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阴经》深入地探讨了战争的性质、目的，表明了对战争的鲜明态度，体现了道、兵、儒兼取的战争观的特色。有学者认为，将道德仁义观念应用于战争领域，是中国兵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191]李筌以“道德仁义”来区分战争性质，认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192]，指出“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193]，只有仁义之师才可以无敌于天下。他并非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背离“道德仁义”的不义之战，认为“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194]，不讲“道德仁义”者是不能消除祸害、造福黎民百姓的；反之，仁义之师能够“存亡继绝，救乱除害”[195]，在战场上可以做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196]。他主张“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197]，鲜明地表达了支持正义战争的态度，认为正义战争必定能够获胜。
李筌的战争观突出地体现了重德的特征。《四库全书总目》对《太白阴经》有一番精辟的评论：“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198]李筌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在于君主是否有“道德”，只有以“道德”为治国用兵之根本，才能战胜攻服。他将取胜途径分为四个层次：“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199]赢得胜利的途径不同，军队的最终结局也不一样，“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200]，用势力和谋略取胜的军队终归要被消灭，唯有用道和德取胜的军队能够所向无敌。李筌主张在用兵之时，先以德义感服对手，“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201]，认为用德义感化对手是优先考虑的怀柔手段。至于用兵的目的，《太白阴经》明确地做出了回答：“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202]制止祸乱、消除患害就是用兵的目标所在，旨在重建社会秩序，为百姓造福。当然，这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由于战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严重后果，李筌秉持了“慎战”的态度，指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203]，自古以来明智之士都将战争视为“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204]，轻易不诉诸战争，极力倡导“贵和重人，不尚战也”[205]，只有在没有退路、迫不得已之时才会使用战争手段，充分表明了自身谨慎对待战争的基本立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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