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阴经》蕴含丰富的治军思想，涉及军队的治理、将士的选拔任用、军队的训练、将帅的作风、军法军令的实施等内容，其中有一些兵学观点是前人未尝提出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唐代治军思想。
（一）重视军队和睦，主张将帅带兵“如慈父育爱子”
中国古代兵家历来重视军队内部关系，主张“兵贵其和”[255]。从兵学的角度来说，这里的“和”是指将士和睦，上下齐心，精诚团结。春秋时楚国鬭廉指出“师克在和，不在众”[256]，认为军队的胜利在于万众一心，上下团结，而不在于人数的众多。吴起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指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257]，把“和”即团结人民作为“图国”的首要任务，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258]，指出国内不团结统一不可以出师，军内不团结统一不可以临阵，战阵不协调一致不可以进战，作战行动不协调不能够取胜。《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59]，指出人和在战争中的作用超过了天时与地利。孙膑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央”[260]，指出如果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即使打了胜仗也会有严重的后果。《尉缭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261]《管子》强调“上下不和，虽安必危”[262]，指出上下不团结是引发危险的因素。《六韬》认为“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263]，指出作战之时如果内部不合作，军队就一定会打败仗。《将苑》主张：“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264]由此可见，古代兵家特别强调将士和睦团结对战胜攻取的重要性。
李筌着重从将帅带兵的角度探讨“和军”问题，目的在于锻造一个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他认为：“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265]为了赢得士卒的忠心和支持，“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然后人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然后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战，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者厚也”[266]，统治者给予他们丰厚的利益，人们所回报他的也就很丰厚。对于将帅来说，平时就要“以恩信养之，礼恕导之，小惠渐之，如慈父育爱子也”[267]。随后，他列举了一系列有关“慈父育爱子”的具体行为：“救其阽危，拯其涂炭；卑身下士，齐勉甘苦，亲临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登不乘马，雨不张盖；军幕未办，将不言坐；军井未通，将不言渴；妻子补绽于行间，身自分功于役作；箪醪之馈，必投于河；挟纩之言，必巡于军。”[268]这里不仅是“慈父育爱子”之所为，而且是对将帅修养的具体要求，劝将帅做到与士卒同甘共苦，率先垂范，以此凝聚军心，激励士卒奋勇作战，“思欲致命而报之于将也”[269]。“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固然重要，李筌还是认为要恩威并施，贯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原则，这样才能打造一支攻必取、战必胜的强大军队。作者最后引用俗语“夫妻谐可以攻齐，小夫怒可以攻鲁”[270]，再次强调了军队内部和谐团结、同仇敌忾的重要性，以此激发将士高昂的斗志、旺盛的士气，取胜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主张“鉴才”“选士”，量才用人
中国历代兵家向来重视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思想成为共识，尤其在死生一瞬间的战场上更加显出名将猛士的重要性。李筌对军队建设中的人才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若干有创见的观点。当然，李筌的“鉴才”“选士”和量才任人的观点并非都是个人首创，很明显地与先前兵家、道家、杂家等诸多思想流派的识人用人观有渊源关系，尤其深受《六韬》《淮南子》《将苑》《人物志》等的影响。《孟子》指出“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271]，主张用贤必先考察贤能之士。《荀子》提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272]，强调要打破等级门第观念大胆选贤，唯才是举。《六韬》主张崇尚贤能，强调“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273]，坚决罢斥“六贼七害”的奸邪谗佞之人，选拔为国家和君主恪尽职守之人；选贤任能的关键在于名实相符，做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274]。这里所提出的“按名督实，选才考能”“实当其名，名当其实”的选用人才原则也为后世袭用。《六韬》认为能否正确选将直接关系用兵成败和国家安危，提出“五材十过”的选将标准，指出在选将时要注意十五种外表和内情不一致的情况，以外貌、长相推断人的品质是不可靠的，主张在实践中识别将才，通过所谓的“八征”来观察一个人的表现，即“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275]，以此鉴别其是否为贤才。《淮南子》主张因人致用，随材器使，认为“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强调“无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276]体现了量才施用的思想。《将苑》指出“知人之性，莫难察焉”，探讨并总结了“知人之道”，即“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277]，主张通过这七种方式来鉴别将领；认为“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278]，主张根据将领才能的大小而各尽其才。《人物志》提出了“八观”“七谬”等人才品鉴方法，强调从性情、心理等方面观察和选择人才，注意避免在鉴别人才时容易产生的七种偏差；主张设官分职应做到量能授官，“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279]，君主只有知人善用，才能使天下大治。李筌借鉴了前人的鉴才选才用人的合理成分，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最终形成了自己关于“鉴才”“选士”和量才用人的理论。
首先是“鉴才”论。李筌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阐述了鉴别人才的原则和具体方法。他认为要从外在和内在、言和行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阅其才通而周，鉴其貌厚而贵，察其心贞而明”[280]，要审察其才智、鉴别其容貌、考察其思想品格；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考察其言行，“审其贤愚以言辞，择其智勇以任事”[281]，通过访谈来判断这个人是贤良还是愚钝，通过办事来考察这个人是否具有智谋和勇气。当然，这只是很笼统的考察，对于各类不同层次的具体人才，李筌提出要采用更有针对性的考察方法。他指出“择圣以道，择贤以德，择智以谋，择勇以力，择贪以利，择奸以隙，择愚以危”[282]，强调“事或同而观其道，或异而观其德，或权变而观其谋，或攻取而观其勇，或货财而观其利，或捭阖而观其间，或恐惧而观其安危”[283]，提出了考察一个人的道义、德行、谋略、勇敢、利益观、用间术、安危处置能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www.xing528.com)
其次是“选士”观。李筌针对选拔军队特殊人才问题进行了探讨，继承了《孙子兵法·地形篇》提出的“兵无选锋曰北”、《吴子》提出的“练锐”、《尉缭子·战威篇》提出的“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六韬》提出的“练士”等众多兵家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扩大了“选士”的范围，详细列举了十类需要选拔的人才，包含“智能之士”“辩说之士”“间谍之士”“乡导之士”“技巧之士”“猛毅之士”“蹻捷之士”“疾足之士”“巨力之士”“技术之士”，分别做了具体阐述。李筌指出，“智能之士”是指那些“有深沉谋虑出人之表者”[284]，“辩说之士”是指那些“有辞纵理横、飞钳捭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285]，“间谍之士”是指那些“有得敌国君臣问间请谒之情性者”[286]，“乡导之士”是指那些“有知山川、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287]，“技巧之士”是指那些“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诡谲者”[288]，“猛毅之士”是指那些“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札，戈矛剑戟便于利用，陆搏犀兕，水攫鼋鼍，佻身捕虏，搴旗摭鼓者”[289]，“蹻捷之士”是指那些“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亡形迹者”[290]，“疾足之士”是指那些“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291]，“巨力之士”是指那些“有力负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或二百四十斤者”[292]，“技术之士”是指那些“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阴阳、诡谲者”[293]。以上十类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均被列入“选士”范围，意图对外公开收揽军队所需要的不同岗位的各类专业人才。
最后是任贤使能，量才用人。李筌在《选士篇》《鉴才篇》《励士篇》《刑赏篇》等篇中反复强调用人问题，并且提出了用人原则和用人方法。他先后提出了三条用人原则。其一是“先察后任”原则。他指出“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294]，主张“欲求其来，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295]，强调要先考察其过往的作为与现今的表现，考察清楚之后再予以任用。其二是用长不用短的原则。他列举了五种人才进行分析，指出他们分别具有“柔顺安恕”“强悍刚猛”“贞良畏慎”“清介廉洁”“韬晦沉静”的长处，同时又存在“失于断决”“失于猜忌”“失于狐疑”“失于局执”“失于迟回”的短处，主张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其三是“尽其才，任其道”的用人原则。李筌主张针对不同的敌情，任用不同特长的人才执行不同的任务，以此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进行庙算筹划之时，要使用“智能之士”；开展外交谈判游说之时，要使用“辩说之士”；离间敌人之时，要使用“间谍之士”；深入敌境作战之时，要使用“乡导之士”；制造兵器之时，要使用“技巧之士”；挫败敌人的先锋、捕获敌人、防守危险地方、进攻强敌之时，要使用“猛毅之士”；乘人不备而袭击掠夺敌人之时，要使用“蹻捷之士”；约期传递情报之时，要使用“疾足之士”；攻坚作战之时，要使用“巨力之士”；诳骗、愚弄、迷惑敌人之时，要使用“技术之士”。作者最后总结道：“兴亡之道，不在人主聪明文思，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296]认为国家的兴盛与衰亡，就在于能否做到人当其才、才尽其用。李筌在阐述用人原则之时，也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用人方法，如前所述的针对十种特殊人才所采用的十种用士之法就是一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用人原则和用人方法在实践中是融为一体的。
（三）“刑禁赏劝”是经国治军之法
中国古代兵家重视信赏必罚，主张通过赏罚来激励士气。夏启在甘之战的誓师大会上对全体将士说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297]大意是说，在战争中肯听命用力的，就在祖先的牌位前面给予奖赏；不肯听命效力的，就在社神的牌位面前处死。我要把你们这些不肯听命效力的人作为奴隶或者干脆处死。商汤伐桀时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298]大意是说：你们还是要帮助我，来实施上天对桀的惩罚，我要大大地赏赐你们。如果你们不遵从这个誓约，我就要使你们成为奴隶，甚至杀掉你们，一个也不宽恕。孙膑提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299]，认为行赏的作用是勉励士卒用命；行罚的作用是立威驭众。如果统御军队不实行赏罚，就会“善恶相混”“能否莫殊”，就不可能达到“励众劝功”的目的。只有以赏服人，以罚立威，二者兼行，才能使军队明白善恶荣辱，保证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司马法》强调赏罚要及时，“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300]。李靖认为“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301]，如果当罚不罚，当赏不赏，罪重轻罚，罪轻重罚，就会败坏军纪，从而涣散军心，瓦解军队战斗力。
李筌继承了前人关于赏罚的兵学思想，充分肯定了刑赏在经国治军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302]，主张将奖赏与刑罚两种手段结合使用，以此成为治军的法规、治国的根基。英明的君主“执法而操柄，据罪则制刑，按功而设赏”[303]，这才是高明的经国治军之法。李筌认为，“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304]，能否正确推行刑赏制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这是着眼国家战略高度的富有远见的卓越认识，反映了李筌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度远远超越了前代和同时代的兵家。他还认为，刑赏制度运用得好与不好会产生多种结果，“能生而能杀，国必强；能生而不能杀，国必亡”[305]，但实施刑赏最好的结果是“能生死而能赦杀者”[306]，也就是能够做到让垂死之人活下去，让即将被杀之人得到赦免。这是作者所认可的贯彻刑赏的理想境界。
除了阐述刑赏制度的重要作用之外，李筌还论及实施刑赏应注意把握的几个要点。其一，奖赏要做到“五不赏”，不能“赏其常”。作者认为，“莅众以仁，权谋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临敌以勇”[307]都是将士本该做到的事情，主张“不赏仁”“不赏智”“不赏忠”“不赏能”“不赏勇”，否则就会导致争名夺利，进而导致政治混乱，“政乱则非刑不治”[308]。其二，刑赏要智谋而不能过度。李筌认为实施刑赏要适可而止，“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309]，刑罚多了而奖赏少了，刑罚就失去作用了；反之，奖赏多了而刑罚少了，奖赏也失去作用了，由此就会带来“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310]的严重后果。其三，执行刑赏要做到大公无私。《太白阴经》指出“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311]，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要做到“赏无私功，刑无私罪”[312]，认为只有遵循秉公去私的原则，才能收到实效，“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313]，天下的大治与大乱都系于能否公正实行刑赏。虽然言过其实，但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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