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地缘制衡战略之成功步骤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后期著名战略家。少年成名，博学多才，精通神道之术，长于战略筹划，为人处世多智略。他先后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封邺县侯。史称“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314]，为巩固李唐政权做出了突出贡献。李泌长期直接侍奉皇帝，为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正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因此他善于从战略高度思考军国大事，从国家利益出发进行战争筹划。他为平定叛乱设计的战略方案、为遏制吐蕃而提出的地缘制衡战略，突出体现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务实进取的精神。

（一）持久敝敌、覆其巢穴、四合攻之的平叛战略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面对安禄山、史思明军队的强大攻势，深以为忧，尤其在安军攻克两京后，更是惶恐不安，于是问计于李泌，而李泌则趁机提出了深思熟虑的一套战略方案。首先，李泌深入料敌，指出：“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国邪？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余皆胁制偷合，至天下大计，非所知也。”^[315]对敌情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洞若观火。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的结论，其中“无欲速”是对肃宗的忠告，但后者却在日后急于收复两京，未能听从此忠告，致使平叛战争迁延日久。其次，李泌提出了平叛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316]此思想紧承“无欲速”之后，意即平叛战争不可急于求成，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要从长计议，着眼全局，周密筹划，务求彻底消除后患。最后，李泌全盘托出其缜密的战略方案：

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317]

在此方案中，李泌提出了环环相扣的实施步骤。一是“以两军絷其四将”，有效牵制对手，创造有利战略态势，全力夺取战争主动权。二是主动出击，使敌“疲于奔命”，达到敝敌的目的。“我常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为进一步实施反攻准备条件。三是南北夹击，建宁王李倓与李光弼共取范阳，覆其巢穴，断敌退路。四是唐军发起战略反攻，合而攻之，一举获胜。

细究之，李泌所提方案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八个字：先疲后打，釜底抽薪。“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就是“先疲后打”的具体反映，“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则是“釜底抽薪”的巧妙运用，由此亦体现了李泌战略思想深谋远虑的特性，即不争一时之小利，而着眼长远之大利；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全力夺取最终胜利。目光短视的唐德宗急于收复两京，既没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也没有着力歼灭对手有生力量，而是集中唐王朝主力部队克复两京，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最终得手。由于唐廷未能有效打击对手、歼灭其有生力量，由此导致平叛战争拖延数年之久，亦从反面说明李泌方案之高明。

（二）从北、南、西三面围困吐蕃的地缘联盟战略

所谓地缘联盟战略，是指针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充分利用并处理好周边地缘关系，灵活采取联近抗远、远交近攻、扶弱抑强的策略，最终达成从地缘上合众力以对付主要对手的战略目标。

安史之乱以来，唐王朝的周边地缘态势错综复杂，一些原本内附或藩属之国、部落纷纷独立，有的甚至趁乱内侵唐王朝边境。唐德宗在位期间，周边民族建立的政权主要有南面的南诏，西南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党项等，其中吐蕃的实力最为强大，对唐廷的威胁也最大。据统计，从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的50年间，唐蕃之间发生的大小战争达69次，其中德宗时期（780—805）见于明确记载的战争有33次^[318]，由此可见双方战争之频繁。况且吐蕃反复无常，即使与唐廷结盟和好，但为掠夺财物，肆意毁约背盟，屡屡侵扰唐边境乃至深入河西、陇右，对唐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在这一不利的态势下，李泌欲重新构建唐廷的地缘关系，以地缘联盟战略为指导，联众弱制一强，向德宗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319]之策。

在李泌的地缘制衡战略之中，第一步是“北和回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回纥地处西北，拥有骑兵力量，曾经帮助唐军收复两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因其地处唐与吐蕃的接壤部，回纥的态度对唐蕃战争具有显著影响，争取回纥的支持直接关系地缘制衡战略之成败。由于德宗早年曾经受过回纥可汗的侮辱，因此德宗起先断然拒绝与回纥结好，不许与其和亲。李泌数次进谏，反复从战略大局陈说利害，终使德宗接受了李泌的建议，答应了回纥的和亲请求，双方正式重归于好。

李泌战略的第二步是“南通云南”，即与南诏和好。这亦是制衡吐蕃的关键一招，可收“断吐蕃之右臂”^[320]的效果。实施这一步骤具有良好的基础，因为“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321]。当然，其间经历了曲折，南诏惧怕吐蕃报复，迟迟未下定决心，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设计予以离间，促使吐蕃与南诏相互猜疑，最终促使南唐决心弃蕃投唐。

第三步是“西结大食、天竺”。李泌指出：“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322]

李泌通过上述三个相关联的举措，构成一个针对吐蕃的环形包围态势，最终实现促使“吐蕃自困”的战略目标。在其后贯彻该战略的实践过程中，西北战场与西南战场形成联动态势。起先是韦皋在西南联合南诏数次击败吐蕃军，收复多处失地；唐军在西北方向联兵回纥，与吐蕃展开较量，同时令韦皋派军从西南方向出兵吐蕃，牵制吐蕃兵力。唐军联兵回纥、南诏反击吐蕃，扭转了先前的被动局面，接连取得了对吐蕃作战的胜利，迫使吐蕃改弦更张，主动派使者向唐廷朝贡，双方暂时结束了敌对状态。(www.xing528.com)

李泌的“联众弱制一强”的地缘联盟战略，指导唐军改变了孤军奋战、处处受制于对手的不利处境，联合多方力量形成了对吐蕃的有利态势，陷其于北、南两面作战的被动状况，达成了预期的战略目标，迫使吐蕃在连遭重创之下改变国策，唐蕃再次和好。尽管李泌之战略仅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唐廷边防安全问题，其后唐文宗至懿宗时期南诏、回鹘（回纥后改名回鹘）接连侵扰边地，但毕竟使唐廷暂时扭转了被动态势，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为稳定时局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妥善处理内部关系，安国定军的策略

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策略。李泌善察军政大势，能够针对国家和军队的不同形势，制定相适宜的策略。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巨大震荡，朝野上下原先掩盖的矛盾暴露无遗。肃宗在困境下即位，次子建宁王李倓在此期间展现了英勇果敢的气派，为其父顺利登基出力不少。肃宗对建宁王寄予很高的期许，想让其担任天下兵马元帅，率军出征。李泌敏锐洞察了其中的利害，及时制止了肃宗这一不妥当的行为。他指出：“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323]李泌着眼长远考虑，认为天下兵马元帅之职对未来皇位继承具有直接影响，建议从稳定江山社稷的战略角度出发，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担任天下兵马元帅，以此避免重现类似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宫廷之乱。肃宗采纳了该建议，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广平王李俶的皇位继承人地位。

皇权与将权的关系，向来是封建社会内部不易处理的敏感问题。最高统治者为稳固政权，需要借助手下得力将领或四处征伐，开疆拓土；或镇守要地，保疆固圉；或平定叛乱，治安天下。但是，统治者在重用战将之时，也对其抱有警戒之心，总疑心将帅功高盖主，终究要篡夺自身皇位。在担忧自己随时可能被取而代之的顾虑下，历代皇帝几乎都会无端猜疑乃至冤杀立下显赫战功的大将。李泌对此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数次巧妙借机提醒皇帝，也成功保护了一批功臣名将。一次，他与李晟、马燧一起入见德宗时，直接表明道：

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人臣苟蒙人主爱信则幸矣，官于何有！臣在灵武之日，未尝有官，而将相皆受臣指画；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于叛。此皆陛下所亲见也。今晟、燧富贵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无事则入奉朝请，何乐如之！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324]

李泌希望德宗不要加害功臣，不要对立下大功的李晟、马燧有所猜忌，同时也要李晟、马燧二人不以位高而自疑，应始终忠于朝廷、信任朝廷，即双方应坦诚相待，无所疑虑。德宗终被这一席话触动，有感而发道：“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325]在场的李、马二人不由得感激涕零。李泌通过这一进言，去除了彼此尚存的猜疑心理，极大地密切了君臣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李、马等功臣。

兴元元年（784），有人在朝议时提出，润州刺史韩滉“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326]。德宗听后产生了疑心，询问李泌。李泌对韩滉的为人比较了解，也能够明了其修石头城的真正用意。因此，李泌在回答德宗提问时，反复申明韩滉的品德情操：“滉公忠清俭”“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327]。并对其修石头城的真实用意做了解释，即“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328]，认为“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329]，最后希望“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330]。李泌的这份自信显然出于他对韩滉的深入了解，随后又上了一道奏章，以全家百口性命保韩滉，彻底打消德宗的疑虑。本性多疑的德宗对李泌的言行感到不理解，认为他保韩滉是私心作祟。李泌再次表明心迹：“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331]提出了让韩滉之子韩皋回家省亲之策，以此消除君臣间的猜疑。果然，韩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332]，以此向朝廷表明效忠之心，也及时缓解了唐廷粮食供给的紧张局面。

正由于李泌善于从大局着眼，从维护长远利益思考并解决问题，因此他才具有常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才能够提出最适宜的应对之策，较好地处理了最高统治者与将帅、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达成了安国定军的目的。

（四）准确把握对手心理，不战而降服的心战策略

众所周知，心战策略是中国古代兵家惯常使用的特殊作战样式，针对作战对象的心理弱点予以精准的心理攻击，以此影响和改变对手的心理状态，使其全部或部分丧失战斗力。心战策略注重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争效益，用力小而收效大乃是其着力追求的目标。

李泌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同一人在不同处境的心理、同一处境下不同人的心理均能做准确的分析，因势因时因地定策，故能切中要害，抓住问题的关键，深得心战之精髓。贞元元年（785），图谋不轨的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毒杀了节度使张劝，自行代理总军务，并要求朝廷授予自己旌节。陕州、虢州靠近京畿要地，控扼东西交通，“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333]。事态紧急，德宗立即任命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前往解决此事。在君臣问对过程中，李泌提出了自己的制敌之策。他首先分析了作战地形，指出“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334]，认为不宜强攻，而应该智取。随后，他分析了陕人的心理以及自己的主张，“陕城之人，不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皆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移军讨之，此亦一势也”^[335]，认为“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336]，强调要抓住良机，迅速实施有效策略。在得到德宗许可后，李泌针对陕虢士卒和达奚抱晖的不同心理状态，即“士卒思米，抱晖思节”^[337]，成功地实施了心战。他召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338]有意让这些人将此信息向外传播。抱晖派来打探消息的人马上回去转告所获取的消息，抱晖紧张的心顿时放松下来了。李泌到达陕州后，对抱晖一众人实施安抚策略，以稳定军心。他口中称许抱晖有“摄事保完城隍之功”^[339]，安抚道：“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340]李泌入城就职办公，不少人前来秘密举报，结果遭到拒绝，“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帖矣，不愿闻也”^[341]，一席话安定了陕人之心，“由是反仄者皆自安”^[342]。一切处置妥当后，李泌召见抱晖，表示可以不追究其鸠杀节度使之罪，让他带家室潜逃，可以保全性命。抱晖知道大势已去，赶紧逃生去了。

李泌通过精准的心理分析，针对不同人的心理状态采取相应举措，完全掌控了对手的心理，使抱晖及其部下处处受制于李泌，而整个事态也基本上按照李泌预定的计划向前发展，最终兵不血刃平息了事端。李泌能够顺利实现目标，与其娴熟运用心战手段是密不可分的，由此也印证了心战具有不同于兵战的不可小觑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