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阴经》蕴含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兵学问题，分析了人与战争胜负、国家强弱、地形险易、军队法制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长于辩证思考，能够从正反两面去分析一个问题，从而得出较合理的结论，比如从“形”和“神”两个方面去考察战争、军队，进而揭示其本质。
（一）“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在古代科技水平落后、封建皇权思想和迷信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在艰难无助之时，往往求救于天神或寄希望于占卜、巫术。这是受限于时代条件的人们的思想认识状况的真实反映。但是，李筌在探讨“人谋”这一兵学问题时，却难能可贵地跳出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充分肯定人事的重要性，强调要全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学者认为：“李筌军事哲学思想最可贵、最精彩的部分则是有关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171]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兹从三个方面逐一予以探析。
首先，李筌分析了战争胜负与天、人的关系。在分析了天地万物属性后，《太白阴经》指出“阴阳不能胜败存亡、吉凶善恶明矣”[172]，进而强调“阴阳寒暑为人谋所变，人谋成败，岂阴阳所变之哉”[17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天之阴阳寒暑不能决定战争胜负，而人的谋略计策才是决定性因素。在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作战胜负的重要影响之后，李筌还强调要破除作战过程中的占卜祭祀、求神拜鬼等迷信活动，诸如“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174]之类的迷信行为，认为“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175]，揭示了崇信天道鬼神对用兵作战的危害性，最后借用孙子之语提出了解决方案：“明王圣主，贤臣良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之于度，必求于人。”[176]用兵打仗、出奇制胜还是要靠“先知”，借助人的力量来实现，舍此别无他途。
其次，李筌分析了战争胜负与地、人的关系。他指出“地利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177]，认为地形条件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确保作战就必定胜利，随后列举了三苗氏、夏桀、商纣王、秦朝，三国时期的吴、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后秦、成汉、南朝陈因为一味倚赖有利地形而不治理朝政，最终导致败军亡国的反面案例，由此得出了“天时不能祐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178]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李筌探讨了人在其中的作用，认为地形的险易因人而变，即“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179]，地形本身并没有绝对的险要与平易之区分，地形只能对战争起辅助性作用，“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180]，唯有充分发挥“圣主智将”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利用“地利”战胜敌人，客观地看待地形的作用而不片面夸大，反映了作者冷静、务实的唯物主义思想。(www.xing528.com)
最后，李筌分析了勇怯与天性、法制的关系。作者援引了先前经典观点“勇怯有性，强弱有地”[181]，勇敢和怯懦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刚强和柔弱是由地域决定的，不同地域的人具有不同的特征，诸如“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182]。但是，历史上却出现了大量与此相反的事例，比如项羽率军击败秦军，威震海内，诸侯臣服，这怎么能说楚人轻狂而不足道呢？田横自杀身亡，受其感召而忠心追随的五百壮士也步其后尘，自刎而死，这怎么能说齐人狡诈不实呢？在列举了诸多反例后，李筌得出了结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183]认为人的勇怯并非由人的天性、地理环境决定的，而是受到将帅的智谋、军队实施的刑赏制度、战争形势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在人性勇怯形成问题上否定了“地势所生，人气所受”的唯心的先天决定论，得出了“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的唯物主义观点，具有兵学理论与实践的进步意义。
（二）有所创见的辩证法思想
《太白阴经》考察了诸多相反相成的兵学范畴，涉及阴与阳、勇与怯、形与神、长与短、攻与守、刑与赏、制人与制于人等，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兵学观点，尤其以关于形与神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形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最早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荀子所提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184]，认为先有形体后有精神。司马迁、王充、范缜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形与神的关系，指出形体是精神所以从属的物质实体，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李筌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该范畴引入兵学领域，创造性地从哲学高度研究战争领域的形与神的关系。李筌认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185]，并对战争过程中的形与神进行了描述，“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186]，指出“形”是以武器装备为代表的具体可见的客观物质因素，“神”是将帅施用计谋之类的无形不可见的主观精神因素，形与神在战争中紧密结合，共同作用，缺一不可。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二者的朴素关系问题，指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187]，彼此互依互存、互为作用，“形”要发挥效用离不开“神”，而“神”要达到目的又要借助“形”，深刻地揭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李筌列举了一系列采取“示形”之法迷惑对手的具体手段，认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188]，示形惑敌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实质上是将帅的智谋在幕后发挥作用。作者在最后进一步探讨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189]，认为“形”不依赖军事谋略的运用，就不能产生灵活多变的战法；“神”不依赖敌情的变化，就不能成为克敌制胜的有效谋略。李筌正确地辨析了形与神的互动关系，将军事谋略上升到主观的精神因素，即“神”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形”与“神”、军事实力与军事谋略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对哲学范畴的兵学内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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