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谋胜：战争指导思想的道贵制人

《太白阴经》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战争指导的相关问题，涉及庙胜、谋略、激励士气、作战样式、用间、将帅职能等内容，独创性地提出了“道贵制人”“阴倾之术”“探心之术”“心迹”“法天”“则地”“和人”等兵学观点，极大地丰富了唐代兵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典兵学理论。

（一）庙算为先，以谋胜敌

李筌传承了孙子的“先胜”思想，仍然强调要做到“未战而先胜”，反对“先战而后胜”，主张要充分做好战前筹划和各项准备工作，施计用谋，不仅要多方运用谋略，更要巧妙用谋，“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213]，从而取得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的效果。

一是“庙胜”。李筌所说的“庙胜”源自孙子之语“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214]，意在强调战前庙算的重要性，通过研判战争形势，分析敌我双方的“五事”“七计”，探讨利害得失，由此预判战争胜负。他袭用了孙子的“庙算”思想，但对其着力分析的对象进行了调整，将“五事”“七计”简化为“天道”“地道”“人事”三个方面。李筌将正确选择战略时机视为“庙胜”优先考虑的因素，主张“天道无灾，不可先来；地道无殃，不可先倡；人事无失，不可先伐”^[215]，在“天道”“地道”“人事”没有出现对我方有利的战略形势之时，万万不可贸然发起讨伐行动，只有到了“上见天灾，下睹地殃，傍观人失”^[216]的时候，才能称得上出现了有利的战略时机，这时出兵才有取胜的把握。在进行战略决策过程中，作者主张要注意做到“法天”“则地”“和人”，“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217]，努力创造和促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218]的有利条件。李筌还提出了分析判断敌情的有效方法，即“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219]，强调先观察对手的行动踪迹，然后再以此揣测、摸清其军事企图。他在这里有创意地提出了“心迹”的兵学术语，主张兵家要根据敌方透露在外表的行动迹象进行综合分析和研判，以此抓住其行动的实质，摸清敌方的真正意图。在《沉谋篇》中，他进一步做了阐述：“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220]强调为了不让对手摸清己方的真实意图，必须做到内心的谋略与外在的行动迹象不一致，这是隐蔽自身谋略企图的关键。总之，李筌所提出的“心迹”术语蕴含了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范畴。

二是“非诡谲不战”。李筌在书中反复阐述谋略的重要作用，指出“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221]，充分肯定了以“诡谲”为基本特色的谋略在战争中的独特作用^[222]。他认为能够“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223]，不取决于将军布阵之势，而取决于“智士权算之中”^[224]。如果能做到智谋周全，那么万物变化都不会受到危害，“曲成万物而不遗，顺天信人，察始知终”^[225]。李筌从多个角度对谋略做了深入探讨。

其一，谋略要有欺骗性、迷惑性，以收到误敌惑敌的效果。作者指出：“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226]千方百计隐真示假，以假乱真，以此迷惑、误导对手。

其二，谋略要高度保密，不能随意泄露。李筌认为，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其谋也策不足验，其胜也形不足观”^[227]，指出那些“能言而不能行者”^[228]是国家的祸害，而只有那些“能行而不能言者”才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所以“至谋不说”，最好的谋略是不能随意说出来的，需要隐秘不外露。

其三，实施谋略要因敌制宜。李筌认为针对不同的敌人，要采取相应的适宜谋略以制之，“贪者利之，使其难厌；强者卑之，使其骄矜；亲者离之，使其携贰”^[229]。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受到利益引诱的敌人会越来越难以满足贪欲，由此就会使其缺少公正廉明；受到谦卑之辞麻痹的强敌会越来越骄傲自满，由此就会放松戒备；受到离间的敌人内部会产生矛盾，离心离德，由此就会迫使谋臣出逃。因此，只有因敌制宜实施谋略，才能取得成效。

其四，谋略是实现“全胜”的有效手段。李筌指出“善兵者，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230]，之所以采取如此的谋略手段，就是要使敌人分兵把守、被动防备、疲于应付，从而出现“我佚而敌劳，敌寡而我众”^[231]的作战态势。在创造出如此有利的态势后，“能以众击寡，以佚击劳，吾所以得全胜矣”^[232]。

三是“以阴谋倾之”与“以兵从之”相结合。李筌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上兵伐谋”思想，首次提出了“阴倾之术”，主张以“荧惑敌国之主”为目标，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阴谋之术。

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觋，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庾；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罪，怒则肆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蓍龟卜筮、鬼神祷祠，谗佞奇技乱行于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非者皆是，离君臣之际，塞忠谠之路。^[233]

李筌主张通过腐蚀敌国君主的思想、干扰其统治、搞乱其制度、误导其决策、破坏其内部关系、激化其各种矛盾，然后再“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234]，由此促使敌国出现“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235]的混乱动荡的局面，从而达成“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236]的目的。显然，李筌主张针对敌国君主实施暗中颠覆，通过采取各种手段，收到“荧其志”“淫其俗”“乱其政”“竭其财”等效果，最终造成“其国已破”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李筌提出要“以兵从之”，也就是文武结合，“先以阴谋倾之”，而后再“以兵从之”，由此可以实现“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城可拔，其众可溃”^[237]的战略目标。显然，这一思想脱胎于孙子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238]的思想，将“全胜”与“战胜”融为一体，但李筌所提出的“阴倾之术”又进一步丰富了孙子的“伐谋”思想内涵，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手段多样、效果显著的相对独立的操作体系，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发展了古代兵学理论。

（二）注重料敌，提出“探心之术”(www.xing528.com)

孙子最早提出了“料敌制胜”的兵学观点，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筌也格外关注战争指导过程中的“料敌”问题，并做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兵学主张。他指出“重莫难于周知，揣莫难于悉举，事莫难于必成”^[239]，充分肯定了“周知”“悉举”的重要性，将周密了解敌情、全面掌握敌情变化作为战胜敌人的前提条件。他还指出在了解敌情时应遵循“先观其迹，后知其心”^[240]的指导原则，主张通过表象摸清敌人的真实意图。在如何料敌的问题上，李筌的最大兵学贡献在于提出了“探心之术”，也就是探察敌人内心企图的方法。作者阐述了“探心之术”的历史渊源，从淳朴封闭的社会状态发展到相互交往、相互竞争的社会状态，而《鬼谷子》的应运而生，标志着“探心之术”正式产生并四处流传开来。

李筌全面研讨了探心者探察敌情的技巧方法。

其一，摸清被探察者的真实心理状况。作者主张“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谋略、成败”^[241]混杂在一起说教，以此观察被探者喜爱什么、厌恶什么、远离什么、接近什么，然后顺应其欲望来攻取他。

其二，判断被探者的外在表象与内心所想是否相合。李筌主张根据一般人“阴虑阳发”的行为准则，以虚言假语探问对方，对方却用真心实意来回答，这样便可以“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242]，判断其容颜表情、语言表达与内在心理是否相合，通过反复求索，最终摸清其真实企图。

其三，探心之法要因人而异。李筌认为要依据不同的被探者，采取各不相同的、有针对性的探心方法。他指出“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243]，列出了针对仁人、勇士、智士、愚人、不肖者、好财者六类人所采取的六种探心法。李筌还提出，如果被探者是智者、博者、贵者、富者、贫者、贱者、勇者、愚者八类人，那么就应该采取相对应的交谈方法。比如，与智者交谈要“依于博”，与博者交谈要“依于辨”，与贵者交谈要“依于势”，与富者交谈要“依于物”，与贫者交谈要“依于利”，与贱者交谈要“依于谦”，与勇者交谈要“依于敢”，与愚者交谈要“依于锐”。

其四，“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李筌认为“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244]，内心情感发生了变化，外在表象也将会随之变化，因此可以根据这个人的外形变化来观察其所隐藏的内心企图，这就是“所谓测隐探心之术也”^[245]。他曾经在《庙胜篇》也表达过类似思想，提出“先观其迹，后知其心”，均强调透过人的表象探察其内在本质、摸清其真实意图。这是值得肯定的“探心之术”。

（三）“道贵制人”，争取主动

历代兵家一贯重视争取和掌握战争主动权。孙子提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兵学观点，对后人产生了巨大影响。《鬼谷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246]因其属于纵横家言论，这里提及的主动权多指外交场合以及人际交往等社会活动中的主动权。李筌略微改动了《鬼谷子》的文字，并将其引入兵学范畴，尤其是将争取主动权上升到“道”即战争规律的高度，极大地提升了这一观点的哲学内涵。他指出“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247]，提出了“道贵制人”的战争指导原则。在对掌握战争主动权问题的论述方面，有学者认为，李筌“道贵制人”的兵学观点，要比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表述更加鲜明、更具新意，并且他还就如何把握战争主动权提出了五条指导原则^[248]，从制人之术、调动敌人、捕捉战机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战争主动权的实现方式。

其一，妥善处理彼己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李筌指出“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249]，提出了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是对敌人长、短的正确处理，另一方面是对自己长、短的处理。

其二，有效调动敌人。李筌主张在对敌行动中要掌握主导权，灵活调动对手，指出“善兵者，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250]，通过攻打敌人要害、空虚之处，同时从多个方向展开攻势，示形迷惑敌人，以此造成我军安逸而敌人疲劳、敌军兵少且分散而我军兵多且集中，从而夺取战争主动权。

其三，“见利乘时”的作战指导原则。李筌主张指挥员要做到“见利而起，无利则止”^[251]，原因在于“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252]，强调只有出现有利条件时才能与敌交战，这时即使兵力少也必定获胜。为了夺取作战中的主动权，他还特别重视及时把握战机，认为“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253]，捕捉战机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做到“见利不失，遭时不疑”^[254]，在有利时机到来时果断把握，决不迟疑，否则反而会遭受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