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的国防经济战略传承儒家思想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代后期杰出的政论家。唐德宗即位后，陆贽先后担任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参与朝廷决策，批陈弊政，矫正君过，在御敌备边、治军理政、削藩平叛等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言，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所撰写的制诰和奏议有不少涉及军政问题，多从战略层面论述御敌制胜之法，借用儒家思想探讨兵事，充分吸纳历代治国理政、治军备边思想之精华，提出了妥善处理时局的军政主张，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文武并兴，农战兼务”的国防经济战略

陆贽提出“文武并兴，农战兼务”^[343]的国防经济战略主张，乃是对先秦兵学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农战”一语最早出自法家：“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344]提出国家要兴盛，就必须发展生产和鼓励作战。法家强调农战相辅相成，发展农业生产可以使国家宝贵，为军队作战提供物质保障；提倡军功，奖励勇敢作战者，可以去除安逸怠惰的弊病，使国家走向强盛。“农战”思想对中国古代兵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贽生逢乱世，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都无法与盛唐相比。为扭转颓势，他借鉴前人“农战”思想，结合当时形势，提出了自己的国防经济战略主张，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即着力解决唐廷边防虚弱乃至无力捍卫疆土的问题。陆贽认为“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理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敛导有方”^[345]，将理兵和足食作为巩固边防的两个关键要素。在这二者之中，他更加强调足食的重要性，并就此提出了具体举措：

先务积谷，人无加赋，官不费财，坐致边储，数逾百万。诸镇收籴，今已向终，分贮军城，用防艰急，纵有寇戎之患，必无乏绝之忧。守此成规，以为永制，恒收冗费，益赡边农，则更经二年，可积十万人三岁之粮矣。^[346]

陆贽主张通过鼓励边防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不断增加边境州镇的军粮储备，为备边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陆贽强调增加粮食储备的关键在于屯田，赞同赵充国所提出的“破羌之议，先务屯田”^[347]。与此同时，陆贽也非常重视理兵，“安边之本，所切在兵”，主张“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348]，边防由此才能做到“守则固，战则强”^[349]。

陆贽的国防经济战略主张传承了儒家“足食足兵”思想，认为“足食足兵”是国防建设的必备条件，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两个重要因素；同时又将其与当时的边防状况紧密结合，提出了“备边御戎”之策。他的这些边防备御主张是儒家思想和兵家思想相互融合之后的产物，也是唐代中期兵儒合流的具体反映。

（二）“居重驭轻”的国家安全战略

如何配置中央部队与边防部队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也是历代兵家关注的问题。他们从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不断总结和思考，逐渐找到了国防力量配置的合理方式。一般而言，朝廷在京师附近部署主力精锐部队，在地方和边防部署一定兵力，中央在兵力上与地方相比占据绝对优势，以此保障中央政权的巩固。这就是“居重驭轻”的国家安全战略。(www.xing528.com)

陆贽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痛定思痛，他深刻探讨国家治乱安危之道，认为安史之乱的根源就在于破坏了合理的国防布局，摒弃了“居重驭轻”的安全战略，最终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进而威胁中央政权。陆贽首先总结了历代治国之道，指出：“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处则不危。斯乃居重驭轻，天子之大权也。”^[350]其次，陆贽回顾了初唐时期的军事力量布局，指出：“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351]唐太宗在全国各地设置折冲府，派遣军队驻防京畿以及各战略要地。折冲府的分布很有深意，大部分集中在京城所在的关中一带，形成了“内重外轻”“居重驭轻”之势，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唐王朝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在这一态势下，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令行禁止，从而确保国家机器有序运转，军民各处其所，社会和谐发展。最后，他指出唐玄宗后期武备废弛，“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352]，导致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353]，酿成了祸患无穷的安史之乱。当时唐王朝各边镇节度使拥兵49万，其中身兼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所掌握的兵力达到18万余人，而朝廷直接统辖的中央禁卫军即骑兵仅有12万人，严重破坏了原有的以内制外的态势，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拥兵自重的安禄山看到内地兵力空虚、武备废弛，认为有机可趁，遂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突然发动叛乱。陆贽的一番议论，归根结底就是强调要坚决贯彻“居重驭轻”战略，稳固京畿之根本，置重兵于统治中枢之所在，极力避免内外兵力配置失当，以此巩固王朝政权，维护国家安全。

（三）“驭将理兵”的治军方略

陆贽执掌中央大权，参与高层决策，深知军队建设诸多利弊得失，故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治军方略。究其要点，其治军方略主要集中在驭将、军法、赏罚三个方面。

一是驭将。陆贽高度重视将帅的选拔、任用，尤其对如何处理君主与将帅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对君主提出了忠告，显然是别有深意。他认为“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354]，充分肯定了善于统御将帅的重要性。首先是“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355]。陆贽主张放开选拔的范围，多方搜罗包括将帅在内的各种人才，在此基础上对拟选任的将帅按照如下要求进行认真考核：陆贽主张通过将帅的言行和处事能力进行综合考察，对于有才能者就要放手使用，充分施展其才干。其次是以诚信相待。陆贽认为“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356]，要求君主做到“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才，端拱于委任”^[357]，对部下信而不疑，绝不无端猜疑。最后是给予将帅适度的机断处置权。陆贽传承了先秦兵家关于将帅机断指挥的思想，指出：“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谓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358]他还比较了吐蕃与唐王朝在处置此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认为二者攻守易位，出现了彼攻我守的局面，原因就在于“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359]，始终受制于朝廷的唐朝将领无法便宜从事、相机处置，无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由此导致其在战场上屡屡丧失战机，处处陷于被动，取胜也就成为奢望。因此，陆贽反对将从中御，主张君主务必要将机断指挥权授予将帅，使其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随机应变，灵活处置，争取最佳的作战效益。

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借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营，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应掣肘于其间也。^[360]

二是严明军法。陆贽主张以法治军，认为吐蕃军虽然人马少、兵器钝，但与唐军交战却胜多败少，原因就在于其军法严明、治军有方，即“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361]。他指出：“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362]军法不行、号令不一必将严重扰乱将士的思想，极大影响军队执行力，进而丧失战机、自乱阵脚。因此，陆贽强调“理戎之要，最在均齐，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军实无多少之异，是将所以同其志，而尽其力也”^[363]，认为只有以军法严明治军，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使将士各守其分，尽其职竭其力，才可以达成治军目标。

三是合理赏罚。陆贽高度重视在治军中合理运用赏罚手段，以激励军心士气，以惩戒违法行为，形成守纪尚法之风气。他认为：“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于重轻，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364]陆贽强调在实施赏罚时要注意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切忌“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365]；罚近而赏远，即“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366]，这样更有利于在将士中树立赏罚的威信，从而更好地推进赏罚在治军过程中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