[35]《通典》卷一百五十一《兵典四·间谍》。
[36]《通典》卷一百五十一《兵典四·间谍》。
[37]《通典》卷一百五十一《兵典四·间谍》。
[38]《通典》卷一百五十一《兵典四·间谍》。
[3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
[40]《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41]《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42]《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43]《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44]《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45]《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4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引李靖语。
[47]《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
[48]《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二月。
[49]《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二月。
[50]《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二月。
[5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
[5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5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
[5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
[5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56]《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典七·兵机务速》。
[57]《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典七·兵机务速》。
[58]《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典七·兵机务速》。
[59]《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典七·兵机务速》。
[6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
[6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
[62]《孙膑兵法校理》上编《势备》。
[63]《孙膑兵法校理》上编《势备》。
[64]《吕氏春秋》卷十七《审分览·不二》。
[65]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
[66]《通典》卷一百五十八《兵典十一·审敌势破之》。
[67]《通典》卷一百五十八《兵典十一·审敌势破之》。
[68]《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69]许洞：《虎钤经》卷三《任势》，《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
[7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
[71]《六韬》卷六《犬韬·教战》。
[7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三《立本第十一》，中华书局，2018年。
[73]《尉缭子》卷一《制谈》。
[74]《诸葛亮集·文集》卷二《兵要》。
[75]《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76]《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77]《六韬》卷六《犬韬·教战》。
[7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
[79]《六韬》卷一《文韬·赏罚》。
[80]《六韬》卷一《文韬·赏罚》。
[81]《诸葛亮集·文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教令》。
[82]割发被中国古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不孝行为，在古代是一种较重的处罚。
[83]《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84]《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85]《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86]《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87]《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88]《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89]《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90]《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91]《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92]《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法制》。
[93]《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法制》。
[94]《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法制》。
[95]《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法制》。
[9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9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作战篇》。
[9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
[9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
[100]《司马法》卷下《严位》。
[101]《尉缭子》卷二《武议》。
[102]《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103]《黄石公三略·上略》。
[104]《诸葛亮集·文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治军》。
[105]《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苑·假权》。
[106]《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10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引李靖语。
[108]《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109]《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110]《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111]《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敌十五形帅十过》。
[112]《通典》卷一百五十《兵典三·料敌制胜》。
[11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114]《通典》卷一百五十九《兵典十二·总论地形》。
[115]《通典》卷一百五十九《兵典十二·总论地形》。
[116]《通典》卷一百五十九《兵典十二·总论地形》。
[11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11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
[119]《通典》卷一百五十九《兵典十二·死地勿攻》。
[120]《通典》卷一百五十六《兵典九·抽军》。
[1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七《子部·杂家类·长短经》。
[122]《长短经》卷九《兵权》序。
[123]《吴子》卷上《图国》。
[124]《长短经》卷九《兵权·出军》。
[125]《长短经》卷九《兵权·出军》。
[126]《长短经》卷七《权议·时宜》。
[127]《长短经》卷九《兵权·变通》。
[12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
[12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13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
[131]《长短经》卷七《权议·时宜》。
[13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133]《长短经》卷九《兵权·利害》。
[13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
[135]《长短经》卷九《兵权·势略》。
[136]《长短经》卷九《兵权·天时》。
[137]《长短经》卷九《兵权·天时》。
[138]《长短经》卷九《兵权·天时》。
[139]参见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14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
[14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142]《长短经》卷九《兵权·地形》。
[143]《长短经》卷九《兵权·地形》。
[144]《长短经》卷九《兵权·地形》。
[145]《长短经》卷九《兵权·地形》。
[146]《长短经》卷九《兵权·地形》。
[147]《长短经》卷九《兵权·地形》。
[148]《长短经》卷九《兵权·地形》。
[149]《长短经》卷九《兵权·水火》。
[150]《长短经》卷九《兵权·水火》。
[151]《长短经》卷九《兵权·将体》。
[152]《长短经》卷九《兵权·出军》。
[153]《长短经》卷一《文上·任长》。
[154]《长短经》卷一《文上·任长》。
[155]《长短经》卷一《文上·任长》。
[156]《长短经》卷一《文上·量才》。
[157]《长短经》卷一《文上·知人》。
[158]《长短经》卷九《兵权·教战》。
[159]《长短经》卷九《兵权·教战》。
[160]《长短经》卷九《兵权·教战》。
[161]《长短经》卷九《兵权·道德》。
[162]《长短经》卷九《兵权·道德》。
[163]《长短经》卷八《杂说·恩生怨》。
[164]《长短经》卷八《杂说·恩生怨》。
[165]《长短经》卷九《兵权·禁令》。
[166]《长短经》卷九《兵权·禁令》。
[167]《长短经》卷九《兵权·禁令》。
[168]《长短经》卷九《兵权·禁令》。
[169]任继愈：《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6期。
[170]参见张文才：《论〈太白阴经〉的军事思想及其主要特色》，《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71]姚振文：《论李筌对孙子学发展的贡献》，《孙子研究》2018年第1期。
[172]《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
[173]《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
[174]《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
[175]《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
[176]《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
[177]《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
[178]《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
[179]《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
[180]《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
[181]《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人无勇怯篇》。
[182]《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人无勇怯篇》。
[183]《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人无勇怯篇》。
[184]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论篇》，中华书局，1988年。
[18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兵形篇》。
[18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兵形篇》。
[187]《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兵形篇》。
[188]《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兵形篇》。
[189]《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兵形篇》。
[190]参见张文才：《太白阴经解说》，线装书局，2017年，第155—161页。
[191]参见姚振文：《论李筌对孙子学发展的贡献》，《孙子研究》2018年第1期。
[19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
[19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
[194]《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
[19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
[19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
[197]《太白阴经》卷八《杂占·杂占总序》。
[198]《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九《子部·兵家类·太白阴经》。
[199]《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主有道德篇》。
[200]《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主有道德篇》。
[20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贵和篇》。
[20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
[20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
[204]《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贵和篇》。
[20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贵和篇》。
[206]《商君书锥指》卷三《壹言第八》。
[207]《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
[208]《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
[209]《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
[210]《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
[211]《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
[212]《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
[213]《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
[21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
[21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庙胜篇》。
[21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庙胜篇》。
[217]《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庙胜篇》。
[218]《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庙胜篇》。
[219]《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庙胜篇》。
[22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2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22]参见《太白阴经解说》，第116—121页。
[22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24]《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www.xing528.com)
[22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2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27]《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28]《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29]《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3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3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3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33]《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
[234]《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
[235]《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
[236]《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
[237]《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
[23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239]《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
[24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庙胜篇》。
[241]《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
[242]《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
[243]《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
[244]《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
[245]《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
[246]石向焘译注：《鬼谷子·谋篇第十》，黄山书社，2002年。
[247]《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
[248]参见张文才：《论〈太白阴经〉的军事思想及其主要特色》，《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49]《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
[25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25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作战篇》。
[25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作战篇》。
[25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作战篇》。
[254]《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作战篇》。
[255]吴惟训、吴鸣球、吴若礼：《兵镜》卷四《将职·将职条略》，《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十八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
[256]《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桓公十一年。
[257]《吴子》卷上《图国》。
[258]《吴子》卷上《图国》。
[259]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八《公孙丑下》，中华书局，2017年。
[260]《孙膑兵法校理》上编《月战》。
[261]《尉缭子》卷一《战威》。
[262]《管子校注》卷一《形势》。
[263]《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兵典十五·推人事破灾异》。
[264]《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苑·和人》。
[26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子卒篇》。
[26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子卒篇》。
[267]《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子卒篇》。
[268]《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子卒篇》。
[269]《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子卒篇》。
[27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子卒篇》。
[271]《孟子正义》卷五《梁惠王下》。
[272]《荀子集解》卷五《王制篇》。
[273]《六韬》卷一《文韬·上贤》。
[274]《六韬》卷一《文韬·举贤》。
[275]《六韬》卷三《龙韬·选将》。
[276]《淮南子校释》卷九《主术训》。
[277]《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苑·知人性》。
[278]《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苑·将器》。
[279]李崇智校笺：《〈人物志〉校笺》卷中《材能第五》，巴蜀书社，2001年。
[28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鉴才篇》。
[28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鉴才篇》。
[28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鉴才篇》。
[28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鉴才篇》。
[284]《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8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8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87]《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88]《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89]《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9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9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9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9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94]《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鉴才篇》。
[29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鉴才篇》。
[29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选士篇》。
[297]曾运乾注，黄曙辉校点：《尚书》卷二《甘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98]《尚书》卷三《汤誓》。
[299]《孙膑兵法校理》上编《威王问》。
[300]《司马法》卷上《天子之义》。
[301]《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杂教令》。
[30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0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04]《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05]《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0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07]《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08]《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09]《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1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1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12]《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13]《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刑赏篇》。
[314]《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李泌传》。
[315]《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李泌传》。
[316]《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李泌传》。
[317]《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
[318]参见刘海霞：《困蕃之策：中唐名臣李泌的边疆战略》，《文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319]《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320]《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321]《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322]《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32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九月。
[324]《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325]《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326]《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
[327]《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
[328]《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
[329]《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
[330]《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
[331]《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
[332]《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
[333]《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34]《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35]《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36]《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37]《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38]《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39]《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40]《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41]《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42]《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七月。
[343]《陆宣公集》卷六《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
[344]《商君书锥指》卷一《农战第三》。
[345]《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46]《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47]《陆宣公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348]《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49]《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50]《陆宣公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351]《陆宣公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352]《陆宣公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353]《陆宣公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354]《陆宣公集》卷十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355]《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陆贽传》。
[356]《陆宣公集》卷十三《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
[357]《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58]《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59]《陆宣公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360]《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61]《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62]《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63]《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64]《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65]《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366]《陆宣公集》卷十四《奉天论拟与翰林学士改转状》。
[367]《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
[368]《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
[369]《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
[370]《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
[371]《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
[372]《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
[37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佑注。
[37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佑注。
[37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佑注。
[37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佑注。
[37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佑注。
[37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佑注。
[37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杜佑注。
[38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
[381]《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
[382]《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
[383]《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
[384]《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
[385]《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
[38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佑注。
[38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佑注。
[38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曹操注。
[38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火攻篇》。
[39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九变篇》杜佑注。
[39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
[392]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四《兵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9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394]《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395]《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396]《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397]《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398]《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399]《樊川文集》卷五《原十六卫》。
[400]《樊川文集》卷十一《上门下崔相公书》。
[401]《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402]参见于汝波：《略谈〈孙子兵法〉的仁诈辩证统一思想》，《管子学刊》1992年第1期。
[40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0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0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0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0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0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0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1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1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12]《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41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1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1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九变篇》杜牧注。
[41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九变篇》杜牧注。
[41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41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41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2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42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42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42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42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42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42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杜牧注。
[42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2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2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杜牧注。
[43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杜牧注。
[43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4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4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42]《樊川文集》卷十六《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443]《樊川文集》卷十六《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444]《樊川文集》卷十六《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445]《樊川文集》卷十六《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44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
[447]《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下。
[44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4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5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5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杜牧注。
[45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杜牧注。
[45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杜牧注。
[45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杜牧注。
[45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杜牧注。
[45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杜牧注。
[45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杜牧注。
[458]《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459]《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46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6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62]《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46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杜牧注。
[464]《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465]《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46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作战篇》杜牧注。
[467]《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杜牧传》。
[46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69]《樊川文集》卷十二《上周相公书》。
[470]《樊川文集》卷五《战论》。
[47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7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7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7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行军篇》杜牧注。
[47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行军篇》杜牧注。
[476]《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477]《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
[47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7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80]《樊川文集》卷十九《朱叔明授右武卫大将军制》。
[481]《樊川文集》卷十九《朱叔明授右武卫大将军制》。
[48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杜牧注。
[48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8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杜牧注。
[48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九变篇》杜牧注。
[48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杜牧注。
[48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杜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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